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启伟在接受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谈起他的遭遇，语出惊人：我这个“举报分子”离开医院后，大家可以更放心地搞回扣了。

　　下面是肖启伟的自述。

　　医生家属生 病都不在县医院开药，因为“回扣药太贵了”

　　我在医院当了３５年医生。就我所知，药品回扣起源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当时叫“优扣”。１９９８年以后，大大小小的药贩子进入医院，面对面与医生接触，公开发放药品回扣，药品价格迅速攀升。

　　目前在公立医院十分普遍的分配规则是，医院内部根据科室的药品收入、辅助检查等收入提成。每年医院都给各科室下达经济指标，与职工的收入挂钩。

　　在开江县医院，有一种门诊用量很大的抗菌素针剂，在外面只卖１０元一瓶，但在县医院里竟然卖到７２元钱一瓶，医药公司给医生的回扣多达２０元钱，是我们医院药品回扣最高的一种药。有的医生１天就可以开出６瓶到１０瓶，轻轻松松就能拿到一两百元的回扣。

　　举个例子，我们开江县医院的ＣＴ室对外承包给陕西咸阳ＣＴ商。对方不向医院交钱，唯一的“好处”是医生每开一个ＣＴ单，提回扣４０元。“羊毛出在羊身上”，买单的当然是病人。出于相同目的，开江县医院还将皮肤性病科对外承包给福建农民。

　　近几年来，医药费迅速暴涨，涨到老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作为县医院的医生，８年来，我家里人生病都不在县医院开药，因为这里的回扣药太贵了。

　　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个诱惑更大？

　　１９９８年新院长上任后，药贩子开始进医院与医生面对面接触。院长解释道：“医院搞点回扣药，目的是为了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自己作为科主任，应当跟院长保持一致，便自觉地在科室和大家一起开回扣药。一个月下来，还真尝到了回扣的甜头。

　　这样搞了两年后，我看到了严峻的现实：病人承受不了高额医疗费用，约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处方外流；门诊由原来的每日４００人次下降到１００人次；患者对医院的评价也是江河日下。作为一名老医生，我非常痛心，决心与回扣划清界限，并开始了对回扣现象的举报。

　　在举报过程中，多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我提到，现在政府对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医院投入方面还远远不够。似乎加大投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能解决回扣问题。可是我想，医务人员每月的收入到底要拿到多高才能不收回扣呢？３０００元还是５０００元？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个对人心的诱惑更大？恐怕很多医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砍断医生药品回扣的中间链条，政府不管投入多少也会是个无底洞。

　　孤军奋战坚持举报，成为医院的“异类”

　　２００１年１月，我匿名举报了开江医疗界的回扣问题。卫生厅一名纪检书记来开江调查，把院领导们着实吓了一跳。可这事最后却不了了之。

　　２００２年底，在医院外一科春节聚餐时，我当着院领导和全科职工的面，宣布将带领外一科成为无药品回扣科室，并制定了严厉而具体的处罚措施。但是，这件事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当场还有职工喊出要把我这个科主任“拉下马”。

　　２００３年８月，我以详实的资料举报县医院泛滥成灾的药品回扣。和过去一样，举报不但没有结果，材料反而被转到院方手中。有关负责人在大会小会上对我进行不点名的批评，我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我以实名举报了县医院药品回扣的情况。四川省纪委、省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省市联合调查组终于着手调查此案。２００５年３月，达州市检察院和市纪委对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等人立案审查。调查组要求全院医务人员主动上交回扣、红包。

　　截至２００５年５月，除我一人上交回扣４万元、红包１０００元以外，全院另有近２０名医生和药剂人员每人上交回扣几百元不等。我作为举报人“荣幸”地占了上交总额的８０％。

　　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８月，达州市有关部门在全市开展了“退红包、清回扣、正风气”的专项治理行动。１１月，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找我谈话，虽然肯定和赞扬了我的举报行为，但也婉转地希望我不要越级反映或与新闻媒体接触，办内退远离为好。

　　而在同事们眼中，我成了一个挡大家财路、脑袋不清醒的“异类”。院里唯一支持我举报行为的一名科室主任，被无缘由地免掉职务。更滑稽的是，在医院里凡是姓肖的职工，都受到了牵连。

　　就这样，我无奈地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

　　２００５年，四川省有关部门联合展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办１２８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３６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这使我感到安慰，感到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专题：聚焦重拳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