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人物周刊回望30年封面图
时间流逝的一个好处是,让人更成熟,更冷静,追求智慧,反对偏执,在回望过去的时候,可以从当时的狂热或短见中跳出来,给一个更准确,更公道的说法。
时间已经,或者正在把那些被放大的人与事,还原到正常的尺度,把那些被抬举到自己认不出自己来的人,放回到茫茫人海中。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终结了一个偶像的,大神的时代。
随后的三十年,这个在“文革”中被政治修理得彻底荒芜的国度,开始了既紧迫又漫长的诸神归位:科学回归科学,艺术回归艺术,商业回归商业,一切都在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一切仍然受到政治的制约,受到我们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本土的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不起的艺术家,了不起的商业精英,他们作为一种特定符号,在某个时刻登上历史舞台,宣告了某个方面的突变、升华和胜利,体现着民间的或者官方的意志。今天,当我们试图打量这三十年的时候,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早已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的身价直逼天文数字,一些经济学家以顾问的身份从企业那里获得丰厚的回报也不再是行业内部的秘密。一种奇妙的,从大多人的崇尚精神凌空蹈虚到大多人的回归务实的轮回,业已完成。
要在过去三十年的每一年里,遴选出一个最受关注的符号性人物,不是难事,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用“群星璀璨”来形容过去三十年的各行各业,却相当困难。比如,我们只有一个姚明,与他相比,其他人只能划入另册;我们只有一个崔健,其他人,恐怕要绑在一起,才能引发一场与他抗衡的地震……这大约是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施加在某些行业上的谶语。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剧烈变迁的时代的驱动下,除了个别领域谨慎地保持着超级稳定的状态,各行各业都被极大地激活,都在隆隆推进,各行各业的版图,都在震荡中发生飞速的变化,除了篮球领域的姚明,已经很少有绝对的神话、绝对的巅峰人物。
三十年,三十个符号性人物,无论我们怎样力求客观,都免不了一些主观。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的读者认同这样一份名单。
他们横空出世,有些,是因为历史的必须和必然:比如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和柏林电影节捧杯的张艺谋,比如超一流棋艺的聂卫平和代表中国功夫的李连杰,当一个国家处在上升期的时候,与之匹配的各路巨星,无疑是最好的招牌。比如陈景润,在为神五神六这样清晰可见的科学成就欢呼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当年,一个国家在浑浑噩噩了那么久之后,决定要回到正常的轨迹上来,是这样一个专门琢磨谁都不会理解的数学难题的书呆子,赢得了全民族的最高敬意,引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热爱。然而这却是事实。在那样的年代,必须有一个数学家陈景润,因为,科学的春天,降临了;
有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阶段性需要:比如张海迪,比如徐良,比如凯丽;
有些,却是时间的一种吊诡:比如余秋雨,这位1990年代最畅销的作家,论学识,远逊于三十年代甚至当代的很多作家、学者,论文采,难敌鲁迅、废名、张爱玲、阿城,有意味的是,他像琼瑶那样流行开了,并且,他的流行,并非纯粹商业炒作的结果,而是人们集体的自动的选择;
比如中国男足,这个最让人爱恨交加的团队,没有任何伟大的成就,却一直拥有足够多的拥趸,足够雄厚的资金,足够狂热的关注,来支撑他们继续他们多少有些悲情的平庸。他们的作为,与他们的待遇之间,有着无比讽刺的差距。但是我们似乎一直在赌:万一他们……了呢?在足球这件事上,人们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很多人已经把狭隘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边,专门去看英超、德甲,或者干脆把足球撇开,去登山,去蹦极。
在陈景润成为青少年心目中绝对偶像的1977年,谁也不会想到,很多年后,这些青少年的儿女变成青少年后,会为足球疯狂,为网络疯狂,为虚拟的光怪陆离的卡通人物疯狂,为“超女”疯狂,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不甘于做别人的崇拜者,他们更渴望的,是让别人崇拜自己,他们更热衷的,是PK。
我们呼唤了很久的张扬的个性,似乎大面积出现了,但在形形色色的选秀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另一种单调。而由商业孵化出的个性,毕竟只是打上了商业标签的个性。
2005年,几个娱乐操盘手,完全克隆美国一档电视节目,制造出了本土的一位超人气偶像——李宇春。我们心里都清楚,没有人为巩俐疯狂,没有人为章子怡疯狂,不管她们在世界上赢得了多少注意力,她们都还称不上偶像。但是,这个唱功平平的,活力惊人的,看上去像个假小子的四川音乐学院学生,却在一夜间成为无数歌迷的偶像,这个偶像和她背后的力量,势必粉碎一些貌似偶像的既得利益者,在无比庞大的俗文化消费群体中制造新的阵营的分化与重组。
其实,重要的不是李宇春,而是李宇春背后那股让长者们感到完全陌生的,虎虎有生气的力量。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已经很难在精神领域推选出什么重量级人物了,尽管思想界艺术界的精英人物越来越趋于成熟,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影响力,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知识分子有了越来越多发出声音的机会,但是在他们守着价值的四合院,对利益的推土机说不的时候,推土机已经从他们的头顶,沉重地碾了过去。
紧随娱乐和体育明星登堂入室的,是房产大亨,是新经济领袖,是在金钱的竞技场上长袖善舞的谋略高手。
时代之蜕变,以及蜕变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976
施光南
祝酒庆解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施光南把万马齐喑后民众再获解放的心情与自己的一腔喜悦化成一曲《祝酒歌》,顿时传遍华夏大地,陶醉了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一代颂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入世界性的音乐教材。他其后创作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心声,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他的音乐,植根于民族民间的土壤,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家”。在重视民间音乐、地方戏曲、民歌以及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王洛宾之后,无人能出其右。他的音乐中充盈的理想主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对于哼唱着“最近比较烦”长大的新一代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
1977
陈景润
向科学进军
1977年10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论证世界数论难题“歌德巴赫猜想”获得重大成果,这一成果被称为“陈氏定理”,陈景润的事迹被大力宣传,这位数学家立即成为一代青年的新偶像,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开始在新一代青年中蔚然成风。随后的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极大地唤起了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枯燥的术语随着陈景润的故事成为青年人奋斗的一个坐标,“向科学进军”成为最鼓舞人心口号的同时,知识分子开始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那个时代的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1978
刘心武
文学受宠的年代
1978年,小说《班主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章直指“文革”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作者刘心武借小说之口表达政治理念,“揭露‘文革’中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开创“伤痕文学”的先河,从而一举成名。
当时,刘心武35岁,家住什刹海附近的柳荫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据作者回忆,将投稿信投入邮筒的一瞬间,他因为文中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有过犹豫。这部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在特定年代让他成名的同时,也成为他此生“撕扯不去的符码”,他更愿意把它“定位在一段逝去的时间里”。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伤痕文学”,尖锐地反思历史,作者往往通过个体的声音、个人的遭遇表达来自心灵的伤痛,对“文革”采取了强烈的否定态度。
《班主任》描写了一位班主任在下课后到学生家去家访,“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小说的结尾写道:“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漫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如中学生作文一般浅白的文字,并没有完全逃脱“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话语方式,有读者认为小说很像一篇适应时势的“急就文章”。而《班主任》的创作表明一代人由绝望走向希望,由对时代的不可挽回的伤痛的控诉,转为对时代的理性分析。它所体现的,正是当时所需要的宣传口径。
刘心武退休后,自称“早已习惯边缘生存、边缘写作”,不再是“文坛”各种会议活动中的活跃人物。“我的性格一直都是好静的,像妙玉一样有些孤僻。”他每天都上网浏览,也有频繁的私人聚会,“只见自己想见的人,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一年里有很多时间住在乡间,“和这些村友还有城里的市井朋友在一起时,心情总是特别欢畅”。透过书房温榆斋的窗子,能望到潮白河和温榆河之间的一片河沟田野。除了写作,天气好时他也去田野写生,并开始为自己的书画插图。习书法、学建筑,玩票之余,还有解读红楼,这时候,他充分显示了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
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谈红楼秘史,“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他自创以研究秦可卿为解码的“秦学”一派,因此成为“2005年度中国文化圈”中的焦点人物。
红学家们质疑刘心武的学术观点,认为他追寻的原型根本不存在,而文化界也打了一场热闹的口水战,“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刘心武则委屈道:看我来了,就拿我来当靶子。
胡文辉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说,“在红学事件中,刘心武明明一开始就占据了央视这一传媒制高点,拥有了远大于红学家群体的表达权,他何曾需要我们来捍卫他的话语权利呢?相反,真正需要维护表达权的恰恰倒是红学家群体。在网络舆论的多数声讨中,在文化界几乎一面倒的指责中,在媒体推波助澜的造势中,红学家的声音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负面化了。刘心武当然有他的言论自由,但红学家更有批判他的言论自由,否则,以捍卫刘心武表达权的名义,打压红学家的表达权,那就成了学术自由的反讽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用这句话来形容“名士”、作家刘心武似乎不为过。他认为自己的《红楼梦揭秘》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有趣”。确实是,作为红学票友,能把《红楼梦》的“秦学”解读得像一部绘声绘色的“清宫秘史”,姑且不论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却也悬念迭出,“自圆其说”,确实不得不让人佩服的。在2000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上,刘心武发表的《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其中一条是“不要相信广告”,就有人撰写一文揶揄道:不要相信广告,更不要相信作家。
1979
邓丽君
解冻的心灵
成长于1970年代的人,多数都有把录音机捂在被窝里偷听《甜蜜蜜》的经历。在很多大陆人的心目中,邓丽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女歌手。邓丽君的歌曲之所以能在内地大面积风靡,是因为她用最绵软的歌声,击碎了包裹在人们身上的意识形态的硬垢。人们突然发现,音乐不再仅仅是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武器了,我们可以尽情享受音乐的美,情感的纯真。即使到了今天,邓丽君仍然没有被忘记,毕竟,温柔与真情是人无法割舍的,离开了人心,音乐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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