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开始，全国许多地方都实行了药品招标，价格越低，药品才有可能进入医院。可招标的结果是，同样的药，价格却千差万别。比如一瓶注射用的消炎药，100毫升“鱼腥草”注射液，记者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医院，买到的价格是5元钱一瓶。但在北京的医院，这药的售价是52元。这两种药，都是中标药，但价格却相差10倍，这是为什么？一个基层卫生局长将面对记者的镜头，为我们揭开其中的内幕。云南宣威市的卫生局局长石有昌告诉记者，医疗机构考虑顺加，就只能是高进高出，高进了以后药品的零售价格就高。

　　“顺加”是国家发改委对非赢利性医疗机构的药品零售价格规定的一项政策，按规定，医院可以在药品采购价的基础上，按一定的百分比加价销售，作为医院的利润，至于顺加的百 分比，由各省自己确定。比如，云南省发改委的规定，药品价格在10元以下的，顺加20%，10-50元的顺加18%，50-100元的顺加15%。

　　石有昌说，从国家发改委的这个政策方面讲，在一定的程度上引导了医院，医院就必须要高价进药，高价销售。

　　这项政策对医院的具体影响究竟是什么呢？石有昌的一位同事，宣威市药品配送管理中心主任李祥友给记者算了一笔细帐。有一个药品，国家限定最高零售价是10元，实际在市场上2元钱就买得到，那么按国家的药价政策2元钱买进，顺加20%，医疗机构可以获取0.4元的利润，如果8元买进，顺加20%，卖9.6元钱，获得1.6元的利润，也没有突破国家最高限制，也是合法经营。

　　石有昌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发改委总共对1100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做出限定，但他认为，许多药的最高限价其实远远高于它本身的成本。原本2元钱的药，医院花8块钱去买，它得到的可不仅仅是1.6元的利润。石有昌发现，医院的各个中间环节还能从高价药中得到不少的灰色收入。石有昌说，这个中间环节，可以说也是个公开的秘密。院方是一个环节，临床科室是一个环节，包括药剂科也是一个环节，还有临床医生这一块也是一个环节。哪一个环节关系打不通，整个药品即使到了医院也是白搭。而打通这个环节的关键，就是药品的回扣。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医疗机构药价虚高和药品回扣的内幕，石有昌抽调了宣威市部分医院的临床医生，对药品价格进行摸底。曾任宣威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的李祥友，就是石有昌抽调的一个得力助手。而通过调查，李祥友发现了一些自己当医生时也全然不知的内幕。像头胞他啶注射液是一个消炎药，药品配送管理中心过去的采购价是102元2克，现在的采购价是13元。悬殊将近10倍。这让李祥友没有想到。

　　现在宣威市的医院里，头孢他定注射液每2克的零售价是13元，但是在北京的医院里，1.5克的零售价就已经达到了24.6元。

　　为什么药品招标之后，药价中还是有那么多泡沫？显然，这个泡沫只能靠卫生行政部门来挤，可挤掉的又是卫生系统各家医院的切身利益，如何平衡这个关系，确实是个难题。但做为卫生局长的石有昌，却执意要去啃这块硬骨头。这还要从两年前宣威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开始说起。

　　2003年，宣威市被确定为云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根据试点办法，每位农民每人每年只需交纳10元钱，就可以在生病的时候享受国家20%的医疗补贴。这是个好政策，可宣威市的负责人却没想到，当地农民并不欢迎。宣威市委书记李正阳告诉记者，他们经过调查发现，老百姓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不高。宣威市副市长徐天荣说，群众认为合作医疗不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是挂羊头卖狗肉。

　　由于公立医院的药价太高，宣威的农民生病后往往都去私人诊所治疗。同样是治感冒，在私人诊所只需要花几元钱，而在公立医院，虽然按合作医疗可以减免20%，但仍需要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药费，因此合作医疗对农民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在这个时候，石有昌临危受命，被宣威市委市政府任命为卫生局局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农民接受新型合作医疗。只要真正把药品价格降下来，有什么问题和风险，由市委和政府来承担。

　　石有昌曾经从事基层农村工作，对于农民看病贵的问题，早有体会。农民卖了一头猪来看病，有个别的医生，一个处方基本上就把一头猪的钱开掉了。

　　宣威是个省级贫困县，一头猪几乎就是当地农民大半年的收入。许多人在医院看病时，为了让医生在处方中不开高价药，而开些便宜的药，还要找关系、托熟人来打招呼。石有昌的亲戚生病，就曾多次让他给医院院长打电话，这让石有昌心里很不是滋味。石有昌觉得，这样做是一种悲哀。大家都知道，新药、特药的价格非常高，一般药品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用新药特药呢？

　　石有昌发现，要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关键是在药品招标的时候堵住高价药，而让便宜的药进入医院。但按照现行的规定，只有地市级以上才能进行药品招标，作为县级市的宣威，只能跟随云南省和上级曲靖市的招标结果进行药品采购。石有昌怎么才能把招标权拿到自己的手上呢？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现有的药品招标存在着许多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药价虚高的现状。石有昌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自己来进行药品招标，保证中标药真正是低价药。可这时石有昌发现，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政策障碍，那就是，根据规定，作为县级市的宣威根本没有单独招标的权力。石有昌又该如何跨越这个障碍呢？

　　2004年6月，宣威市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药品竞价采购。共有9家医药公司受宣威市卫生局的邀请，前来参与竞争宣威市公立医院的药品供应权。这次竞标程序严谨，所有的药品报价都装在这样密封的档案袋里，直到正式竞价开始的那一刻才能当场拆封。

　　石有昌把9家公司的价格加起来，求出平均值，然后根据各个公司的报价和平均价相比，每低于平均价1%，就给0.5分。每个公司的得分打出来以后，按照得分高的进行保留四家，其他公司就淘汰。

　　为了让这次竞价公正透明，石有昌特地请来市人大、政协、纪委、监察、审计、药监等部门的代表组成监督组，同时一些农民代表和医院院长也被邀请参与听证。经过几轮激烈竞争，一家名叫云南科汇医药公司的企业以最低的报价胜出。可以讲价格是真正降下来了，石有昌他们当时进行了一些测算，在原来的价格上，平均降低了35%。

　　其实，石有昌搞的这个竞价采购，就是一种新形式的药品招标，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说法，绕开了政策的限制。现在低价药总算招进来了，但石有昌又发起了愁，怎么能让医院必须使用这些低价药呢？因为根据以往的药品招标模式，医院对于中标药，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原来，通过各级招标采购以后，要把这个药品进入医院，还有很多环节。

　　石有昌发现，在全国普遍实行的药品招标有一个严重的设计缺陷，那就是药品招标后，没有完善的措施强制医院必须使用中标药品。2002年，宣威各家公立医院销售的所有药品中，中标药还不到20%。而一些没有中标的药品，药厂往往用回扣手段打通医院的各个中间环节，让自己的高价药挤掉中标的便宜药，进入医生的处方。对于这个问题，石有昌又想出了什么办法呢？

　　配送中心也是石有昌的一项发明，按照他的设计：宣威市卫生局成立药品配送中心，对全市3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的用药进行监督，各医疗机构必须将所需要的药品及数量上报配送中心，经审核后再由中标的药品经销商进行配送。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以后，能够直接配送到定点医院去，减少中间环节。哪一家公司中标，各医疗机构就必须到中标这家公司进行采购，这样限制以后，一些中间环节就减少了。减少了中间环节，同时也把药品价格降下来以后，作为临床促销的空间就没有了。

　　石有昌的这个配送中心，堵住了医院私自进药的渠道，高价药进不了医院，医院也只能卖那些中标的低价药。但那么多医院，它们有没有私自进药，石有昌管得过来吗？记者手上拿了一份宣威市卫生局发布的《药品配送管理规定》，这算是石有昌的又一个发明。这份文件规定，对于私自采购药品的医院，按采购金额的20%处罚，这笔钱由医院负责人个人承担，如果第二次发现私自采购，石有昌就要对医院的负责人进行诫免谈话，而第三次私自采购的医院负责人，将被就地免职。这项规定出台以来，石有昌已经对四家医院的院长进行了诫免谈话，目前还没有发现第三次私自购药的。看来，为了保住乌纱帽，医院的院长们还是能够正确对待医院利益和群众看病贵的问题的。那么石有昌的这一系列措施，效果究竟怎么样？宣威市人民医院病人家属表示，的确便宜了。

　　在宣威市西泽乡卫生院，记者遇到了前来看病的一对母子。21岁的马成患的是皮肤病，在医生为他开出的处方上我们看到，两种药的总价是17元，减免后的药价是11.9元。马成平时在昆明上学，对于省城和宣威药价的差别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马成说，在昆明买板蓝根，是4块多一点，在宣威2元多一点就可以买的到。马成的母亲也觉得宣威药价便宜得多，只是省城一半的价格。

　　药价下降之后给老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实惠，这也让石有昌感到了一丝欣慰。石有昌告诉记者，有一天他到宣威人民医院，一个科主任跟他讲，来瞧病的病人说医院的药品价格为什么那么低呢？石有昌觉得，只要老百姓有这个反映，那医院就有希望了。

　　在石有昌看来，医院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并不是矛盾的。医院让利于老百姓，并不意味着医院就会垮掉。以宣威最大的市人民医院为例，2005年全院的药品收入同比下降了500万元，但看病的人多了，门诊人数增加了1万9千多人，住院人数增加了1054人，医疗服务收入增加了759万元，医院的总收入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

　　按理说老百姓欢迎，医院的总收入增加，也走出了以药养医的怪圈，石有昌的这项改革应该是顺风顺水。但石有昌却告诉我们的记者，他本人遇到的阻力和非议，常人难以想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在过“地雷阵”。

　　石有昌所推行的药品采购的新模式，降低了药价，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又让医院的收入增加了。但石有昌却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的这条路，越走越艰难。

　　一项造福于民的措施，为什么会难？又难在哪里？面对记者的镜头，石有昌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而宣威市副市长徐天荣则告诉我们，砍掉虚高的药价，就像是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徐天荣说，其实他们是在向一种不正常的价格机制宣战。这个宣战首先要碰撞的是几个利益群体。一个利益群体就是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最主要的是公立医院。

　　也许一些人会问，老百姓看得起病了，医院的收入也增加了，为什么一些公立医院还要反对？但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过去医院能自己采购药品，一些医生们把药厂的回扣当成了自己的主要收入。现在财路被石有昌断了，他们又怎么会没想法呢？石有昌说，开始实行统一配送的时候，少数个别医生，直接把患者推给卫生局。

　　尽管石有昌知道他现在正处在与一些医生对立的风口浪尖上，但他却认为自己是在保护这些医生。

　　有一件事让石有昌印象深刻。2005年广东江门的一家医院派代表来宣威交流学习，石有昌还接待过他们。但几个月后，石有昌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家医院因集体腐败被查处的消息。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这家只有200人的医院，居然有140多个医生拿回扣！

　　除了鼓动患者到卫生局闹事，一些医院的院长还直接找宣威市市长告状，有的诬陷石有昌与中标的医药公司暗中有利益关系，有的把攻击的矛头直指药品配送制度本身。石有昌觉得，只要光光明磊落，不怕别人说。精力不是集中在应付这些是是非非问题上，而是应该集中在把整个配送工作做好，这个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虽然压力大，但好在石有昌是宣威卫生行政部门的一把手，非议再大，石有昌觉得自己还能抗得住。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推行的这种“竞价采购、统一配送”的宣威模式，也引起了上级药品招标部门的非议。2005年年初，云南省药品招标办公室的有关人员来到宣威，对药品集中采购情况进行调研。这次调研让石有昌至今仍觉得压力很大。

　　中途他们省招标办来过药品配送管理中心，石有昌也提供了很多资料给他们看了一下。看了过后，他们写了一个虚假的报告报给卫生厅。

　　这就石有昌所说的那份报告，报告称宣威竞价采购的成交价格只比省级招标低0.9%，而宣威医院药品的零售价比省里的医院还要高。这个结论，让石有昌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承受压力的不仅仅是石有昌一个人，在宣威市首次药品竞价采购中中标的云南科汇医药公司，也成为同行攻击的目标。

　　田善栋告诉我们，当初刚签完协议的时候，昆明市有40多家医药公司立即停止了与科汇公司的业务往来，直到今天仍有20多家与科汇彻底决裂。很多与科汇有供货关系的制药厂，也停止了对科汇的供药。厂家原来供价是50元，现在降成15元或16元、17元，在这种情况下厂家就不给供货。

　　改革从来不容易，这句话从石有昌和他的药价改革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石有昌告诉记者，药价虚高，并不是不能降下来，关键要看政府部门有没有下决心。石有昌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宣威市2004年药品集中竞价采购的价目表，记者发现，国家规定的最高零售价格，要远远高于宣威市竞价采购的最终成交价格，比如80万单位的青霉素钠，国家最高零售价为0.71元，而宣威竞价采购的成交价只有0.31元；再看1克装的头孢曲松钠，国家最高零售价为20元，宣威的价格只有2元；还有这种林可霉素针剂，国家最高零售价是16元一支，而宣威市采购的结果仅仅是二角九分钱。对于国家规定的这些最高零售价，石有昌觉得很难理解。石有昌觉得，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障碍实际上就是一个价格问题。

　　这个价格问题，在宣威卫生局的一些工作人员看来，其实是解决药价虚高的关键。李祥友告诉记者，要把价格问题重新调整，重新合理地定价。药品价格虚高有四、五个个环节，它的行为发生过程在医疗机构。但药，药品价格虚高的源头在国家定价部门。为什么3块钱的东西要定30块钱，甚至要定100块钱。3块钱的东西定4元钱5元钱，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宣威模式”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在医院和药品供应商之间建起一道“隔离墙”，切断药品流通链条中的“回扣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方廷钰对“宣威模式”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能在全国进行推广。

　　有这样一组数字让记者很震惊，发改委用了五年的时间，才对1100多种药品的价格进行了限定，但是，很多被限价的药品，仅仅换个药名，换了剂量，就能脱离发改委的限价名单，标上高价接着卖。这样的药有多少呢？根据国家药监局的统计，每年将近上万种。但是，这种局面不会再出现了，国家药监局今后将严格限制新药审批，挤出药价虚高的泡沫，确实需要相关部门敢于破除利益的障碍。

　　主编：张凯华记者：高杨摄像：欧阳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