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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名学生放弃高考:读书同超生一样致贫[图]

2006年4月26日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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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涪陵一中的一间高三教室里,许多课桌被叠起来,他们的主人已经外出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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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郭云明的老父亲站在自家简陋的房子前,孙女的学费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沙尘暴、灰霾、污水菜、房价高、看病贵……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我们习惯,被我们视为正常,以至于忘记了它们原先并非合理存在。

      对于重庆涪陵高三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家长来说,这个被习惯的非合理存在就是放弃高考。当记者就541名学生弃考一事赴当地调查时,有的被访者流露出惊奇的表情,他们不理解,这种“极其正常”、每年都在发生的事有何新闻可做?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事竟变得正常了本身就值得关注,而我们那种可以习惯一切的习惯更值得警惕。

      在距离城区40多公里的涪陵十二中高三一班教室,班主任陈柳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高考数学试卷。他不用像去年那样大声说话,讲解之余还要停下来维持哄闹的课堂秩序。在像被“鬼剃头”一样的教室里,后半截空出长长的尾巴,不到30名学生将讲台围成一面扇形,任何一个声响,甚至眼神的溃散都在老师的视线范围。

      教室后面,在那条隐约可见的“距离高考还有64天”的标语旁边,一些课桌被上下合叠起来,沿着墙壁垒成一排。这些桌子的主人,早已不会出现在课堂上。上学期高二会考后,这里有37名学生离开学校。校长景槐鱼说“从高一开始就陆续有学生退学打工,这在当地极其正常”。

      这种正常,同样包括了涪陵区其他8所非重点高中。最新的统计数据是在去年12月,重庆市涪陵区17所中学上报给区教委的参加毕业会考总人数仅4837人。这意味着,与2003年学校招生5500余人相比,两年时间里,一共流失了663名学生。到高考报名时更是缩减到4296人,又有541名学生放弃学业。

      “为了落实高招工作,我们提前了2个月到各个学校宣传。”涪陵区招生办副主任余三红说,“结果还是有这么多学生弃考。”

      学生们都到哪里去了?4月5日,黄昏。弃考学生晓敏刚刚刨完一块榨菜地回家,她的家在珍溪镇附近的半山坡上,四间横屋,墙面是泥土,屋顶的瓦片残缺不齐,还有一道塞得进手掌的缝隙——一年前,屋子一角曾经倾塌过,没那么多钱修补,只能开天窗。“班上很多人都不想读了,我是因为家里穷,大学学费那么贵,父母身体又不好,所以决定回家帮他们。”晓敏解释说。

      供养孩子读书(尤其是念大学)如同超生一样给村里带来贫困,正在这些山坡上蔓延。在蔺市镇边的山上,四周小楼耸立,一位儿子在涪陵师范学院念体育系的母亲说:“儿子不上大学的话,我们也能修栋楼房。”在她身后,突兀的三间用泥土堆砌的房子,是一家四口的栖身之所。

      涪陵区乃至教育部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高额的教育收费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放弃读书的梦想”。尤其是这些贫困的教育底子薄弱的中西部山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的字眼已被告知失去了魅力,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更现实和功利的出路。

      余三红所在的涪陵区招办通过各中学领导和教师对其中的529名弃考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64人外出打工,98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辍学在家,此外,还有小部分学生因就读了民办高职、降级等原因,放弃高考。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放弃高考的541名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农村高中学生,越是地理位置偏远的学校,人数越多。景槐鱼认为,“这些现象并不反常,区域经济的差异,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给城市和农村的学生造成了天然的难以逾越的鸿沟,越来越多农村学生享受不到大学教育。”

      【四流学生】

      农村娃上高中就是为了一张高中文凭

      “如你所看到,这里的学生多数是前程渺茫。”中午休息时,景槐鱼靠在电脑前的椅子上说。

      涪陵十二中坐落在一个有着2.6万人口的珍溪镇东头,学生来自周边五个乡镇,它离繁华的城区有50多公里,这个距离等同其他农村中学的地理位置。

      这个时候,校园最西端漂亮教学楼五楼的高三教室异常安静,除了桌上毕业班特有的堆积如山的复习资料几乎找不几个人影。另一间教室,5个女生围成一团高谈阔论。能否考上大学,已成定数,在类似的休息时间里,她们更乐意彼此交换QQ聊天或者见网友的心得。

      “大部分学生是抱着读了三年高中不参加高考怕以后留下遗憾的想法,才继续留在教室里。”景槐鱼说,在涪陵十二中4年来的高考中,只有去年一个学生上本科线,而且还是体育特长生。

      “他们读高中的目很明确,就是一张高中毕业证。”景槐鱼把这种教育称为普及高中教育——这是涪陵区教委在十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它预计在2010年实现。

      景槐鱼相信,整个农村中学的教育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从高一招生时,“这些学生,都是四流学生”。

      四流是对学生生源的一种描叙。更确切来说,是在九年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城区和农村学校、重点与非重点高中在生源争夺战中对学生的一种区分。这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在农村的普遍现象。

      “市重点学校拥有优先录取权,划定分数线后,把优异的学生都录取了,此外还有区重点,城区非重点中学。”经过前三轮遴选后,才轮到这些普通的农村中学,所剩学生,已经在四流之内。在涪陵区,共有6所农村高中,如景槐鱼所言,这些学校更多的是在承担普及高中教育的责任,高考与他们无关。

      这种教育机制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珍溪镇永柱村二队的陈永珍说,“初中毕业证人人都可以拿到,别人都向大学看齐,我们家里穷,孩子读书又费力,拿个高中文凭就行了。”她的儿子王勇,在参加完会考并确信能拿到高中毕业证后,到外面去打工已经2个月了。

      跟当初的打算一致,农村中学大部分学生高中会考后便外出打工。出于对上述事实的理解,景槐鱼认为,高中学生流失,是件极其普通并且合乎现实的事。

      与之相印证的是,据涪陵区招生办调查,占绝对数量的弃考生正是从这些“四流学校”里出来的。在涪陵区6所农村高中,弃考的达252人,其中涪陵二中104人、八中11人、十中39人、十二中37人、十七中30人、建峰中学31人。“高一时招生270名左右,如今还剩下130人,从当初的5个班缩减到3个班。”弃考人数最多的涪陵二中张校长说。

      但在涪陵一中副校长毛敬平看来,夹杂在市重点高中和区重点高中的缝隙里,城区中学虽然没有统计放弃高考的学生数量,但同样仍面临着困境。

      在涪陵一中8个高三班级里,每个教室都空出了10多个座位,流失最多的高三三班,目前只有23个学生,正好是高一时的半数。

      这所城区内的普通中学,在2005年高考,只有1名学生考上二级本科院校。

      【城乡差距】

      教育与经济一样,城乡间有条巨大的鸿沟

      景槐鱼以及其他农村中学校长越来越接受,涪陵五中和实验中学属于全区教育金字塔塔顶的说法。作为底层基石部分的他们,得“让重点高中担负起本区高考战役的荣辱责任”。

      比起那些凋零的高中,这两所重点高中确实让人肃敬。在涪陵区所有家长眼里,孩子能够进入这两所教学楼占据了整个山腰的学校是种荣耀。“等于一条腿已经跨进了大学校门。”

      在去年高考中,涪陵实验中学上线人数为1349人,涪陵五中1320人,全区总分在600分以上的考生121人,涪陵五中55人,实验中学66人。而如涪陵十二中的农村中学,只有零星几个够上高职的学生。

      这种差距就像涪陵城区密集的楼房和该区荒凉颓废的乡村一样对比强烈。这里是典型的中西部山区,地广人稀。全区幅员总面积2941.46平方公里,2004年末全区户籍人口ll1.5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1.1万人,占72.7%。

      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但主导整个城市发展的却是工业。资料显示:涪陵区有19户企业进入重庆大中型企业行列,8户企业跻身重庆市工业50强,拥有4家上市公司,加上收购的上市公司,共有6家上市公司。此外,几年前,娃哈哈、纳爱斯等一批外来企业的落户也为当地年均递增13.8%的GDP做了注解。

      工业的兴旺,吸纳了城区相当大部分的劳动力,也为城镇居民的收入提供了保证。2003年,涪陵城镇职工平均月工资817元;2004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52元。但在涪陵区统计局的一份报告上显示,这些“龙头企业”,譬如太极集团、娃哈哈公司等尽管规模较大,但与农户无多大相关。2004年政府公布的农民年均收入为2529元,实际上,对于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这仍是难以企及的天文数字。

      陈其芳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的儿媳妇以及一个14岁儿子的母亲,同时也是一个经年妇科病缠身的41岁的农妇。在石塘二社,她家附近的一条马路上,她抱怨说,还有几个月儿子就要初中毕业,这个年轻人,是不愿意跟父母去种两亩榨菜地的,但一时又没有目标。

      去年全家的收入,“儿子每年的学费几乎花掉了大半”。陈其芳抱怨:“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农村学生学费全免的政策来得太晚。”对于她家来说,几乎享受不到。

      她不准备让儿子再继续读下去。虽然,年轻人一脑袋幻想,他甚至提议开个工厂。“开工厂?你有文化吗?去读书?你有钱吗?”母亲问。

      陈其芳认为,儿子读到初中毕业,已经不算文盲了。这是她唯一的欣慰。

      对于还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农村家庭来说,把孩子送到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脱掉文盲的衣裳,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连“到广州打工都没人要”。

      珍溪小镇离涪陵城区50多公里,沾上了榨菜之乡的声誉后,说不上贫困。宽阔的水泥硬化公路两年前已经修到了门口,镇子两旁林立着崭新整齐的楼房,网吧里坐满了全身心投入游戏当中的青少年。

      镇上的学生读完初中后,基本都升入高中,两年之后,又纷纷离开家乡。“家长送孩子读高中的唯一目的就是毕业证书。”因为随着大量大学毕业生的闲置,如今在外打工,进工厂的门槛从之前的“初中文凭已经升到了高中文凭”。

      “农村人目光短浅。”涪陵城区居民周小平对儿子的要求是,一定要读完大学,一定要学会英语,一定要懂得电脑,还要学会开车。

      他每个月至少有3000元的工资入账,供养着一个孩子,不用在每年开学时,为筹备学费而苦恼;他也不担心教育质量问题,两所市重点高中,一所区重点高中以及若干教学设施优良的城区高中近在家门口。

      4月6日,心宽体胖的周小平坐在的士后座,经过气势磅礴的涪陵五中大门时说:“4年后,我儿子从这里踏进大学的校门。”

      【务实之选】

      放弃高考离开学校,她甚至感觉有些释怀

      在涪陵农村,越来越多的孩子明确自己的前途是什么。位于龙潭镇的涪陵十七中高三理科班学生谭君是个直爽的女孩子。她说:“努力争取一下,能考上高职,但父母绝不乐意供养孩子读一个就业无望的学校。”

      希望很渺茫,跟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样,每年都在扩招的大学同样照顾不到这些山区的穷困学生。

      这所高中,今年有30个学生放弃高考,剩余的学生,大部分都已经作好了参加高考后离家打工的准备。“与其在学校等待已经清晰的答案,倒不如早点离开这里。”涪陵一中应届毕业生袁琳琳说。

      2月12日,18岁的袁琳琳到学校报到,交了570元学费后,沿着宿舍右侧垂着紫罗兰的水泥路穿过教学楼,一路蹦跳着离开嘈杂喧闹的校园。两天后,新学期开始。两个星期后,在广州一家灯饰厂,袁琳琳开始了新的工作。

      “570块钱是保留学籍的费用。”母亲高登素说,“只有那样,到时才能拿到高中毕业证。”

      这个在高考前中途退场的学生,离开学校时,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悲壮,她甚至有些释怀。回家后,袁琳琳第一句话问妈妈:“小舅什么时候带我去广州?”

      母亲回忆说:“起初确实想过考大学,毕竟整个家族还没有一个大学生。”

      去年,涪陵一中高考合计71人上线,其中上二类本科分数线的仅有1人,17个艺术体育类,10个三类本科,19个专科,54个高职。虽然,比起那些农村中学战绩已经高了几个水准,但“好的成绩都到涪陵五中和实验中学去了”。袁琳琳说,2005年,这两所学校的重点本科上线人数都在300人左右,一般本科人数已经越过2000人。于是,袁琳琳和她300多名同学面临同样的问题。

      “一是娃的成绩不好,升大学困难;二是家里经济条件差,大学学费特贵,供养不起。”高登素说。

      “那么,考大学还是打工?总要说清楚。”毕业会考后的第二天,父亲袁永德问无所事事的女儿。袁琳琳吞吞吐吐地说,班上有好多同学不读书了,如果可能她还想继续读高职。

      “读高职三年要花几万元是肯定的,又不包分配,出来还是要找工作。”事实上,父亲心里决定了。他说:“你还不如跟小舅去广州打工。”小舅是马武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停薪留职3年,目前是广州一家灯饰厂的主管。在袁琳琳离开学校后,镇上有家幼儿园想请她过去当老师,但她不乐意。现在,袁琳琳跟着她的小舅到广州工厂已经2个月了。因为还是新手,每月工资只有750元,等熟练之后,可以拿到1000元。这远比在家当幼儿园老师的450元工资强。

      这个18岁的女孩越来越喜欢外面的世界,高耸入云的大楼,车水马龙的街道,千奇百怪的服饰,到处洋溢着新奇。在学校虽然能学知识,但相对于打工的生活,她更喜欢后者。“比读书还是要轻松些。”

      【风险投资】

      供女儿上大学使郭家成村里最穷农户

      袁琳琳的家乡,几乎没有人认认真真考虑过是否要读大学。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学这类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危险性。散落在北山坪永驻村4队的50多户村民,对于这里惟一的大学生家庭郭云明一家的争议就从未间断过。

      郭家的独特,不全因供养了一个大学生,同样是在贫困村落里,那栋坐落在半山坡上简陋矮小的土屋,看起来更像是邻居家的猪圈。

      为了供养女儿读大学,郭云明每年开学时都要找亲戚和邻居借钱,每次借钱,郭云明都许诺,等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了,马上归还。最近,一个传闻又成了永驻村4队村民们的热门话题——那些被借过钱的邻居担心,7月份毕业后,如果郭家女儿没有找到工作,这笔债务找谁去要?

      有一天,当在涪陵师范学院读音乐专业的郭佳丽向父母拿今年6000多元钱学费时,苍老的郭云明感叹:“读大学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最近,由国家教育部官员调查的数据是: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包括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是在不考虑农民自身的吃饭、穿衣、看病、养老等因素的情况下。

      在永驻村唯一还在坚持读大学是理想出路的郭云明家,虽然这个一辈子都跟土地打交道的老实菜农还没细致算女儿读大学的所有费用,但答案可以从郭家的状况窥见一斑。“这是周边10公里内,最穷的一户人家,早些年,连房子都没有。”邻居杨娟说。

      郭云明一家靠进城卖菜,去年收入为2000多元,郭佳丽每年的学费在6000元左右,现在已经从家里拿走了2.4万多元。郭云明和妻子每天拼命地刨地,甚至希望一块土地能长出两块地的萝卜。但事实上,按照1毛钱一斤的萝卜价格,他现在刨的这块地的收成,甚至连来回车马费和伙食费都不够,因此,他每次都选择天蒙蒙亮挑着担子走30多公里的山路进城。

      “所有的钱都给了郭佳丽的学校。”站在空荡荡的家门口,郭云明79岁的老父说。为了攒集家用,老人每天都要上山干农活。他今天下午的任务是挑粪浇灌菜地,从半山腰到山顶,老人肩上的粪桶晃晃悠悠,一路洒了很多。来回了四趟,直到他似乎用完了所有力气,他将担子放在一块平整的田垄上,弓着腰愧疚说,“要是以前就不会浪费这么多了,现在老了”。

      近段日子以来,郭云明也感到苍老迅速而至,这个50岁的汉子,妻子和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找邻居借来的,他一脸愁云,心思沉重。

      土地越来越贫瘠,白菜的价格贱1毛钱一斤,尿素却买到了80块钱一包,而临女儿毕业的日子也越来越近,离借学费承诺的归还期限步步逼近。“现在工业科学了,肩膀却压不起了。”他说。

      最令他担忧的是,当初将女儿送去读大学,他在心里说服自己的美好愿景,似乎也越来越缥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残酷现实,也让他颠覆了那个决定的意义。

      郭云明不知道,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有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到今年,大学毕业生将达413万人。毕业生比去年多20%,就业机会却少20%。

      “如果再做个选择,我不会让她读大学的。”4年来,每当受到邻居和亲友的诘问时,他总是讷于表达。

      经济的窘迫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放弃读大学的梦想,据“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结果,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郭佳丽尽量使自己不去想毕业后的事,虽然还只有2个多月,“如果再想下去,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出事”。

      【泥巴、老人和狗】

      村庄一年里都处在劳动力匮乏状态

      年轻人倾巢而出,村庄像被抽空了一样。“在农村,你惟一能看到的,就是泥巴和老人,还有狗。”一个叫刘云芳的78岁老太太说。

      两年前,她的儿子儿媳和两个分别为18岁和20岁的孙子到上海打工,留下5个人的田土,老人一个人耕种。

      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大量土地开始荒芜,在永驻村4队,一个只有50户居民的小山坡,如今剩下的不到20人。3年前这里涌入大量三峡库区移民后,每个人只有3分多土地,但仍有半数以上的田地里长满蒿草。“长时间不播种,土地会越来越贫瘠。”刘云芳说。

      这样的景象在涪陵区已经习以为常。从焦石镇回涪陵城区的路上,在一块盘山梯田里,两位70多岁的老夫妻,用裂开的松树皮一样的枯手代替牛耕,一锄头一锄头将土地翻新。除了干活,在闲余的时间里,老人们拢成团扯谈,这已经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有效方法。(转载请注明来源:南方都市报·奥一网)

      改变的还有观念,留守土地的老人们认为,大多数放弃学业的青少年,都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跋涉到离家千里的异乡去,否则的话,他们的家将面临与郭云明一样的困境。

      因此,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的悲情,丈夫离开妻子,儿子离开父母。42岁的张兴文也在为女儿外出打工的日期作准备,他是一个船舵工,在水上漂泊了一辈子,拿着800元钱一个月的薪水。

      他抱怨说,村里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沥青化工厂,却没有优先安排当地的劳动力,钱多少无所谓,哪怕是300块钱一个月,对于这些上了岁数的人,在家门口工作总比在外面奔波好。过几天,他要去送高三退学回家的女儿到广州打工,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新的苗头也在潜移默化中出现。打工者离开农村后,带来工商业的反哺又促成了农村最后的现代化和环境的改善。在涪陵区最偏远的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木乡,一条平坦的水泥路,穿过12座桥,沿着60公里的山路修进了村子。在这里,中国联通的宣传广告已经贴在了墙上;屋子的楼顶出现了白色锅盖一样的电视接收器;一条通向更远的新的公路即将动工;乡政府准备引进一笔资金,开采武陵山上丰富的煤矿资源。而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当地外出打工发了财的村民。

      3月3日上午10点,大木乡党委和乡政府宣布了最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鼓励读书”。从2006年开始:

      “每年对户籍是大木乡农村户口的学生,升入全国排名前10位高等学校的,一个学生奖5万元!”

      与此同时,一项重要的奖项更令村民兴奋:十个靠自身勤奋努力拼搏最后成功的打工者的事迹,用大红纸海报贴在大木中心学校校门口的宣传栏里。村民争相传阅。

      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优秀打工者当中,只有1名读过大学,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如今,他们年收入都在50万以上,这已经超过了整个大木乡一年的财政收入。

      一个名叫李智慧的女孩,“几乎成了村民教育子女的榜样。”年仅25岁的她,高中毕业后走南闯北,通过自身努力,如今在北京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去年,她一次性带走了家乡8个刚刚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走的时候,政府还开了热闹的欢送会。

      出台重奖教育政策的大木乡党委书记黎新平,很长时间内陷入“重视知识振兴教育”和“外出打工发展经济”的矛盾中,两者不能平衡,他承认,现实让村民不得不目光短浅。

      “重奖大学生提高村民素质是一方面,但如果按照标准,大木乡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拿走5万元的奖金,对于这些贫困山区来说,考大学已经很稀少,何况全国前10名的重点大学。”但“外出打工,富了不忘乡亲,只要一个人出来了,肯定会带动一大帮人,比起那些空乏的口号,这种致富方式更适合当下农村。”因此,后者的号召力远远超过了前者。

      上周六,一个老乡聚会在深圳举行。其间,一名同学有感而发:“当年要是读大学,现在会是怎样?”大家纷纷猜测。有的说“可能当白领了,现在正坐在经贸大厦办公室里上网”;有的说“可能考上公务员,进政府当官,家里人也跟着发达了”;也有人反对,“可能跟外面的大学生一样,正挤在10元小店里,没日没夜地找工作呢”。只有谭美军默不作声,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他,现在在东莞一家空调厂当质检员,每个月拿着2500多元的薪水,除了供自己花销,每个月还能寄1500多元给父母。他开始觉得,当名质检员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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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稿:李宏洋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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