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的对账单 医患双方的激烈正面交锋，到这里才算是正式开始，8月23日之前，翁强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搜集到了两皮箱证据”，包括医生和护士的书面证言，有疑点的病历、医嘱、医嘱执行单，以及67天里的部分费用明细对账单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能够解答他对于500多万元医疗费用的疑惑。他的这种疑惑和追问，也成为院方能够直接感受的压力。
8月23日下午，在哈尔滨最豪华的新加坡酒店，翁强自己安排了一个“关于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ICU抢救期间医护人员违法违纪事件院方联合调查组会议”，邀请了北京共和律师事务所和黑龙江慧明律师事务所两家法律机构出席作为旁证。出席人员包括院方的多名领导，党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杨慧、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太河、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谭文华、还有医务科、医风办、物价科、住院处、审计科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主治医生王雪原。翁强在这个场合提出了他的诸多质疑，核心是钱的问题和自备药去向不明问题，并由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提供了最主要的旁证。翁强最后提出的要求原话如下:“贪了我的钱和药一分一厘都不行，同时必须对负有谋财害命直接责任的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并追究其法律责任，退还被贪污的费用和药品，赔偿给患者家属带来的伤害和损失，还百姓于公平、公开、公正的蓝天白云。”翁强“要的是一个真相”。
翁强出示给记者看的一个皮箱里，资料很好地分门别类，其中绝大部分是医院的对账单。根据翁强的说法，ICU病房有权限出具明细对账单的只有主任于玲范和护士长郭晓霞。至于如何在于玲范的拒绝之下依旧拿到了这样多的单据，翁强的说法是“你看我像是一个拿不到对账单的人吗？”这些证据的确耐人寻味，同一天的账单，在交钱时候打出来的明细和8月15日最后结账时打出来的单是对不上的。同一天的医嘱、医嘱执行单、血库记录和账单也是对不上的。里面的错误甚至粗陋到“600＋6900＋1725”这样的简单加法，得出的却是两万以上的金额;同一种药品，在不同时间打出来的同一天的收据上，会出现不同的收费;同一天同一个化验项目却有51张化验单;老人8月6日凌晨去世的，可是8日还有胸水化验的报告单……这些漏洞百出的单据全都是电脑打印而来。
既然会出席翁强召开的“调查组会议”，也显示了院方对于翁文辉这个病例的特殊重视和感受到的压力。9月2日，院方的调查组就得出了一个初查结论，并且以书面方式递交给翁强。这份调查结果，一方面承认了医嘱单、医嘱执行单和明细对账单之间存在诸多不符;另一方面同时推导出的结论，是医院非但没有多收钱，反而还漏收了。翁强显然并不满意这样的结论。此后，双方的交涉并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到了11月21日，事情出现了特殊的转变，关于《天价医疗费》的电视节目和它所引发的关注，真正的让医院进入紧张状态。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从11月22日至12月1日，哈医二院平均每两天召开一次院长办公会，其中一项最主要的议题，就是翁文辉的医疗费用问题。同样是在这一天的新闻之后，一直在哈尔滨调查此案的卫生部调查组当即召集黑龙江省卫生厅两名厅长及该院主要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多次强调，调查组在医院的调查工作开展得不顺利，要求医院班子及相关科室要有动作，要有组织措施。
事实上卫生部调查组的介入还要更早一些，翁强提供的日期是11月14日，不过他更乐于坚持表述成“中纪委调查组”，而这种说法更被媒体广为引用。但据记者查证，目前的调查，使用的名义都是卫生部调查组，作为哈医二院的上级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长杨宝峰证实了卫生部调查组的说法，并不愿意多谈关于医院调查的细节，只是说“10天后就会出结果”。哈医二院党委办和部分医护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中纪委并没有介入的说法。根据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说法，事实是卫生部领导责成有关部门抽调包括临床、药事、检验、护理、物价等方面的23名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哈医大二院，分纪检监察、医疗护理、财务物价三部分开展调查。
存疑的诸多细节 除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明细对账单上的139万余元外，近400万的药品是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在这点上，院方和家属各自的说法明显分歧，院方部分人的态度是，这些药品是由患者自己请的专家组提出来的方案。于是专家会诊问题和自备药问题变得夹杂不清。
按翁强说法，从6月1日到8月6日凌晨两点多老人过世，“陆续从外地请了100多名医护人员，病房里就没断过人”。院方给出的明确数据，是“100多人次，28人”。翁强的态度很激动:“专家会诊当然是ICU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出钱去办，那些人都是于玲范定的，给我一个名单，我都不认识。”关于这一点，由于没有能够直接采访到于玲范无法验证，在翁强出示的证据里，只有病人的几份病历上有相关内容，在记者看到的6月1日至6月5日这几天的记录里，王雪原医生字迹的病情记录部分，会提及一两句，但都很简单，大意是“于玲范主任指示请北京专家会诊”。仅这几句记录，要认定专家会诊是ICU单方面的要求和行为，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根据常规，请专家必须经过病人家属同意，而且有直接负责此事的医生签名。因为最终是要病人付钱的，所以这种专家会诊必然是在跟患者家属有着明确良好沟通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在管理规范的ICU，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不过这些材料，翁强并没有出示。
王雪原医生也成为一个关键点，与他相关的医嘱和病情记录，以及他提供的书面说明材料，成为翁强提供给记者看的所有证据中相当核心的部分。翁强的说法是，心外ICU全部30人里，只有5名医生，有上岗资格的3名，于玲范、王雪原和一名怀孕的女医生，所以翁文辉在心外ICU就医的67天里，王雪原成为值班时间最多的医生，值班表上显示的时间是47天。王雪原提供的书面材料里也说得很清楚:6月1日至6月26日一直是翁文辉的主治医生，6月26日到7月10日因为于玲范的安排，被调去值班，不再担任主治医生。7月10日之后，又重新被调回来，直到8月6日患者去世。不过在后面这一段时间里，根据另一份材料，王雪原的说法是，他“和北京的医生轮流值班”，“值一天，休一天”。
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67天里频繁的专家会诊，究竟ICU和患者家属，哪一方是更积极的参与者。事实上翁强也会做出一些“实事求是”的区分，比如“5月31日的专家是我带过去的，这是事实”，和后来翁文辉“没有主治医生，没人管了”，“没办法，只能自己从外地请医护人员过来。”翁强说，父亲做血滤的机器也是由他买的，做血滤的医生和护士也都是他自己从北京请来的。按照他的说法，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笔医疗费用里，其实并不包括聘请这些专家的费用，“这些人的劳务费，我可以说，不会比明星的出场费低”。
6月1日到6月5日的这部分病历本身也耐人寻味，从第二页开始，突然插入了一个另一种笔记的“专家会诊记录”，直到第8页。翁强对于这份蹊跷记录的解释是，他用荧光笔在上面标注出了一些段落和词语，还拿出了一份王雪原医生签名的证明材料，这份材料里，王医生陈述6月1日于玲范让不具备上岗资格的医生冒充他的签名医嘱用药，药品名叫珍怡，属于一种生长激素，翁文辉这种症状的患者是不能使用的，但是于玲范执意要用，并且指使别人通过伪造记录，将责任推到北京请的专家身上。在翁强标明的段落中，专家会诊给出的意见中有一条就是使用生长激素，不过并没有具体的药品名称。翁强的意思是，这是一次并不存在的专家会诊。涉及其中的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并不愿意谈论任何相关话题，很官方地表示，所有问题他们会按照程序跟相关部门报告。
购买药品，按翁强的说法，同样是ICU的要求。“所有贵的药全是叫我们家属自己买，我们家几个人每天都是人人在买药。”这笔药物在翁强的计算下，高达近400万元。仅一种叫APC的药物，花费就高达100万元。翁强认定“有证据证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药去向不明”。他甚至还能提供记忆细节，“8月4日我父亲有点出血，那天医生叫我买28万元的药，那天晚上又说必须买两支诺基，可买回来之后又叫我再买两支，这个药只用了一支也没有了。”在药品问题上，王雪原医生又成为关键证人，不过王医生的证明材料上，只列出了经他手进入ICU的17种药品，其余那些没有登记且去向不明的药品仍是悬案。
关于用药和治疗方案问题，翁强会反复提醒记者注意一个问题，“什么人才有权力下达医嘱”，“北京的医生到哈尔滨是没有权力下医嘱的，别说去哈尔滨了，就是在北京市内，不在自己的医院，换一个医院都是没有权力下医嘱的”。
翁强描述中的心外ICU主任于玲范，甚至还提出了让患者家属负责全部ICU员工一日三餐的要求，理由是“节省时间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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