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溪，传闻中的乞丐村。
　

　　凯里，西部新兴的旅游城市。
　　　

　　为了不让学生出去，板溪小学的老师做了大量工作。
　　
　　

　　●作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凯里有两张城市名片：全国卫生城市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然而，凯里在国内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一张妖魔化的文化标签——“丐乡”。

　　●在凯里，只要提到“丐乡”的称呼，凯里人就“鬼火戳”。“丐乡”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充满了歧视与侮辱意味的地域标签又给凯里人带来了什么呢？

　　●无论是当地政府领导、基层干部、教育部门甚至是寨子里的村民，“丐乡”这个词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只要是提到“乞讨”，他们都会显得神色凝重、分外戒备。

　　走进传闻中的乞丐村

　　三月，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记者来到凯里。

　　站在凯里街头，记者眼前的“丐乡”繁盛而清洁，从最繁华的商业街大什字、到通常乞丐出没最频繁的夜市，见不到一个乞丐的踪影。

　　“在市区你们是看不到乞丐的——前年政府就对乞丐进行了强制性整治。”出租车司机于师傅这样告诉记者，“再说，凯里的乞丐一般都是到外面去讨饭，而且现在也不是乞讨的季节。”

　　在三棵树镇，一小学教师告诉记者，为了不让学生出去乞讨，2004年他们学校的教师每个月都扣十几块钱，作为扶贫基金，为贫困的学生减免学费。“但是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学生趁假期出去。”

　　假如说最初学生们出去乞讨，只是为了获取学费。那么现在已经不存在学费的难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出去讨饭？自称对整个“丐乡事件”最了解的黔东南信息港新闻主编姜秀波告诉记者，为了让学生们不出去乞讨，“政府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仅2004年，凯里的行政部门就为此事募捐了110万元。”

　　“这已经远远不是为筹集学费而讨饭的问题了。”他告诉记者，要想完全了解这种风气，“就必须要去乞讨风气最盛的板溪。”

　　富足闲散的“贫困村寨”

　　从凯里火车站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达了三棵树镇的板溪区。板溪片区位于凯里市东南部，地处凯里与台江县交界的偏僻山区。“黔东南信息港”对于它的描叙是“总面积9.6平方公里，片区工委辖板溪、浪寨、平丰3个村共16个村民小组1307户计6253人。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教育工作起步晚，片区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片区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0.4亩，加上历史上由于片区植被曾遭严重破坏，水源枯竭，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比较紧缺。片区社会经济较全市其它行政村要落后数年。3个村都属省级一类贫困村。”

　　但是，进入板溪村后，可一点也不像记者想象中那副穷困的景象。乘坐面包车在村里的小路上缓慢行驶，倒有一种富足和闲散的气氛扑面而至。

　　村寨路边，多是砖混结构的楼房，还有多家房屋在翻新或是新建。在记者的印象中，常见的大部分农村里，青壮年多出门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可板溪的景象与以前所见完全不同，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数量远远出乎预料。他们或是坐在路边门口抽烟、聊天，或是聚集在小卖部前打纸牌。听到汽车的轰鸣后从楼上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张望的，更多的也是青壮年男性。路上时不时有摩托车从旁边跑过，沿着小路走到深处……直观的感觉，至少在表面上，这是个比大多数村寨都要富裕和气派的村子。

　　记者和司机将车停靠在村委会门前，但是，村委会的大门紧锁。沿着小路前方，还有一排小卖部，那是村子里的小集市。

　　一个14岁左右的女孩推着一辆山地自行车从记者身边经过，往石阶上走。记者向前朝她打听关于乞讨的消息，她立即变了脸色，扶着自行车一声不吭离开，边走边回头戒备地打探记者。

　　这时，一群小孩子从前面朝记者走来。其中一个小男孩边走边在玩掌上游戏机，对于记者的招呼，连眼都不抬就从身边过去。

　　村里人将乞讨视作打工

　　记者站在一间最偏的小卖部门前，与一位60多岁的肉贩拉起了家常。这位老人姓万，张嘴就问记者此行的目的。记者身边的司机是当地人，懂得苗语。他向老人谎称，我们是凯里教育系统的，下来村里做点学生们的调查。

　　记者指着那群小孩子问老人，“他们怎么都不上学呢？”

　　“这些娃娃都是要去上学前班的，收了120元，现在老师还没有到位。所以就在村子里闲逛了。”老人回答。

　　记者：“不是已经义务教育了吗？小学中学怎么还收学费呢？”

　　万说(表情很气愤)：“收，怎么不收？一年级的学费就要90多块钱。”

　　记者：“噢，村里的村民们的收入从哪里来呢？”

　　万：“种地啊、喂猪啊。”

　　记者：“村里的房子修得那么漂亮，种地、喂猪的收入够建房子吗？”

　　万：“当然不够。”

　　记者：“那你们怎么还能修那么好的房子？”

　　万：“出去打工啊。”

　　记者：“打工？做什么呢？”

　　“就是出去擦皮鞋啊，讨(饭)啊！”老人用手指着对面一栋三层楼房，“这家就是在外面打工挣到钱回来建的。出去七、八年了，三年前回来修了这个房子。”

　　记者：“那，出去打工的人多吗？”

　　“多啊！打工比在家里种田强得多。”

　　记者：“听说小孩们也出去打工是吧？”

　　“是啊，娃娃一放假就跟着大人出去讨。”老人翘起大拇指强调说，“比大人挣得还多。”

　　记者指着前面玩耍的一群五、六岁的小孩，“他们这么小的也去了？”

　　“去，基本上都去了。”老人逐一指给记者看。“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点了四、五个)……”

　　看到一个十二、三岁左右、嚼着零食的男孩走过来，他告诉记者：“这个也去过，不过没有讨到什么钱就回来了，现在学也不上了。”

　　记者：“他们一般往哪些地方走？”

　　万：“福建啊、广州啊，到处都去。”

　　老人聊了10多分钟回家了。那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又出现在记者面前，一个箭步跨到了小卖部门前的一辆摩托车上。

　　“你怎么不读书了呢？”记者走向他，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信息。

　　“不想读、读不进去。”他有些不耐烦地用手摩挲着摩托车的车把，模拟着启动的姿势。

　　“听说你也出去打工了？是吧？”听到记者问到这句，他猛地从摩托车上下来，走进了一间小卖部。一个中年妇女用我们听不懂的苗语在和他对话，似乎在询问他“我们在向他打听什么”。随后，妇女朝屋子里叫唤了一声，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性从里间冲出来，摆着很凶狠的样子，用苗语朝我们叫嚷：“小伙子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见势不对，随行的司机用苗语回答说“问个人”。他才没有追出门来。但一直狐疑地站在原地目送我们离去。

　　小学生利用假期外出乞讨

　　从村子里打探出来，记者径直来到村中央的板溪小学。

　　这是一个四层的新建楼，左边下坡处是一个砌满了白色瓷砖的公共厕所。在学校大楼边上，还耸立着一栋未完工的毛坯楼房。由于还没到放学时间，无法与学生们接触。记者一行直接找到了学校教师的办公室。

　　记者的到来似乎给教师办公室带来了一阵骚乱。说明来意后，一个老师告诉我们，“校长不在，出去办事了。”

　　其后，有老师指引记者找到另一个办公室，板溪小学的副校长杨某正在里面用剪刀剪胡子，当知道记者的来意后他明确地表态：“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一份2004年发放的“防止学生外出乞讨责任书”或可说明他不肯接受采访的苦衷。在这份责任书上，每个老师都有签名。上面明确规定，每在假期出现学生出外乞讨的现象，如被查明，学校及老师都得承担相应的处罚。

　　尽管三缄其口，但记者还是从他那里挖出了一些信息：以前学生出去乞讨的风气的确很严重，统统打着出去讨学费的借口。学生假期大规模外出乞讨的现象早已引起当地有关部门重视。为了防止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凯里市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全免学杂费。

　　至于现在有没有学生出去乞讨？杨副校长回答得很模糊，“比以前好得多了。”

　　但杨副校长也有自己的情绪，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学生出去以后回来，你不可能不让他读书，不然就违反了义务教育法。”

　　之后，杨副校长称接电话，迅速离开了办公室。恰好一位杨姓老师在办公室，记者与其进行了一番交谈。

　　杨老师对学生出去乞讨同样是抱有很大的顾虑、避讳不谈。但是言谈之间感觉得到，他内心积压着太多的东西，因为“为了不让学生出去，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介绍，学生老师一年只有春节放一个星期的假。学校规定，放假的时候老师们必须跟自己的学生保持联系。比如进行家访，然后每周一、周五组织在家的学生回到学校，领着学生们搞一些活动。

　　“但是还是有学生依然要出去，比如，我们到学生家里，家人说孩子去走亲戚了，那老师也没有办法啊！”

　　不过杨老师说，让他们稍微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外出乞讨的学生很多，但当地真正失学的孩子很少。一般在假期结束时，外出乞讨的孩子都会按时回校上学。

　　“每年都在堵，每年都要付出更多，但是收入不会增加一点。”杨老师的脸上满是焦虑，“我们太累了，说实话。”

　　下课铃响了，记者在学校门口“堵截”，试图从学生们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然而，让记者失望的是，在二楼10多个老师的集体注目下，学生们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几乎没有一个学生肯与记者交谈半秒。

　　我们只有怅怅地看着他们那些轻快灵活的身影，从细窄的田埂上拐弯、消失。

　　市领导到火车站堵截学生

　　从板溪村出来，记者转车到了三棵树镇政府。刚刚开完班子会议的三棵树镇党委周书记一听记者的来意，原本和蔼的态度马上变得十分生硬：“请你们直接找市委工作组。”

　　但记者离开办公室时，依然问了他一个问题，“实际的情况是，板溪的学生外出并不全是为了筹学费，那么，学生外出的根源在哪里？”

　　对此他的回答是，“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政府没有问题；基层管理没有问题；教育部门没有问题；老百姓们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在发现大量学生每到寒暑假放假时就外出乞讨的情况后，凯里市行政、事业单位及时地组织了募捐。作为教育部门，老师们连假期都不能休息。同时，市委领导还亲自组织人手到火车站和村口对企图外出的学生进行劝阻。

　　但是，捐款、圈禁性的假期活动和堵截是杜绝学生外出乞讨的最佳手段吗？

　　听说记者刚从板溪赶来的消息后，正在市人大会议上开会的凯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兰田中途离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004年，国内一些媒体对凯里部分地区乞讨一事进行报道后，我亲自负责，30多个人，十几个部门的局长到现场进行堵截。”但是他也认为：“堵截不能治本，只有让经济提升，才能从根源上杜绝外出乞讨的现象。”

　　“板溪片区自然条件相对来说要差一些，缺水，水稻不好种，但发展致富的路还是有的，比如可以种玉米、烤烟、种果树等。”他向记者介绍，为了根治贫穷，凯里市政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的工作。

　　投入帮扶资金130多万元，实施帮扶项目30余个。

　　农业畜牧部门投入专项资金，为105户村民购买鹅、猪、牛进行示范养殖，并提供技术保障，发展养殖业。

　　水利部门投入资金物资，修建灌溉水渠6条共1780米，改善了片区水利基础设施。

　　……

　　当地教育部门也针对片区实情，组织城区学校捐赠教学和学习用具，组织城区学校与片区学校结成手拉手姊妹学校，并筹措专款修建一栋集教师学生住宿和食堂为一体的综合大楼。为进一步解决片区学生学费困难问题，采取社会捐资，政府拨款等方式筹集资金22万元，在原先减免片区女童学费的基础上，增加减免幅度，减免学生学费、书费，帮助片区群众减轻子女经费开支负担。

　　尽管政府在帮助村民脱贫致富上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村民们的不买账，却让包括杨部长在内的很多人困惑不已：“比如一个复员转业军人，每年国家都有定补，但他还是要去乞讨。政府曾经淘神费力联系企业，然后出面组织群众到台江县附近的厂矿去打工，一个月800元，吃饭根本没有问题。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村民们还是愿意出去乞讨。”

　　对于这样的情况，杨兰田表示“在我们的职责和能力范围内，都尽量做到最好了。不过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会这样？”

　　“繁华的大街上时尚与背篓并存。”这句话是对凯里这个西部小城最好的诠释——“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大型的城乡结合部”。凯里全市仅有约40万人口，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打扮入时的妙龄少女与背着背篓的农妇混杂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象……

　　历史上的“蛮夷之地”

　　“凯里乞丐”，其始于2004年月13日，当地民政部门从佛山一次接回33名流浪乞讨人员时，《贵州都市报》首次使用了这个称谓。其后，这个称谓被南方一家媒体扩大为“凯里丐乡”

　　“这里有些镇60%的人都出来‘讨饭’，凯里市一个小学有近2/3的小学生曾在春节期间外出行乞，积攒学费。乞讨，已成为当地一些村镇的‘产业’。”

　　“黔东南州一些苗族老乡像吉普赛人一样有流浪的传统。”在三棵树镇的一间餐厅里，苗族服饰文化经营的从业者井绪玮细说了丐乡的起源。“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台江县革一乡就有这个习惯，一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流浪讨饭，农忙的时候再回来。”

　　“历史上的凯里，一直是朝庭的充军之所，被视为蛮夷之地，政府对此地的投入十分有限，本地人民只能自力更生。遇到天灾人祸，就只能外逃他乡，乞讨为生。另外当地也的确有些人好吃懒做，梦想不劳而获，乞讨就成为他们实现脱贫致富的捷径，因而导致了乞讨人员增多。”

　　不过井绪玮也认为，如果说讨饭当初只是单纯的生存目的，“发展到现在，就是以经济为目的了”。而且这些出去的乞丐也多集中在凯里的某些地区。

　　无论是宾馆的服务员、饭馆老板，还是出租车司机都这样告诉记者，“主要是三棵树镇的板溪片区和凯裳乡那边。”

　　“每年都是成群接队地往外面跑，我记忆最深刻是一群群的小孩子，在寒暑假扒火车。去贵阳、重庆、南方沿海城市里都有。”凯里火车站一位司务员这样说。“一到季节，堵都堵不住地往外面跑——大部分都是小孩，从3岁到14岁之间。”

　　井绪玮告诉记者，在沿海城市他经常见到打着凯里招牌的乞丐。“有一次我从广州回来，在卧铺车厢里就有一群13岁左右的凯里小孩，穿着波鞋、还叼着烟。”而在外国游客多的旅游景点，乞讨者的艺术也与时俱进，“孩子甚至用英文写乞讨书，写他的苦难，阐述他乞讨的原因，中英文对照。”

　　旅游城市的声名之痛

　　“丐乡”的称谓是凯里永远的痛！谁来为凯里的名声“买单”？在凯里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官方网站黔东南信息港上，类似的评论和争论一直在延续。

　　在这些争论当中，表示愤慨的占到半数以上。然而，对于凯里盛产乞丐，很多网友并没有太多的异议。

　　“凯里是不是‘丐乡’并不重要，凯里农村有不少人出去乞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年来，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豪华了。对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举双手欢迎的事情，可是咱们也得凭良心想想，那些农民兄弟是否也有这些享受权呢？”——某位网民如是说。

　　“究竟是不是丐乡，外界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凯里是什么地方？’‘怎么成丐乡啦？’等等问题。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凯里地区乃至整个黔东南地区，都还处在十分贫困之中，有许多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创业门路，就这样窝在家中，靠几分薄田度日，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便会陷入困境。而政府的救助是相当有限的。”在大什字一间茶餐厅，黔东南信息港新闻主编、原《凯里晚报》的记者姜秀波这样说道。

　　姜秀波说，“丐乡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说法，给我们凯里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丐乡’是怎样一个慨念？顾名思义，‘丐乡’即为‘乞丐之乡’。既是‘乞丐之乡’，应以‘盛产’乞丐而著称。但凯里是不是乞丐多得可称之为‘丐乡’呢？”

　　姜秀波说，“在板溪有一些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外出行乞，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因为板溪‘行乞成风’而把凯里市说成为‘全国有名的丐乡’，那就绝对欠妥。我以为，板溪不是凯里的标本，不能代表整个凯里的现状。”

　　在凯里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两位工作人员很气愤地说，“凯里在网上被形容成丐乡，对整个城市的文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们介绍，凯里市创建“文明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并以此为品牌树立形象，大力发展旅游业。但是现在一打开作为现代资讯载体的电脑，到处都是“丐乡凯里”的转载本或“升级版本”，严重损害了凯里市的外宣形象，有损凯里市的对外招商形象。

　　对孩子造成心灵污染

　　如今，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教育系统，整个凯里都为消除学生出外乞讨的现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捐款、堵截以及各级部门的责任书的压力之下，这两年的外出乞讨现象的确不再像以前那么汹涌，但是凯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兰田也不否认，“学生外出乞讨依然存在”。

　　“学生出门乞讨的借口是：没有学费。事实上，现在的学费都已经减免了，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也接触过那些孩子，他们的心态确实有问题，我看主要是思想教育没有跟上。”

　　杨部长在基层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2004年孩子假期出去乞讨被媒体曝光后，他带组在板溪呆了三个月，挨家挨户家访，“对老百姓的心态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认为，“先天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贫困，但并不是所有贫困的地方都会出现集群乞讨的现象。说白了这种现象在根源上还是个观念上的差距——部分群众还是观念上有问题。乞讨对大人也许影响不大，但是大人们为了博取更多的同情，造成最逼真的效果，却让小孩去乞讨。这对孩子们将来的身心健康、价值观、人生观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在三棵树镇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学女教师告诉记者，有的学生们有时候表现出的心态让老师们很忧虑：“孩子们如果在外面讨的钱很多，回来后感觉都特别荣耀；如果出去讨不到钱，就像是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对于外出乞讨的孩子来说，他们并没有错，错的大人们缺乏正确的引导，甚至根本就没有对孩子负责的意识——所以当这些孩子们跟随愚昧的父母从外地回来，除了乞讨得到的钱，还带回来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孩子在身心成长处于最敏感的阶段所干的一切——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做着逐渐丧失自尊的“工作”、跟各种各样的不良人群混迹在一起——在某种角度上，他们将逐渐熟悉那个环境并被特定的环境所同化。

　　同样，当他们回来，与他们一块回来的不仅仅只是靠乞讨得到的利益，还包括很多不良的习气和行为习惯。如果说在短时间内，他们所带回的“内容”还不足以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但当这种行为和心态累积达到一定的分量，势必会造成社会上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在某个时刻，这个看不见的毒瘤也许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产生更大的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