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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四家由澳大利亚归国华侨兴办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它们不仅给当时的上海人带去了最时髦的购物方式，还初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百货业。在那个提倡“实业救国”的年代，这四大百货公司成为华人资本的一个典范，孙中山先生就对百货业特别有兴趣，他本人还购买过“先施”公司的股票。而四大百货的成功并不是一夜成就的神话……

　　对于现在的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逛商场总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家庭殷实的女人们就乐衷于逛商店。上海的女作家素素在她的杂文集《前世今生》里，这样写到，“百货公司是当年时髦女子的一大生活内容，也是她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位至今健在的妇人，回忆三十年代自己结婚初年的生活，说，这叫忙啊，几乎天天要到南京路去。四大公司都有好几个楼面，从上头走到下头，从下头走到上头，一眨眼就到了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只好明朝再来，去另一家百货公司。”她说的这四大公司就是当年上海最著名的四间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从今天开始，我们为您讲述这一段百货传奇。

　　从澳大利亚到香港

　　在上海南京路上，至今还耸立着四幢古老而奇特的欧式建筑，这四幢建筑分别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大百货公司的旧址。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李敏周，蔡昌都是中山人，而且又都是澳大利亚华侨。

　　旅居澳大利亚的李承基今年已经89岁了，他曾经是上海新新百货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耳闻目睹了四大百货公司在澳大利亚发迹，而后崛起于上海的全部经过。

　　李承基：郭乐先生就是永安公司的创办人，他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唐人街买卖出身的，他自己都想不到，他回香港开了一家百货公司，到上海开了这么大的百货公司，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一个梦想。

　　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创业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华人劳工开始涌入澳大利亚，他们大都是来自中国南部乡村的农民。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在来自全世界的淘金者中，华人有四万人左右。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澳大利亚的金矿日渐枯竭，淘金的热潮开始烟消云散的时候，那些在采金区劳碌的华人劳工只能另谋出路。他们有的人仍然留在当地，从事各种手工业；有的人则去到澳大利亚北部的昆士兰州，拿出他们种地的看家本领，从事蔬菜，果园等种植业，李承基的外祖父梁坤和当年就在昆士兰州种植香蕉。

　　李承基：澳大利亚本身种出来的香蕉很大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种出来的，叫做“象牙大蕉”小小的。比澳大利亚的香蕉好吃，价钱又贵，而偶然的一个机会，他们从中国寄来了香蕉的种子，因为香蕉很适合昆士兰的土壤，所以他们收成得很快。

　　中国的香蕉来到澳大利亚的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同样长的是硕果累累。香蕉成熟的季节，就必须寻找出路，梁坤和和那些种香蕉的中山华侨把倾销的目标首选在了悉尼。这个时候，另一批中山华侨恰好在悉尼的“唐人街”兴办了一系列经营香蕉批发的“果栏”，其中规模较大的要数马应彪的“永生果栏”，郭乐的“永安果栏”。

　　李炳鸿：这两间是“永安”公司的旧址，两间都是，过一间就是“永生”公司，当时他们经营的生意非常好。很多新南威尔士省的果商都来里购买水果、香蕉回去卖。

　　李承基：“永安果栏”、“永生过栏”，他们联合了一间叫做“永泰果栏”，三间联合在一起，每间果栏都用一个字，叫做“生安泰”，联合在一起，是一个组合来的。专门经营香蕉，所以把澳大利亚悉尼的所有香蕉，都被他们垄断了。据统计，他们一年能做四万(英)镑生意。当时四万(英)镑可以买些什么呢？一条街都可以买得到。

　　有金融人士计算过，当年的一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五千英镑，所以当时的澳大利亚中山华侨，实际上已经垄断了悉尼的香蕉市场。这种状况立即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他们虽然还不能准确估算这其中的收益，但还是出台了限制华人种植香蕉的政策，精明的郭乐就在澳大利亚临近的斐济群岛买地来种植香蕉，然后再进口澳大利亚，但后来，香蕉进口也被限制了。

　　李承基：马应彪先生和郭乐先生，在澳大利亚他们没办法立足，第一，他们没有居留权。第二，在那里做生意没有保障。随时可以出台一条法例，来制止你，没有保障。又不能买物业，在澳大利亚赚这么多钱能有什么用，所以他们想到，不如回中国，落叶归根。

　　19世纪末，带着在澳大利亚积累的财富，马应彪回到了香港，郭氏兄弟则回到了故乡中山。他们分别经营过相当于现在旅行社的买卖——“金山庄”，为来往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华侨乡里购买船票、安排住宿、传递家信，还帮助那些澳大利亚华侨将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捎给他们在中国乡下的亲人。

　　黎志刚：昆士兰大学教授：譬如“金山庄”，除了做汇兑之外还要送信，那要建立这些网络的时候，他们要经常来于侨居地和海外之间，这个增加了他们人员的关系，也增加了他们对一些商品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在和这些人接触当中，可以加深他们对国际商业视野见识的增广。

　　在香港的日子里，马应彪一直酝酿着一个计划。原来，当他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唐人街附近的一间百货公司让他们觉得又新鲜又好奇，于是萌生了开一间百货公司的念头。1900年，当“金山庄”的生意开始不景气的时候，马应彪就联合了在澳大利亚的几位乡里做股东，兴办了香港“先施”公司。而“先施”二字来自《中庸》“先施以诚”的理念。

　　李承基：“先施”是中文来的，英文的名字叫“sincere”，是诚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诚实，不会骗人，童叟无欺。十几个职员，八个股东，先施公司就是这样开始了。

　　马景煊香港先施公司董事长局主席：我们是第一间叫做“不二价”的公司，就是说那些东西卖十元，我们就卖十元，没有讲价，买就买，不买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是第一间，会出一张发票给购物者，如果到时候(商品)有损坏，或者你不喜欢，想拿回来换，也是一件好事，也是第一间使用女售货员的公司，你知道，一百年前我们的中国女性，主持家里的事务比较多，很少出来抛头露面。

　　黎志刚：马应彪就找到(妻子)霍庆棠，和她两个妹妹，还有其他人，一起出来做销售，所以他吸引了很多的人气，很多人会来看热闹，但我们也看到他们开了个先河。

　　香港“先施”百货公司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尤其是采办于欧洲的各种“舶来品”更是让客人大开了眼界，两年以后，“先施”赚到了几倍的利润。郭乐也紧随其后，兴办了香港“永安”百货。

　　郭文藻：原香港永安人寿保险公司负责人：我们那时候店铺很小，回来的时候，规模很小，还没有组织一间百货公司，那时候回来就开始尝试去做，可以说是一间很小的店铺而已，后来才集合了一定的资本，回来后才去找位置，找到好的，就搬了。

　　记者：这里是第一间？

　　郭文藻：是的，这里是第一间。

　　店面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百货公司全新的营销方式，再加上新奇特的洋货，顿时引来了八方来客，“先施”，“永安”的字号变得远近闻名。

　　郭文藻：“洋货”到香港这里买，附近一带的广东、珠三角等周围地方，那些人都坐船过来，买了很多东西以后，就匆匆地有些人挑着担子，有些人抬着就上船，就拿回去卖的了。

　　李承基：当时的股东都是自己的乡里，既然百货小商店生意这么好，不如我们扩大它，就在香港的德富道中，买了四个铺位，就再扩充，建了几层。不但有百货，里面还有一个，顶楼是一个娱乐场。

　　马应彪在香港的“小试牛刀”，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这一次的成功，促使马应彪做出一生中最大的抉择，挥师北上，进军“上海滩”。

　　马应彪的决定是冒险吗？他在上海能够延续香港的一帆风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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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名上海滩

　　1900年，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华侨把百货公司这个新鲜事物带到了香港，没想到竟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先施”、“永安”在香港的成功，也吸引了很多澳大利亚华侨踊跃参股，加入到中国新兴的百货业当中来。在马应彪和他的股东们眼中，百货业的春天正在来到，他决定挥师北上、进军上海滩。而当时傻上海的大百货公司，比如惠罗等等，都是外资外货。因此，马应彪的这个决定带有很大的冒险性。

　　上世纪初的上海被人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在当时，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东亚地区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商品和商业精英。在香港大获成功的马应彪手握重金，雄心勃勃要扩张自己的事业王国，他把目光锁定在了上海。

　　李承基：按照历史来说，自从五四岸通商以后，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不是普通的城市，是国际城市，因为这里有许多的租界区，有法租界、日租界、英租界，所以全世界的商品，全世界的贸易都集中在上海，很出名。

　　建百货公司，店址很重要。马应彪和他的股东们没有选择外国公司云集的外滩，而是来到华人的商业旺地：南京路一带。他们站在街口计算来往的车辆和人群，最后决定在南京路口的日升楼茶馆起一座高六七层的百货大楼，1917年，上海先施百货隆重开张了。它的底层专售日用百货，二楼为服装、绸布柜台，三楼出售珠宝首饰、钟表、珍玩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屋顶平台建有大型游乐场。这样的柜面设置，成为日后百货公司的常规。就连现在上海的大型百货公司也还是如此。

　　马文煊：除了百货之外，我们还有一间酒店在南京东路，叫做“东亚酒店”，当时就觉得我们是服务性行业，除了卖百货之外，有朋友来到上海，都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也经营了一间酒店，在酒店的顶楼，我们有一个叫“先施乐园”的地方，是给人喝茶聚会，还会播放一些音乐，可以跳舞，当时是一个比较时髦的地方，而且生意也不错。

　　李承基：百货公司是经营，是很赚钱。马应彪赚了多少钱，当然是没有人知道，但是他说的那一句话，每个人都知道，我赚钱容易，花钱难，因为他是先施公司的创办人，首创人，他是总监督，最高领导人，他的股份最多，因为他们百货公司赚到的钱，差不多，股息、发起人、发红，自己的薪金，的确是很多的。

　　先施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自建百货大楼，刚开业那段时间，由于到商场的人太多，整个南京路都常常被堵塞了。在先施公司创立之后的二十年间，又有三间百货公司出现在先施周围，它们是永安、新新和大新。有趣的是，它们的创办人都是来自广东中山的澳大利亚华侨。至此，四大百货形成鼎立之势，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刮起了一阵“统办环球百货”的旋风。不仅集中了中国的老招牌，即便购买外国名牌，也不是什么难事。

　　马文煊：我们在很多年前，已经派员工去买办，到欧洲，买欧洲最新的商品，所以当时要买一些外国的商品，一定要去大公司。

　　四大公司各个气派非凡，每栋都有六七层高，并且一律有着典雅的造型和各种奇特的欧式装饰。内部经营也是各出奇招，很快就扬名上海滩。

　　李承基：在上海，第一间商店有空调是“新新”公司，几家公司都有特点，第一家公司有日光灯，现在就觉得很普通，“永安”公司是第一家有的，“大新”公司呢？“大新”公司是第一家有电梯的，现在你到上海，你都可以看到，那个自动电梯还在。

　　王兴财 原永安公司职员：自动电梯。

　　记者：方便吗？

　　王兴财：很方便，那时候都觉得很希奇。“大家都来坐电梯”，是的。

　　黄观海 原永安公司职员：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都有。统办环球百货，就是说当时“永安”公司做的生意，可以做到这么好。

　　不仅能买到最时髦的商品，四大百货还是当时上海人休闲的场所。

　　李承基：每一家百货公司顶楼有个游乐场，里面都有电影看，那时候电影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还有外国歌舞，中国传统的有“唱大戏”，“大鼓”、“评书”所有的差不多都齐了，还有“白话剧”，所以你用2毛钱进去可以玩一整天。

　　沈渭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先后开设了这样四家大的百家公司，而且他们进的是环球百货，不仅是环球百货，而且在这么大的公司里开设游乐场，茶社、有的还有电影院，这样就把一个新式的，近代商业的运作模式带进上海。

　　所谓商场如战场，四大百货公司同处在一个商业旺区，又都经营环球百货，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但同时，它们的创办人又都是中山籍的华侨，曾经一起打拼、一起创业。反映在企业经营上，就是既互相竞争、又相互融合。并且四大家族长期以来用通婚的方式互相渗透，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马景煊：我的外祖母是永安公司的，姓郭的，郭泉的女儿。我的妈妈是姓蔡的，是大新公司创办人的孙女。

　　李承基：四间公司的创始人当时都是互相交流的，你的资金有些是在我(公司)那里，你开公司我会凑股份，你开公司我也可以凑股份，所以郭顺公司是永安公司的主持人。同时我也是我们新新公司的董事。

　　马文煊：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因为一间公司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第二间公司又有不同的特色，当你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但那个地段更加有吸引力，顾客来到无论是光顾“先施”也好，“永安”也好，“大新”也好，都有一个凝聚力在这里，很多年前，例如“永安”的利券，可以在“先施”用，“先施”的礼券可以在“永安”用，都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由澳大利亚华侨创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大百货公司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掀起了一个实业救国的浪潮，四大百货已经不单单经营百货，而是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企业集团、一个商业机构，除了零售业，他们还涉足娱乐、金融，保险，服务等广泛的领域。

　　李承基：我们有一个“玻璃电台”在夜总会里有一个电台，普通的播音电台是只听到声音，普通的播音电台是只听到声音，不能听得到，我们就可以给你(顾客)看得到。就在喝茶的地方，就是说你今天坐在那里喝茶，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怎样播音了。那时候有吕文成，《饿马摇铃》、《小桃红》等，都是很有名的。

　　郭文藻：我们有银行、保险，还有我们的纱厂，(纱厂的规模)，在中国几乎是排行第二，“永安”当时老一辈都觉得这个很值得他们骄傲。

　　黎志刚：当时这几家百货公司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建立了一个企业集团，他们做生意的规模，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大的。

　　四大公司对中国近代商业的创新还有很多。比如，1917年的上海，女子就业人员非常稀少。但是，先施公司却率先雇用女店员。永安公司不仅紧随其后，还把出众的女店员，比如销售康克令金笔的康克令小姐当作明星一样来宣扬和炒作。而且经常在商场内组织职工进行大型时装表演，并首创企业生活类杂志《永安月刊》来引导消费。另外发行礼券、代客送货、商品操作表演、美容表演、邀请电影明星演唱、赠送奖学金等一系列促销手段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永安特色的销售方式，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大公司完全由归国华侨投资兴办，短短一二十年，就成为上海商业的一面旗帜，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它们的经营者又有什么秘诀呢？我们将揭开四大公司的管理之道。

　　成功法宝

　　熊月之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自从这四大公司出现以后，人家讲到上海，就不能不讲到四大公司，这四大公司变成了上海的象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上海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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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这道风景的是先进的管理模式，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人将他们在澳大利亚所学到的商业经验，结合东方特点，创建出特有的管理模式。

　　李承基：男职员全部都穿“中山装”，女职员就全部都穿蓝色的旗袍，全公司的职员都黑袜黑鞋，(早上)公司没开门，全部职员都进来了，限定一个门进来，这个门进来以后，有一个很大的牌，所有的职员，每个都有一个胸牌，号码都是“1”字开头，那你就是在第一层(上班)，是“2”字大头，那就是在二层(上班)，所以那些管理员一进去就看你的号码，就知道你是在哪层(上班)。

　　黎志刚：特别是在上海档案馆，有非常丰富的档案资料，这里其中就有一份，是有关上海“新新”有限公司人事登记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事登记表有图片，有他们(职员)的履历和担保人。还有他们学历的情况，他们的住址，这家百货公司为什么可以说是，当时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呢，你们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

　　这种管理方式至今仍在各个行业广泛应用。但是，有一个事实却值得更多的后人去思考和探寻，那就是这些开一代历史先河的人，在他们出洋“淘金”之前，几乎没有受到过多少教育，而且大多出身贫寒。

　　李承基：我父亲出国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我祖母从她的裤带上，拿出一个存了很久的大“大洋”了给我父亲，她说，我存了很多年了，才存到一个“大洋”，就是说我们是很穷的，但是后来我父亲赚到钱回来。用一百五十万“大洋”到刘仕基先生，开办了“新新”公司，这对我们家族是一个鼓励，爷爷那一辈人可以用一个“大洋”，可以赚到一间百货公司。所以我母亲说，我大学毕业，又会英文，又会中文，不怕找不到事情做。

　　郭文藻：他们在澳大利亚能够有机会读英文，就是做一个牧师教他们一群青年，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看到外国的新事物了，譬如他们看到外国的百货公司，这么大，这么宏伟，或者是外国的保险公司，银行等其他的业务都这么办，就想到自己都可以创办，学会了，照着做了。

　　也许正是曾经在澳大利亚“淘金”的经历使得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人在他们后来的事业发展中，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但让自己的后代子孙去留学深造，还把社会人才当作一种不可或缺的财富。

　　郭文藻：以前我们老一辈有一样特别突出，他们很有眼光，很会选人才，他们在乡下读了很少的书，怎么会做纱厂，工程呢？他们会选人才，可以找到那些中国人到外国，读工程，机械留学毕业回来的人到纱厂，这样就可以做好纱厂，每一件事，每一个行业也是这样。

　　黎志刚：对于办本地的女子教育，马应彪是花了很多钱，去办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对郭家来说，是非常注重乡土的建设，他们在自己的乡下竹秀园村里，创办了很多教育事业，这个当时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爱国之外，爱乡也是一种(情怀)。

　　李承基：每年我们都捐二十个奖学金出来，给那些人读书，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们很笨，出钱给别人读书，读完书他如果不在你这儿做呢？按照我先父的说法，他说，无所谓，为了社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没所谓，你如果来做的话，我们欢迎，如果你不做，就算了。

　　这种豁达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自信。到了1940年左右，四大百货公司在上海的事业一路扩大，很多中山人也北上上海。能在百货公司谋一份职业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上海四川路上的永安里是当年永安公司为中层干部修建的宿舍，这里至今还住着很多当年在百货公司任职的中山人。今年已经84岁的黄观海曾经在永安公司做过会计，他的妻子今年也有79岁了，曾经是永安纱厂的女工，夫妻两个在这儿一住就是60多年，至今乡音未改。

　　记者：你们夫妻俩是不是一直都说中山话？

　　李珍 黄观海的妻子：说中山话，上海话说得不流利，“洋泾浜”(不地道)。

　　记者：是吗？

　　李珍：是的。

　　记者：邻居有很多都是中山人吗？

　　李珍：以前这里有很多中山人。

　　记者：那以前这里不就相当于中山老家了吗？

　　李珍：是的。我回去过中山石岐几趟，都不认识了，不认识了，全都不认识了。

　　黄观海：我十九岁进公司的，做了两年学徒，晚上都要学英文，进行学习，以前我们公司很多外国人来光顾，每天都讲英文，做生意要开英文的发票。我们公司产业很多，“永乐新村”、“永安坊”、“永安里”，还有很多其他产业。这里有一百五十多间房屋。四大公司，我们广东人就搞百货业，还有酒楼业，以前差不多全东亚甚至整个亚洲，永安公司是第一大的，统办全球百货。

　　如今的上海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的四座大厦已经成为人们回忆旧日大上海容颜的一个标志，和周围林立的高楼相比，它们虽然少了一些现代的时尚，但却有了更多历史的厚重。

　　顾客至上、职员统一管理、广泛吸纳人才、培养后备力量、为员工谋福利、树立企业的社会形象，这些是现今全世界通行的管理措施，而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它们就是四大百货公司屹立商场屡试不爽的法宝。四大百货的创办者全部来自广东中山、又全部发迹于澳大利亚，也许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如果我们能拨开四大百货公司繁华的历史面纱，用一种科学理性的眼光审视他们的成功，就不难体会这一切绝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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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代的车轮驶进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四大百货公司将它们的阵地转移到中国香港。在这个四大百货公司的诞生地，它们能否续写往日的辉煌？

　　夕阳无限好

　　80年前，永安、先施、新新、大新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在相互竞争中，四大百货打出了“统办全球百货”的经营理念，还率先招聘女店员，并将餐饮、娱乐引进到百货公司的经营中，同时运用一系列先进的经营管理措施来促进销售。可以这么说，现在我们在百货公司感受到的许多经营理念、促销方式，都是七八十年前四大百货公司的首创。但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四大百货在中国大陆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它们在香港的母公司却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四大百货公司最初是从香港起步的，在上海的成功，又促进了他们在香港的发展。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末，香港的四大百货的发展也到达了一个顶峰。

　　今年84岁的马明璋，曾经是香港先施公司的董事，后来他移民来了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对于当年四大百货的红火，老人家津津乐道。

　　马明璋 原香港先施公司董事：马应彪在当时就像现在香港的，李嘉诚，霍英东等那些人这么有名，这知名人士来的。

　　记者：就是当时年年分红，都分得好吗？

　　马明璋：是的，在那里做工的，年终肯定有双倍薪水，我离开“先施”公司不做董事的时候，他们每年，单单是董事的红利，就有一百万的港币。

　　解放后，在公私合并的浪潮中，新新和大新在中国大陆淡出了历史舞台，大新公司的原址成为后来的上海第一百货。先施公司则回到它的起点——香港继续发展，到现在已有106年的历史，在香港拥有三间百货公司。而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永安公司在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其后几十年，名称几经变更。名称变更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之后更名为上海十百，1988年改为华联商厦。2005年，又改回老招牌“永安百货”。但这个永安已经与历史上的永安没有任何关联。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创立近百年的的香港永安百货公司仍是全香港规模较大和久负盛名的百货连锁店之一。它和先施公司虽然已失去百货业“领头羊”的地位，但创始人郭氏和马氏的第三代、第四代还在为家族产业不懈努力。

　　郭志梁 香港永安公司董事局主席：在生意角度来说，“永安”第三代是一定做下去的，永安公司(2007年)还有三年，就有一百年历史了，一百年历史的公司，在中国香港的公司来说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很自豪能够做到一百年。中国人有一句话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可能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越觉得是“守业”就会越小心。尤其是我见过“永安”的首创人，我的祖父(郭泉)，我没看到他有多么的的辛苦，但我看到了他的精神。我记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几乎每天都叫他的司机用车送他到百货公司的门口，车就停在门口，看着那些顾客进进出出，我相信他看着那些是不舍得或者他很开心，就是说他不愿意离开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他一生最大的抱负。

　　马景煊：公司的精髓就是“以客为主，以城待人”，这个精髓一定不可以变，因为公司这个根基变了，不管你做什么事业，不管是是做零售业或者房地产也好，都是要用“以城待人”的这种精神去做，这才能使公司有特色，而且无论在哪各行业，说起“先施”这个名字，别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诚信”的代号。

　　四大百货的创始人从百货零售起家，但在经营中他们从没固守过零售这一单一的阵地，这种广泛开拓的经营策略也让后继者们避免了翻船的危机。

　　郭志梁：我可以想着只做百货，百货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永安可以纯粹一个机构，所以所有有机会做的，有回报的生意都可以做，我们有股票投资的公司，我们在香港有自己的低产、收租，我们在美国做汽车零售，我们现在在美国有三十多间汽车零售店，这些都是新的尝试。

　　近20年来，中国内地的发展，无疑也给现在的香港先施公司和香港永安公司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机遇，回故乡投资、再图发展已经成为了他们未来的目标，这是一个新的机遇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始终觉得，故乡中山，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他们创业征途上一块永远的基石。

　　郭志梁：其实我们向来都是广东省的一部分，说小一点，向来都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中山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个重要的城市，那浙江三角洲将来的前途是很美丽的，我们在那里投资是很名正言顺的。

　　马文煊：我想一个人有根是很重要的，自从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份归属感，对于中国内地，尤其是自己家乡的中山市，就更加喜爱，希望以后能“为家乡”做点事情。

　　2004年，香港永安国际集团重回内地，在广东投资1亿美元兴建永安酒店和永安花园。

　　四大百货公司以一种前人所未有的开拓创新精神，凭着自己的智慧和魄力，引领了一代中国零售业的风骚。四大百货历经一个世纪的传奇，不但给他们自己创造了财富，更给后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四大百货的创始人在澳大利亚完成财富的积累，接着到香港“小试牛刀”，然后进军“上海滩”，最后在香港继续发展，而今又在故乡广东续写新篇章，这一过程跨越了整整100年。100年间，四大家族的后人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有的继续延续祖辈的事业，有的则远渡重洋开辟新的事业，还有一些人回到澳大利亚重操种植旧业。但是100年后的今天，四大百货仍是很多人头脑中美丽的记忆，百货传奇的故事也还是那么地耐人寻味。因为这些故事不单单是商业的记录，也不单单是几个家族的经历，更是一段历久弥新的历史。

　　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人，有着共同的澳大利亚“淘金”的经历，流落异国他乡的寂寞，以及曾经所受到的排挤，冷落，甚至歧视，没有令到他们抱怨太多，而是将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一片爱国爱乡的情怀。

　　熊月之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自从这四大公司出现以后，人家讲到上海，就不能不讲到四大公司，这四大公司变成了上海的象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上海的一道风景线。

　　黎志刚：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或者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海外华侨或者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怀着一种爱国的精神，而在海外的华人，他们特别的感受到，“实业救国”，这一种信念，孙中山本身对百货业特别有兴趣，他曾经提到百货业，怎么联系到“实业救国”的思想，他还买过“先施”公司的股票。

　　却依然有着开阔的商业视野，过人的胆识气魄，并且能够引领时代风骚，其中的原由也许只能归结为他们的智慧和勤劳。

　　而这种厚重不仅来自往昔的繁华，这一切似乎还在向人们讲述着它们往日拥有的繁华和热闹。

　　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以一种前人所未有的开拓创新精神，凭着自己的智慧和魄力，引领了一代中国零售业的风骚。她们不但给自己创造成千上万的财富，也给后人留下一个无限思考的话题。

　　先施现有三间百货公司，分别位于中环，旺角和深水埗。

　　郭琳爽，又名启棠，广东香山人。他是香港永安公司负责人郭乐之侄、郭泉之子，1929年来上海任上海永安公司副司理，1933年出任总经理。据悉，郭琳爽接手前，永安公司已名噪沪上，除经营环球百货外，还附设旅馆、酒楼、茶室、餐厅、舞厅、游乐场等。以致外人戏言：“只要有足够的钱，即使不走出永安公司大门一步，也可以在这个小天地里过上一辈子。”

　　孤岛时期，郭琳爽等抓住时机营造商机，不惜重金向海外购进大批洋货，并增加国货商品经销品种。上海解放后，郭琳爽向政府提出了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1956年1月，这家全国最大的私营百货商场换上了公私合营的新招牌。1974年10月，郭琳爽在上海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南京东路华联商厦的前身，即是1918年宣告成立的上海永安百货。但在此次翻牌之前，这个“黄金”店已经更换过三次名称。

　　1907年永安公司主要创始人郭乐先生，在香港向华侨招股，与其弟在香港开办永安百货公司，1918年创办上海永安百货。

　　1966年后上海永安百货更名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随后再次更名为上海十百，1988年改为华联商厦。1992年5月，商厦转制为上海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四大百货公司最初是从香港起步的，在上海的成功，又促进了他们在香港的发展。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末，香港的四大百货的发展也到达了一个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