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中国—欧盟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上透露了上述信息，他还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结合“十一五”规划，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以完全接纳流动人口是大势所趋。

　　与会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支持这一政策呼吁。樊纲在研究中证明了劳动力转移能缩小地区差异；而王一鸣则指出，现行的户籍、社保政策阻碍劳动力转移。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10日曾公开提出，为避免形成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将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

　　劳动力转移缩小地区差异

　　樊纲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的收入50%以上汇回原地，这种收入汇回的过程会导致 地区间差异的缩小。

　　调查显示，现在农民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2004年，农民工汇回家的款项总额在1690亿元到3000亿元之间，2005年估计在1910亿到3300亿元之间，预计在未来5~10年内还会有增长。

　　樊纲指出：“在我国普遍建设开发区是不现实的，不可能把兰州建成苏州，不可能把内陆建设成沿海地区发达的局面，毕竟水陆运输依然是世界商品运输的主流，这必然会造成区域的经济差距。那么劳动力的流动就应该是缩小这种差距的关键因素。”

　　因此，他建议，国家应该在人均GDP低的地区鼓励劳动力外出，同时在人均GDP高的地区取消劳动力进入的限制，并对未来大规模的迁移做好准备。

　　劳动力本土化滞后城市扩张

　　王一鸣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现状是城市的扩展速度快于劳动力本地化的速度，如果劳动力转移不能真正实现，将恶化经济区域不平衡。

　　据了解，目前在一般城市，农民务工者和其他流动人口占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在20%~30%左右，发达地区这部分人口可能是城市户籍人口的3~4倍。而农村需要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达1.5亿~2亿人，目前约9000万人实际已在城镇生活。

　　但是，王一鸣表示，由于政策原因，流动人口在城市并没有扎下根，在为当地创造财富的同时，没有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没有相同的社会待遇、享用相同的社保体制。这会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城市内部再现城乡差异。

　　这种城市化与劳动力本地化的不平衡，将是影响经济全局的隐患。

　　陈淮举例，四川省大部分民工在珠三角谋生，但是最近的汇率上涨，可能抑制珠三角的出口经济，很多劳动力将面临失业，大批返乡，从而造成地区行政压力和经济分配的紧张。

　　给农民工市民待遇

　　解决上述问题，一些滞后政策的修改刻不容缓。10日，汪光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在城市接纳农民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

　　他说，现在城市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要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权益。

　　具体措施包括：努力降低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尊重他们选择就业和居住的自由权；要重视和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帮助他们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帮助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对进城农民购买或者租赁城镇住房上给予政策支持；完善外来人口的管理制度，对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给予市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