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凯丽

    人人都爱刘慧芳

　　

　　凯丽

　　《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不怎么抢眼的女子，端着肩膀走在北京的煤矿文工团，恬静、温良。经过楼梯间的时候，遇到一个导演。导演本是冲着另一个预定好的演员来的，但无意中另有发现，他在3秒钟内认定，眼前这女子天生该叫，刘慧芳。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凯丽从此背负一个箴言：好人一生平安。

　　吉林人张凯丽感觉到来自刘慧芳的压力，这压力眼看着演变为一次广泛的群众性自发行为。凯丽曾有绰号“大胖”、“大侠”——她16岁被部队选中，在军事博物馆当解说员。新兵入伍，下连队锻炼，一顿能吃五六个大肉包，体重很快升到130斤，成了“大胖”；她性格爽快、敢作敢为、好打抱不平，是个“大侠”。《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刘慧芳。走到哪儿，陌生人都特别热情地招呼她慧芳；坐飞机的时候，一机舱的人管她要签名；坐出租车，司机一路跟她聊个没完，有手机的抄起电话打回家，让全家人挨个儿跟慧芳姐说两句……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那时候明星没有经纪人，观众的热情、媒体的追逐、大大小小的见面会，都得自己扛着。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出名自有一份谨慎，无形中为凯丽增加了一些自律的压力。

　　凯丽分析过，自己跟慧芳交会在善良真诚、不太好意思说“不”上。至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她的性格是不大能够呼应的。但大伙都望着她，期待她一路慧芳下去，成为普天之下女儿、媳妇、妻子和母亲的典范，而忘记了她本是个演员，有塑造其他角色的功能和义务。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一个显在的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的加速度里，人们一面开始奔跑，一面若有所失。偶尔停下来，回头望望，啊，传统多么美好，真善美多么美好，携带妇德的女性多么美好。所以，当凯丽以一个极度“真诚、善良、隐忍”的女人形象、一个艺术形象照亮现世，众人久远的记忆被唤醒了，一个周身闪耀圣洁光环的偶像诞生了，用以填补现实的稀罕。

　　在这场水到渠成的集体怀旧里，凯丽有点疲惫。从这个意义上，她还是很慧芳的，她被推到众人心目中理想女人的位置上，不好意思说“不”。1993-1997年间，她只接过很少的戏，以淡与静应对那些炽热的崇拜、暗涌的压力和私人生活中的变故，她始终低调。

　　1998年后，凯丽一直在中央实验话剧团，一级演员。她演《清宫外史》中的慈禧，《无辜的罪人》中的克鲁齐宁娜，《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角，《日出》中的陈白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冉尼娅，还有《香香的辣辣的》、《下岗了，别趴下》中的女主角。她还因主演加拿大剧作家考琳·魏格纳的《纪念碑》拿到了第18届戏剧梅花奖，她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放歌也很值得一听。这些，大伙都不太知道了。

　　十多年后，当凯丽因先锋话剧《纪念碑》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小剧场时，人群里有人低低叫出：“啊，她好洋气！”这时的凯丽，已不再是核心与焦点，终于可以让本色荡漾开来，平淡，自然。

　　十多年后，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对20多万观众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依然有91.3%的观众喜欢刘慧芳。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两个女人渐行渐远，各归其位了。

　　凯丽在常州片场跟记者通了电话，她不想再谈慧芳，并不等于她受了什么委屈，只是“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她对一茬茬涌现的偶像也不作置评，批评和赞美都没有意思。她只想守着丈夫和8岁的女儿可可，在北京那套200平米的跨层公寓房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偶尔坐在钢琴前面弹一曲，一抬头，可以看见四字隶书：室静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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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三毛

　　致命的浪漫

　　

　　

　　1990年，三毛在成都

　　对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来说，再没有比1991年1月4日一个人的轻生更让他们伤心的了。这一天，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房浴室里自缢身亡。

　　在内地读者的印象里，三毛似乎天生就是这样的，知冷知热、知痛知痒、知近知远、知悲知喜，她似乎总在凝神谛听、察微烛幽，感受某种来自天穹、来自更高视界的超脱的呼唤，并时不时到遥远的撒哈拉，到遥远的异国他乡飞翔一番。她似乎就是为爱而生的：有别样的敏感、别样的忧郁，对每一个生命瞬间顿悟、理解，有别样的爱和怕。她17岁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惑》里的“我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和后来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遥相呼应，响彻了她烟波浩渺的一生。

　　三毛展示了中国人制造、实践、发展和维护童话的能力。15年过去了，让我们理解三毛的虚荣，理解她变相取悦读者的意愿，理解她标新立异的媚俗吧，毕竟在日益物质日益形而下的干瘪的1990时代，童话是多么地被需要啊，虽然童话从来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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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余秋雨

　　甜蜜的苦旅

　　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亮相以来，余秋雨一路高歌猛进，几乎一枝独秀，风骚文坛内外。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就具体事件的发挥又往往文思泉涌，其文字和言论本身就是一道风景，虽然质量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他避开了敏感的时政，更不会去琢磨折磨人的“三农问题”，他过着优雅、体面的生活，在电视节目里对我辈谆谆教诲，继续空洞的“苦旅”。余秋雨的散文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化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的程度。他的太会说话和缺少诚意则表明了，他始终未能超越他所经历过的那个不真诚的年代。集体无意识的惯性延续，流弊所及，恐怕不止余秋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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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马家军

　　闪电与泡沫

　　1993年，是让世界体坛颇感意外的年份。那一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马家军席卷女子1500米以上项目3枚金牌，而在七运会上，她们又多次打破世界纪录。马俊仁像神一样横空出世。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竟是马家军奇迹之泉的惟一一次喷发，从1994年的“兵变”到2000年的“血疑”，马家军虽间有豪气干云，却再无佳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仅8年，马家军就走完了从精壮青年到龙钟老人的全部时程。没有人清晰说明马家军迅速衰落的原因，正如没有人详细了解它崛起的全部秘密。这个名噪一时的团队，自始至终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元素——没有科学依据的土方土法、东方神秘主义的精神控制术、体制和金钱——的影响下，马家军的结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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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金庸

　　武侠大师登堂入室

　　

　　

　　金庸

　　在诸多作品畅销中国大陆近10年之久，培养起众多武侠小说爱好者之后，金庸在这一年修得正果，被奉为文学大师。1994年，连续发生的3件事标志着金庸登堂入室，成为殿堂级人物：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给本科生正式开讲金庸，同时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头衔；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4位，名列鲁迅、沈从文等人之后；三是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

　　金庸出身海宁名门查家，当年一门七进士的辉煌铸就了家族的钟鸣鼎食。金庸的小说中有一种士大夫的味道，他的主人公成为武林高手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人格趋向完美的过程，这暗合了国人潜意识中的人格崇拜心理，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心理满足。金庸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精彩的江湖，然而，流于脸谱化的人物个性，使他在如此地接近伟大与不朽时，却永远地差了那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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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王海从此开始打假

　　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使得一向张扬的王海，决定减少曝光，做个深沉、寡言的行动者

　　-本刊记者彭苏发自北京

　　王海笑起来时毫不掩饰他下排门牙中的一处“门户大开”。牙，不是在打假过程中叫人打去的，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亲临打假现场了。“现在，咱们的工作主要是开会，知道哪儿有假要打，研讨一下如何去打。”

　　我的1995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这是王安在《25年》中写起王海的第一句话。王海却说：“我不仅是个农民，还是个加了引号的刁民。”继而，他笑称，刁民，是相对奸商而言。

　　这算不算“以恶治恶”？他立刻辩驳，“有压迫才有反抗。”继续解释说，“我真是被压迫最深的，说不定是有‘贱民意识’呢。”

　　王海认为自己成为打假“刁民”是很自然的事情。1995年夏天，因为“按捺不住的愤怒”，王海为12副“耳机”在北京街头四处“讨说法”。在现在的王海看来，和当时汹涌而来的伪劣假货相比，自己的投诉还是上不得台面的“区区小事”。

　　这“区区小事”还是有意义的：“1994年才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时还没构成社会热点，正因为有了咱这个事，才使它得到了关注。”

　　“咱这个事”的动力机制是这样建立的。1995年2月的一天，东城宽街的某家法律书店内，正自学法律的王海无意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49条上，他瞪大了眼睛：“我国民事法律多年来的赔偿原则一直是损一赔一，而《消法》新规定损一赔二。”

　　“加倍赔偿当然好，最不济也得给我退货，无非损失点儿车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娱乐娱乐。”而假货嘛，反正到处都是。

　　3月25日，王海选中了北京隆福大厦二楼电讯商场。他“看中”了一副标价85元的“日本索尼耳机”。终于下定决心，买下两副，再火速查到东城区消协的电话。从王海得意的神情里我们可以想象，那天下午，王海顶着明晃晃的日头，像汤姆·索亚首次外出探险般正式踏上了打假之旅。

　　问了七八个人，拐了十多个弯，走了好几千米，才在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找到了正在翻建的东城区消协。除了眼前的沙土、水泥、灰尘，就是不见消协的人。无奈中，他给市消协挂了电话。

　　北京市消协的人告诉王海：要找消协投诉，得先把商品送到技术监督局去鉴定。

　　第二天，王海又在一条盲肠似的小胡同里找到了东城区技术监督局。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得去找市技监局。而市技监局的答复是：耳机要送到索尼公司鉴定，时间多长难说，市局要办的案子多着呢。不过，一般三个月之内肯定会有结果。

　　“做个鉴定要三个月，我一听头就大了。”他决定亲赴索尼驻京办事处。公司客户服务部很肯定地告诉王海：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中没有这一型。但拒绝提供书面证明，理由是：要是每个买了假索尼产品的消费者都来找，那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悻悻然离开的王海，一路上左思右想，得出结论：上工商局投诉。

　　“在跨进东城区工商局大楼时，我突然产生了计算一下这两天开销的念头。结果一算，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使加倍赔我(170元)岂不还是亏了？赔本赚吆喝，没人愿意干这号傻事。”想到这儿，王海转身离去，回招待所找表弟大刚。

　　他让表弟去隆福大厦再买十副假索尼耳机。

　　又是一番周折后，过了一个多月，东城区工商局回复：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调解，并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先买的两副，后十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并非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考虑王海耽误的时间和浪费掉的精力，对方愿意多付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硬在“知假买假”上较起了真。“法律从没说过‘知假买假’不赔。”于是，他当即拒绝这一处理意见，5月1日回到老家青岛。

　　“刚回青岛时，心里窝火。”王海找到了新的角色定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那老惦记打假索赔的“贼”。

　　“我想从这块切入，开个公司。这样，打假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织对组织的博弈了。”

　　1995年8月，《中国消费者报》以王海首次打假经历为例，发表文章《刁民？聪明的消费者？》，并在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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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周星驰

　　搞笑颠覆庄严

周星驰

　　1984年以“跑龙套”身份踏足影视圈的周星驰，后来赚进过亿身家，被尊为一代“喜剧之王”。他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这似乎是只从属于周星驰的桥段，忍辱，妥协，偷生，却从不肯轻易放弃梦想。他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也许一直如此：当事者的经历永远是琐碎的、朴素的，到了演绎者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宏大叙事，并附丽着当事人并不了解的深刻含义。还是星爷自己说得最好——我只是一个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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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王小波

　　殒灭之日大放光彩

　　王小波，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声名远播。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不长的时间里，如此广泛地被阅读、关注、讨论，是十分罕见的。这对于生前出版无门的作家本人来说，也是一种告慰。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不少人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王小波像是第一块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连串的倒塌。对很多人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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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李金华

　　掀动审计风暴

　　1999年，一份年度审计报告将李金华推至聚光灯下，也使得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审计署第一次为大众所熟知。这份题为《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情况》的报告，公开了国务院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的违规行为，并点名道姓直接披露。这是李金华就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后掀动的第一场审计风暴。

　　此后他的报告分量越来越沉。2003年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后，每年的报告都宣告风暴再起。他的无私和强悍令人赞叹，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也不免引人猜想。李金华自己的说法是，“我的背后没有背景！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要当审计长，就必须断掉自己的后路。”

　　与权力部门的正面作战，使李金华的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期待。他以低调的言行和务实的态度力挺一个“阳光化的刚性反腐制度”。

　　“需要审的都去审，只要审过的都公开”是他的目标。对上他说，“我希望给你们多报忧少报喜。”对下他说，“用纳税人的钱，最后要对老百姓有一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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