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胡适开列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礼》、《孔子集语》、《春秋繁露》、《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史记探原》、《考信录》、《新学伪经考》等180余种书目；而且他还说所拟书目“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的书目主要涉及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况且数目多，短时间绝不能读完，显然不是“最低限度”的书目。

　　胡适的国学书目，引起梁启超的反弹。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文不对题”，认为这些书目不过是胡适按自己治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写成，许多书是“做白话文学史”的人才 需要读。他还指责胡适不要“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梁启超还批评胡适不列基本的历史书籍，并发问道：“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原》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为反对胡适，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也规定“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开列《四书》、《易经》、《书经》、《礼记》等25种。他认为，如果这些书不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表面上，只是数量的差别，实际上关系着研究国学的方法及目标的差异。在胡适看来，国学只是一堆零碎的、没有系统的、没法阅读的“死”材料，必须用科学的精神，把它整理成“人人能读”、“人人能用”的古书。因此，国学研究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整理老东西，把历来圣人和经典的偶像打破，拿他当作平常人和平常著作一样看”。胡适看重哲学和白话文学这两个领域，就是通过整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为反孔、输入新思想及“文学改良”来提供接引和服务。可见，胡适整理国学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孔子这个“偶像”和打孔子这个“恶鬼”。

　　相反，梁启超没有把国学看作过去死的材料。1923年，也就在列国学书目不久前，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文章里，认为科学方法和德性学是治国学应走的两条大路。他强调国学最突出的是“人生哲学”，孔门人生哲学是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即德性学的方法)，而不是用科学研究得来的。如果联系到当时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我们就体味到梁启超的国学研究，是把以孔门学问为核心的国学当作活的“人生哲学”来体验和实践，而不是把国学当作死的科学材料来研究。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梁启超认为，《论语》、《孟子》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的总源泉，它支配着中国人内外的生活。他强调说：“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梁启超告诫青年学生，要在中国社会有影响，必须躬行孔孟人生修养，熟悉中国社会的“共同意识”。

　　在国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梁启超尽管存在差异，但作为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开书目、提倡国学研究行为本身，似乎是一种学术思想转变的“象征”或“号召”。从此以后，开书目、治国学便成为“时髦”，迅速影响到全国文化界，形成一股声势不小的“读线装书”的潮流。受这股思潮的刺激，老一辈的吴稚晖、康有为、鲁迅，年轻一辈的“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和郑振铎，“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为了挽救“五四”反孔成果，鼓励年轻人学习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他们都把矛头指向胡、梁倡导的国学研究，掀起了“反对读线装书的运动”，并一直持续到1929年。

　　总之，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论争，其所谓“国学”、“国故”，表面上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历史，但如果具体到“国学书目”及研究国学的最终目的便可知：无论是传统派的人生观，还是反传统派的“打鬼”，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实际上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因此，这次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反孔与拥孔之争。当时的知识界把国学主要看作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那么现在我们何尝不借鉴他们的观点？当研究国学无论是为了培养有国学修养的人才，还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以文化“软实力”支援中国的和平崛起时，所学的国学难道不是梁启超所理解的“活的”儒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