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李谷一

　　那年流行“黄色歌曲”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 实习记者 陈琛 李鹏

　　20世纪80年代歌唱家李谷一

　　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

　　落座对面的这位女士，现已年过六旬。最著名的晚会歌手之一，一次次浮现水面，所有的风光都有迹可寻。20世纪下半叶，“妹妹找哥泪花流”，曾经揉碎了多少中国人多情的心。正式走下舞台后，她的记忆里搜寻到的并不全是轰轰烈烈的掌声与灯光，也有沧桑磨砺后的一声叹息：我是艺人中最不幸运的一个。

　　她几乎在所有的中央领导前引吭高歌过，也背着背包下到农村、矿山、前线去演出过。无论是给什么人演出，她都心存感激，一视同仁。最令她震撼的，是多年前在老山前线演了200场。“在刚落完炸弹的最前沿，那些敢死队的小战士，头发都剃光了，很快就要上前线了……”她至今难以释怀。

　　“一级演员”李谷一，在台上雍容华贵，挺拔丰润，可是在台下，却是寻常家的女人，脂粉全无，瘦，个子也不高，偏偏是管家的好手。“家里的装修，全是她一人管的。”她家的那口子说，“家里谁生个病，她亲自给注射针剂。”她这样打点着里里外外，台上的妆，有时是自己化的，演出的礼服，也是自己挑的。

　　“别人旁敲侧击，我则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她快言快语、爱憎分明。“超女嘛，地方台搞超女是可以，但你中央台去搞这个名堂？要注意国家形象啦！”

　　采访过程中她会唱上两嗓子，兴致来了，还走走台步，一招一式都有舞台感。整个过程她的先生都坐在一旁陪着，时不时帮妻子说上几句。当记者说“请肖先生谈一下对李谷一的感觉”，他赶紧摆手，“我不谈，我补充。”李谷一似笑非笑地斜了他一眼，“所以俗话说，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都有一个好男人。”

　　令我们意外的，是她竟然还学会了Q Q聊天，而对方并不知道她是李谷一！“听到那些20多岁的女孩子骂的痞话，好可怕，好像女孩子不骂痞话就不时髦了似的。”她也了解什么是博客，关注网络上新近发生的有争议的事件。

　　这位当年的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一个简单的例子，20年前，一个“很朴实很执着很可爱的”小伙子带着吉他在煤矿学院的礼堂上聒噪，才唱到第二首，礼堂里的150个局级干部就表示，如果该小伙不消失，他们将一起退场。

　　李谷一团长赶紧上台“息事宁人”，“艺术流派是多样性的，刚才演出的是摇滚，也是轻音乐里一门独特的艺术。暂时欣赏不了，时间长了肯定就能欣赏了。”

　　该愣头青小伙就是崔健——后来的中国摇滚教父。

　　“黄色歌女”

　　1976年，李谷一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缘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她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就是这首气声唱法处女作《乡恋》，在1980年一经李谷一唱出便风靡大江南北。谁会想到，歌唱者要经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

　　谷建芬回忆说，“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都被点名批评。当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李谷一回忆说，“中央有个战地工厂在中科院做报告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一夜之间，李谷一就成了大陆的黄色歌女，歌曲磁带被封杀。

　　“说什么靡靡之音、黄色之音、亡国之音、亡党之音——太过分了！当时我想，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一切始料未及，她委屈得无以复加。“想想唱过的歌，都是歌唱祖国歌唱解放军的，《乡恋》也是思乡曲，一首爱情歌曲都没有。我觉得我是最革命的。”

　　她决定找个机会让领导来评理。听说邓小平同志要来参加她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她就想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反动的、黄色的？结果演唱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中央乐团的领导却下了逐客令，“如果你以后还这样，就请到适合你的地方去唱”。

　　“严格地说，20世纪80年代初，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和程琳都承担着社会批评。虽然邓丽君、刘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内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当时最走红的词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张丕基等人，音乐上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众歌曲传统的继续和拓展，虽然歌词上增强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还是延续了从田汉到乔羽的传统，歌颂祖国、民族、时代和劳动的题材占了极大部分。”这是当时《中华读书报》上的一段评论。

　　“开创一代歌风，就开不起来。有不理解的，也有妒忌的，有带一些成见的，还有一些学术派的，对民族的唱法不感兴趣的，要压制民族的唱法；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那种‘左’的东西，往往来自上层。越压制，群众越支持，我越遭罪，不管大小演出，咬着牙就得去，家里一切不管，孩子摔断了胳膊，老头在家发高烧，都不能管了，如同上前线。”回想担当“李丽君”的日子，李谷一仍心有余悸。“背着包袱唱了四年。只要你自己倒下去，就完蛋了。”“一首歌都不能唱坏，关心的人在盯着你，抓你问题的人也在盯着你”，紧张到夜夜失眠，濒临崩溃。唱歌过于疲惫，声带出血，中央乐团的随团大夫每天给她打八针。一天两场，一场12首歌，从湖北唱到广西，四十多天演了七十多场。

　　“牛吃草挤的是奶，我草都没得吃——你们还批判我？”

　　批判归批判，《乡恋》还得唱。“为什么？群众点名要唱！”在上海和南京演出结束后，所有观众起立鼓掌；“在上海体育馆绕场几周，致谢”，她热泪盈眶；连续一年多，每天能收到歌迷来信100多封，“后来我扛着两麻袋信回来了”。他们当中有人已是省一级干部，还珍藏着李谷一当年的回信；得知月薪43元的她没钱买磁带学习，战士、学生、四五岁的孩子都寄钱给她，有5元的，也有几分的。“80年代的人太不一样了，充满亲情、无私，没有利益争夺。”

　　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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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邓丽君

　　20世纪80年代之初，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北京百花音响器材厂相继开始生产盒式录音带，现代意义上的内地音像事业从此起步。彼时，盒带的售价是5.5元，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职员的月薪为30到50元。

　　在北京，流行音乐还没有成为乐坛的主流。李谷一也经常到广州太平洋去录制卡带，一首歌的版权为560元，一次性算清，之后具体翻制多少，她没有概念。她先后录制个人专辑十余版，销量曾居全国榜首。

　　磁带虽然热销，但在当时，录音制品的传播能量还远远比不上影视媒介。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电视机前，听着李谷一，听着《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知音》……有的人为了听李谷一的歌，把电影看了九遍。

　　最多的时候，李谷一一年要演唱200多场。她出现的演出场合，歌迷即便是和现在的各路“粉丝”相比，也是狂热非常的。半夜两三点就到首体排队买票，把台阶都踩塌了。演出结束后，堵在剧场门口等着李谷一出来，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在天津演出，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还整齐划一地喊起了口号，“一二三，李谷一，我们爱死你了”。为了能够退场，乐团医生、其他女演员围上头巾乔装打扮，引开视线，掩护她从后台溜走，人太多了，警察也来了，乐队的小伙子拿起电棒帮着“挡驾”，竟然让一些官至厅级的干部平生第一次挨了电棒。

　　不仅如此，从70年代开始，李谷一的风光可谓是前无古人：第一次出访见到了美国卡特总统；第一个代表中国到法国演出的女演员；……“领导人一个不落，全见过。从毛主席开始，周总理，还有7个副总理，加上几个大将全都见过，后来就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

　　“好汉不提当年勇，”她说。

　　“大红大紫”也好，“无限风光”也好，李谷一认为自己并非“一步登天”：“我很刻苦。”

　　还在湖南花鼓剧院，17岁，本该是贪觉的年龄，她把闹钟放到枕头底下，5点准时起床。先学毛选，再打扫厕所倒痰桶，然后练功，之后读毛选，写心得。一连串忙完后，跟着刚起床的同伴，再练一次功。晚上排练或演出结束后，她还要继续三遍功。别人只学开门戏，她要同时师从四位不同风格的老师，为的是“在大流派之外掌握几个不同风格的小流派”，能有“不同的思路和感觉”。

　　1966年被下放到瑶寨，她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背着配备的医药箱，治头疼脑热、流感侵袭，她堵在门口强制剧团的人吃感冒药；她自觉清洗花鼓剧团的痰桶和便池，如果谁随地吐痰，一定会遭到她不客气的训斥，情节“严重”者还被处以罚款。

　　“中央乐团是全国最高的乐府，高不可攀，上月球也比上中央乐团容易。”在中央乐团，教授金铁林是她的伯乐，在他的指导下，她连考三年，1974年终于考上了。“我当时是以唱小常宝和铁梅的角色进中央乐团的。”虽说在湖南花鼓戏院，她是半个台柱子，可论起唱歌，毕竟半路出家，唱功自然让人怀疑。“我想我也算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几个风浪的人了，你们瞧不起我，我偏要唱给你们看看。”

　　为了把花鼓戏和西洋唱法的技巧糅合到一起，她下了苦功夫。周末自是没有了，每天都是钢琴旁的练唱。为了打开口腔，李谷一每天打下巴150到200下，打到腮帮子发炎，打到吃不下饭，直到口腔完全打开。

　　年轻漂亮，走的又是民歌路线，她自然是亲民。既能唱民歌，又能唱京剧，一年后，李谷一竞争到上海东方乐团《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的角色，随团出访澳大利亚。因为嗓音甜美，1976年，她被宋成推荐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南海长城》的主题曲《永远不能忘》，一举成名，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五十多部电影演唱插曲和主题歌，成为建国后录制电影歌曲最多的女歌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开始突破防线，邓丽君风靡内地，直接影响了内地几代人。李谷一也由衷欣赏邓丽君，“我觉得她唱得非常好，没认为她是靡靡之音，也没觉得她是小资产阶级。”

　　“她对我没有造成冲击，她没有来大陆，而且时代也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那边华侨多，听她的歌的人可能多一点，内地就要少一点。当时我们到广州演出，也在听她的歌，我们团里有一个人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好，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说：‘来一首邓丽君’。我也学过她的歌，感觉还是不好学，她的歌不是谁想唱就能唱的。”

　　邓丽君曾签名盒带并托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送给李谷一，也有人想在中国组织一场由两位艺术家各唱半场的音乐会，遗憾于最终无果，斯人已逝。

　　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台上柔媚宛转的抒情女歌手，台下却是一位爱搅局、“捅马蜂窝”的“湘里辣椒”。她丝毫不掩饰性格中的叛逆，往事前尘，多的是“引火烧身”的例子。

　　70年代末，在一次声乐研讨会上，有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朱逢博，李谷一挺身而出：“朱逢博的歌唱得就是好，现在谁比得上？！单拿人家唱的《白毛女》，声情并茂，谁也学不了！”几句话把人噎得无言以对。1982年，在尚未完全“解冻”的日子里，作曲家谷建芬面临“四面楚歌”的批判境地，其他歌手惟恐躲闪不及，惟独李谷一要凑热闹，跑到谷建芬的家里一同选了40多首歌，在云南音像出版社一口气录制了两盘盒带，公开发行，以示支持。

　　性格使然，李谷一一次次站到了是非曲折的风口浪尖。

　　1964年在湖南花鼓戏剧院做演员，《补锅》让她在戏曲界一举成名，却也给她带来了灾难。“修正主义黑苗子”李谷一被下放到偏远的瑶寨，成了靠工分吃饭的农民。

　　1980年，一曲《乡恋》让她成为众矢之的，经历数年的口诛笔伐。

　　1990年，爆出“中国民事第一讼”，师徒两人对簿公堂，期间恩怨，一时沸沸扬扬，舆论褒贬不一，甚至惊动中央领导出面调解。虽然最后官司也以胜利而终，可她还是觉得伤了心。

　　2000年，她又因揭露东方歌舞团内部领导腐败问题，成为风波的焦点。质疑和抵制领导班子公款私分，李谷一最后申请调离东方歌舞团，引身自退。

　　2002年，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她一句“在同等演唱水平前提下，长得漂亮一些的选手要占便宜”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又因为赛前质疑原生态唱法的评审标准，“年龄太大，不适合做青歌赛评委”的传言不胫而走。

　　不久前，在广西上大课的时候，回顾从艺四十多年的经历，李谷一说：“有些事情是应该的，有些事情也是活该的。有些付出、牺牲是应该的，没什么可后悔，也活该遭受那些磨难”。

　　人物周刊：您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当官呢？

　　李谷一：我是为了事业才去做官的，不是为了做官而去做官，后来也是为了文化部的院内体制改革才去东方歌舞团的，当然从艺术家来讲，应该不去当官的。

　　肖先生：她这个官的工资，还没有她当一级演员的工资高，所以她也从来没有拿多少官的工资。最后就是有点做官费。

　　李谷一：20年的官，从团长到书记嘛！

　　肖先生：这些事放在别人身上也不会发生，恰恰都发生在她身上，全是因为她的性格。

　　人物周刊：你评价一下她的性格吧。

　　肖先生：率直，对事业有顽强地追求，不认输、急躁，有些事情不经过深思熟虑，随着性子走。她把在家该做的都做了，而且还做得挺好，家里事都是她在管，房子怎么装修，院子怎么搞法，包括地砖都是她自己买来的。她精力旺盛。

　　李谷一：台上台下我是两个性格，在台上我比较抒情，比较甜美，而在台下我就比较现实，泼辣——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最后我们问她，对将来生活有何打算，还有什么愿望。

　　李谷一说，顺其自然好了，用不着管别人的事情，把自己管理好就行了。

　　肖先生很实在地“补充”说，“多保重身体，多旅游旅游。”李谷一忍不住插嘴，“那就到朝阳区去旅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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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郎平

　　1981

　　郎平

　　为中华之崛起

　　世界第一体育大国邀请咱中国人做大球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为国争光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1981年，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推理小说《刑警队长》；有人创下了连续观看电影《少林寺》18遍的纪录；男孩子做着武侠梦的时候，一些大城市的女孩第一次看到琼瑶小说，作忧郁状眺望窗外。

　　这一年人们对窗口行业恶劣到无以复加的服务终于失去了忍耐力，报纸上大力宣传文明礼貌。美联社1月1日专门就此做出了报道，称彼时北京人服务态度之恶劣到了举国尽知的地步。

　　年初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面子的北京人，在当年11月找回了自信，一个叫郎平的北京女孩在日本大阪为中国女排扣下了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大赛的冠军。据统计，7场比赛，中国队共扣球1116次，其中郎平一人扣球407次，得到79分，扣球命中率接近百分之五十，“铁榔头”的别号就此流传。

　　此后，郎平又随中国女排获得1982年世锦赛、1984年奥运会和1985年世界杯的世界冠军。1986年第10届世锦赛，张蓉芳出任女排主教练，郎平作为助理教练，中国女排在甚为艰难的情形下再度登顶，成就中国体育史上不可复制的“五连冠”传奇。

　　“拼啦，不拼没机会了！”

　　1981年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进国家队才两年多，还没有经历过世界大赛的考验，袁伟民指导却破格把我推到主攻手的位置上，并指望我在这次世界杯大赛上“一鸣惊人”。赛前，不少人在议论：世界杯大奖赛，中国队能否捧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看郎平的发挥了。我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出发前，我把护肩、护肘、护腕、护膝还有一个护腰一一地装进箱子，那个护腰是我拆了两个护膝为自己特制的，大赛前的一段时间，我是接受治疗比较多的一个，腰背肌不太好，我已经再三地告诫自己：到了节骨眼上，你老先生的腰如果不争气，你就是缠上10条护腰也不能下场！几场比赛确实比我们估计的更艰苦，和美国队打了五局，身高1.96米的海曼和克罗克特打对角，这两颗“黑珍珠”打得真是凶狠，她们在网上的高度使我的强攻一次次地受阻，眼看她们把比分追了上来，我的精力有些分散，一直到第五局，二传孙晋芳使劲儿冲我喊：“拼啦，不拼没机会了！”我这才放开了打，在不断跑动中变换攻击位置，才突破了对方的拦网。以8：3领先的优势交换场地时，做现场转播的宋世雄向观众报告说，前8分，中国队扣球得4分，都是郎平强攻获得。赢了美国队接着打日本队。袁指导在前一天晚上找我谈话，他很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你责任心强是好事，但强到了拘谨起来，这可不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风度！袁指导看问题，总能看到我的心里。

　　打日本队这一仗，外界的评论是，郎平已经很疲劳了。据统计资料显示，中美之战，我扣球102次，体力消耗很大。我的确感到累，早晨醒来，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爬不起来，只想多睡一会儿。但我命令自己，尽快振作，我们的翻译来通风报信了，说有人看到日本女排在体育馆里捏紧拳头在宣誓，要和中国队决一死战。她们的教练小岛孝治，开赛10天没有剃须了，日本男人有“蓄须明志”的习俗，但塞林格在美日比赛前偏偏买了三把剃须刀送给小岛他们，还宣称：我们美国队一定胜你们日本队，请你们剃须吧!结果，不幸而言中，输给美国队，最经得起摔打的日本队员广濑美代子放声痛哭，哭了三分钟还没收声，这种发自心底深处的哭泣，是很可怕的。

　　显然，我们与顽强的日本队要打一场刺刀见红的硬仗。果然，我们赢了前两局。世界冠军到手了，思想反而难以集中，而日本队在六千多观众的呐喊声中，越打越威风，连追两局，尽管已经不存在冠军的问题，她们也要赢中国队，打的纯粹是“精神球”。第五局打到15：14，还是她们领先。袁指导在叫暂停后冲我们发火了，他虽然不是挥拳头大声嚷，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动，两条眉毛纠成了一个结，眼睛通红，嘴唇哆嗦，话还是一句一句：“我们拿了冠军却败在日本队手下，这冠军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拿不下这场球，你们会后悔一辈子！”袁指导的话像一块块冰把头脑热得发昏的我镇醒了，再上场。我一个扣球落地开花，夺回发球权，接着又是一记重扣，扳成15平，最后，我们又是两次拦网成功，宣告第三届世界杯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打完决赛我们却回不了旅馆了，大阪中央体育馆外面人山人海，根本没办法开车，只好走回旅馆，但走也费劲儿，我是被中国排协副主席魏纪中和宋世雄老师架着，才“突破”人墙。可我个高，显眼，观众和球迷不依不饶地围着我们，我只觉得，我在不断地踩别人的脚，别人也在不断地踩我的脚，就这样踩来踩去地踩回旅馆。幸好，旅馆离体育馆不远，在一个海湾里，面临着大海。一看到海，我的心也荡漾了。(摘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

　　成为“国际农民”

　　1987年4月郎平离京赴美。走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她最初的想法只是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外一个想法是暂且“逃离”一下，五连冠之后中国女排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郎平更是明星中的明星。邮票、首日封，甚至一些笔记本、日记簿，都印上了她们的形象，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当运动员的时候，天天关在球馆里还不觉得不方便，退下来了，郎平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很受拘束。

　　有一次她与一个朋友去看电影，生怕被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因为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她一看情况不妙，只好赶紧撤。

　　她在自传里写道，“我不能够再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你今后还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再开辟一条新路。”

　　初到美国，她住在朋友家里。穿的裙子和套装，还都是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朋友何吉拿出500美元带她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当于国内好几个月的工资，她怎么也下不去手。

　　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墨西哥大学做校队的助理教练。一开始，她心里很难接受，因为所谓的教练实际上就是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玩。当年夏天，她参加了美国的排球夏令营，教孩子们打排球。整个夏天，10周时间，她在10个夏令营里做教练，从东部的纽约一直做到西部的旧金山。

　　每个夏令营结束，组织者都要让大家聚一聚，所谓的“聚”，就是大家凑份子吃一顿。她跟所有初到国外的中国人一样，总是忍不住在心中将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算下来，那样吃一顿，相当于在北京的一个月工资，她心里很舍不得，就常找借口推托。

　　第一次回国是和女排的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那时候她的那些老队友，大多已经是处长、主任级的干部，惟有她还是个穷学生，她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最后，这个“国际农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并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9年9月，她为了挣学费，加盟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的纳队，成为登陆意大利排坛的第一个中国人。用她的话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为了钱打球”，由于膝关节有老伤，她的膝盖肿得厉害，腿根本弯不了，比赛前必须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1989-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摩的纳队拿到了总冠军，这也是他们建队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宝座，郎平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恰逢当时马拉多纳也正好在意大利踢球，当地报纸封她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身上早没了五连冠的包袱

　　1994年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上仅获第7，跌入低谷。次年郎平应邀回国执教，许多人劝她不要回来，怕她一失手打碎了自己身上的光环。她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在内心里却有一个更加豁达强悍的自我。“有海外8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

　　在朋友和家人眼中，担任中国女排主帅的郎平“二十四小时都在上班”，她自己也承认自己“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伟民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

　　1998年率中国女排夺得世界锦标赛亚军、亚运会冠军之后，郎平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告别中国队。此前由于疲劳过度她曾经两次晕倒在运动队餐厅里。

　　“1996年在奥运村餐厅里突然晕倒，再后来在漳州基地又晕倒了一次，队员们没有办法，就抱着她哭。医生劝她不能再这样大强度地工作。她自己也担心自己的状态，那个时候距离悉尼奥运会不到两年了，如果再拖，自己不行了，别人很难接手。再有就是女儿白浪长大了，一是她成长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妈妈指导，另外分隔两地女儿虽然跟她也亲，但是并不是没有你就不能过了，走也就走了，她很担心自己离女儿越来越远。”《中国排球》杂志编辑部主任杨玛利与郎平相交多年，慨叹郎平对中国女排已经尽了全力。

　　“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我什么也没有。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在自传里，她也毫不掩饰地展现了激情背后的落寞和孤苦。

　　超过体能极限的训练使得老女排队员个个伤痕累累。退役之后，郎平、张蓉芳、孙晋芳、陈招娣等人都先后多次入院治疗。郎平的膝关节伤最重，为她做手术的医生，打开她的膝关节之后吓了一跳，说她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她的肌肉组织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她的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女儿白浪不懂事的时候，看她走路的样子，会笑话她。孩子小的时候，见到妈妈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扑过来，郎平却害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白浪已经长成13岁的大姑娘，有朋友来约她们跳舞、滑雪，浪浪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

　　雅典奥运会后，郎平应美国排协之邀出任美国女排主教练。她原本非常担心人们不能理解她的选择，“我非常关注国内舆论对这件事的反应。球迷和媒体那种宽容的胸怀，让我感到特别温暖。早在很多年前，美国队曾邀请过我，当时我心里有很多顾虑，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女排的感情，另一方面也确实觉得如果真接受了，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很宽慰、很轻松。”

　　美国排协为她开出4年60万美元的薪金，尽管这还赶不上她在意大利执教所得的报酬，但是因为可以更便利地照顾正值青春期的女儿，郎平非常满意，“世界第一体育大国邀请咱中国人做大球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为国争光。”

　　二十多年来，郎平是惟一一个还站在排球场边的老女排队员，她的队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也都各有建树：“怪球手”张蓉芳现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二传手孙晋芳如今是国家体育总局网球中心主任；副攻手梁艳大学毕业后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在业内颇有影响；当年的“拼命三郎”曹慧英经营有道，是京城著名的房地产商，北京鼓楼外大街上耸立的“龙德行大厦”便是她旗下产业；有“独臂将军”之称的陈招娣，1998年升任解放军总政文体局局长，在篮球明星王治郅的回归上，她以巨大的耐心和包容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有“排坛山口百惠”之称的杨希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美国，回国后下海经商，创办“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8岁才学习打排球的副攻手朱玲，现任四川省体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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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李连杰

　　武侠风靡大陆

　　这一年，李连杰被导演鑫炎相中，出演香港中原电影公司的影片《少林寺》中的主角——觉远和尚。这是一部在武侠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影片一反旧式武打片中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通过李连杰和他的一班武术队员们朴素真实的表演，让观众欣赏到了纯正的中国功夫，在香港及亚洲、澳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上映后，轰动一时，取得了巨大成功，也造就了李连杰一代武术巨星的地位。此外，他塑造的黄飞鸿、方世玉、洪熙官、张三丰等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他在一个极需民族精神的时代塑造了无数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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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张海迪

　　传统的延续

　　

　　

　　

　　张海迪

　　1983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张海迪的长篇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张海迪学习”，高位瘫痪的张海迪成为一代人的榜样。今年“五四”前夕，朋友将当年的宣传画发给她，海迪笑了，“那时候我看上去好傻啊。”她陷入对80年代的怀念，虽然她从没认为自己是一个偶像。其实，那个年代给青年人提供的土壤成色相近，许多身不残志也坚的青年一样在成长，只是公众素来偏爱奇迹，所以海伦·凯勒、杏林子、张海迪成为偶像。

　　今天的海迪是个职业作家，她的《生命的追问》、《绝顶》和《美丽的英语》出版后都多次印刷，这些作品是她忠于文学理想的结果。

　　她的博客有接近200万的点击量了，这个略带闺房之气的私人花园与曾经的那个精神家园一脉相承。那里有别人或她自己的油画，几乎每天都换的很好听的音乐，她粲然微笑的照片(愈发美丽了)，还有端正的文字，不炫技不矫情，极其朴素，因而高雅。

　　每天数百上千条留言作证，张海迪仍被牵挂，端正还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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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王选

　　科技的力量

　　

　　1994年，王选与妻子陈堃銶

　　1984年对于王选而言是如此艰难和沉重。自1975年主持“748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以来，在普遍缺乏自信心、迷信国外技术的中国出版行业，他几乎承担了一个自主创新者可能受到的所有打击。

　　这一年，主张“放弃自发研制、引进国外技术”的声音达到了顶峰，“748工程”的若干协作单位也开始“军心动摇”。某单位发出几千封信给领导和用户，指责国产照排系统。有人说：“北大设计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

　　固执的王选再一次顶住了压力。

　　成果才是最有说服力的。1985年，寓意为“中华之光”的华光电子排版系统诞生，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1986年，《经济日报》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并于1987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令当年的异议者瞠目结舌的是，1989年底，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公司、美国王安、HTS、IPX公司等等巨头，先后放弃竞争，离开中国。王选带头研制的国产系统，已经一举占领了国内市场。

　　王选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产业化眼光的学者、一家高新技术大企业的精神领袖——王选的创造力已经成为北大方正的显著标志。20年风云变幻，每当人们提到北大方正，最先想到的还是激光照排；如今，出版系统依然是方正最主要的利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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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聂卫平

　　重整围棋乾坤

　　11月20日，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击败日方主帅藤泽秀行，宣告持续了一年多的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以中方取胜告终，从1960年中国国手败于一位日本女五段标志中国围棋的全面落后，到聂卫平的这次胜利，其间整整25年。自此开始，聂卫平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11场的惊人纪录，中国出现空前的围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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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崔健

　　摇滚是一件武器

　　

　　

　　

　　崔健

　　那是1986年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馆，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上场了。他披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蹦上舞台，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几分钟后，歌曲结束时，中国第一位摇滚巨星诞生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利益的分化让红旗下的一代有些不知所措。崔健的音乐触及了他们心中痛苦、失落、怀旧、彷徨的情绪，给了他们痛快淋漓的宣泄。其后的《一块红布》，批判了一代人生活在虚假的幸福感之中，竟对当下的生存困境视而不见。而当原来的批判对象消失后，大众庸俗的心态又成了崔健的新靶子。直面时代积弊的勇气和对旧有一切永恒的抛弃和背叛，让崔健超越了一般歌者，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犀利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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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徐良

　　英雄桂冠太沉重

　　

　　1995年，徐良去云南麻栗坡烈士墓祭奠战友

　　

　　徐良

　　

　　2006年5月2日，徐良在回家的路上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

　　-本刊记者陈磊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地期待……”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坐在轮椅上的对越战争“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间，这首《血染的风采》红遍大江南北。

　　20年，几经风雨，现在的徐良过得如何？

　　一条腿的代价

　　1985年，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徐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慰问演出，意外地开始了军旅生涯。那时候，中越老山战争开始不久，各高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徐良被选中。

　　“部队马上要换防到云南中越前线，我们去演出，我第一次感受到战前的肃杀气氛——团长一声令下，全团2000多名官兵齐刷刷脱掉军帽，全是光头，誓师上战场！”

　　这是充满理想主义的1985年。还有几个月就大学毕业的徐良想参军了。

　　经部队和学校的层层审查，徐良终于成为一名军人。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队开拔到越战前线，接着就是3个月的“战前加强训练”。

　　“每天1万米。战训的1万米和平时操场上的1万米不一样，跑的全是山地，根本没路。还得背着背包跑，你知道背包里是什么？砖头！一边8块，总共16块。最怕下雨，一块砖就能有3块重。下来抬腿过门槛，腿哆哆嗦嗦就是过不去。别管你多累，第二天摸爬滚打照样1万米。”

　　按照规定，徐良是大学生直接入伍，专业又是音乐，领导想让他留在团部。他不干，坚决要求上前线。那时候，大学生直接入伍的士兵比较少，徐良是典型。“上前线打过仗，这兵才不算白当。不然我参军就为穿这身军装晃荡么？”

　　就这样，大学生徐良上了前线。

　　1986年5月2日晚——一个让徐良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越军偷袭部队所在阵地的下方哨位。

　　徐良和几个战士奉命前去支援。正在向下方移动时，敌军开始了对上方哨位的偷袭。徐良和战友们分析，敌军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袭击上方哨位，佯攻下方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徐良卧倒在一道土坎后面。对于下方的三道黑影就是3枪，3名越军全部倒下。

　　毫无疑问，年轻的徐良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越军已被全部击毙，站了起来。“上前线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越南人，亲手击毙了几个，太激动了，太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了。”

　　越军的枪响了，徐良倒在土坎上。子弹射中的是左腿，没有打中骨头，却射断了股动脉。徐良当年的自述形容那血“不是往外流，而是往外喷！”

　　醒来后，徐良躺在医院里。事后得知，他那3枪击毙一敌，击伤一敌，负伤的敌兵被战友击毙。整个战斗我军只有他一人受伤。而他之所以能躺在医院里，是战友们轮番抬着才穿过封锁线。

　　失血过多，拖延时间过长，导致徐良左下肢缺血坏死，不得不截肢。两个半月之内，他接受了9次手术，前后共用血26000毫升，“血管里都是战友的血”。

　　“腿是连根锯掉的，要是能留个10公分，也能装个假肢。”20年后，看着空荡荡的裤管，徐良比划着，叹了口气，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烟。

　　突然间一条腿没了，当时的徐良没感觉什么，“战地医院里都是伤兵，缺胳膊少腿、双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来晒太阳，拐杖扔了一地。”

　　直到回到后方，徐良才真正意识到势必被改变的生理和生活。

　　“母亲得到消息后几乎昏了过去，父亲专门去云南医院陪了一个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没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我家住3楼，以前都是我举着70多斤重的煤气罐上下楼，健步如飞。现在听着老俩口拎着煤气罐上下楼，每走一级楼梯就‘咚’的一声，听着心里难受。”“我能住得下去吗？”

　　“孩子我几乎没抱过。孩子喊着爸爸扑过来，要是正常人，准是一手就把孩子抱起来了，可我双手拄着杖。”徐良说自己很少带孩子出去玩，都是妻子带着出去的。

　　不过，20年前，25岁的徐良无法体会到更多。那时，他是“英雄”——负伤不久，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参军大学生徐良英勇负伤；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战地百灵血溅老山”；接着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徐良隆重登场。

　　这一年，《血染的风采：徐良的抉择》和《血染的风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启示录》两本书同时出版；他主演的《血染的风采》开播，他因此获得“中国十佳电视演员”的称号。

　　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

　　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

　　20年后，徐良说起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

　　“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1980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徐良笑了。

　　上春节联欢晚会，徐良并没觉得什么。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路过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回头一看，自行车都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另一次，徐良打车奔火车站，出租车司机连闯几个红灯，被交警拦下，一问是徐良有急事，警察一路放行。到了火车站，更是让出租车直接开上站台。提起那段“英雄”岁月，徐良很是感慨，“比有特权的人还有特权。”

　　他说了几组数字：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就做过4次，最多时一天4场，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个记者在家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很多到现在也还没打开。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像个小丑”。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如果有年轻人问我的腿怎么啦？一般都回答是车祸撞的。”

　　波折的生活，留给徐良的是什么呢？“20年前，是遗憾、肉麻；10年前，是幼稚、可笑；5年前，很充实；而现在，我成熟了。”吐了一个烟圈，徐良说。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但他始终没有改口。

　　文章矛头直逼徐良。

　　随即，《北京晚报》、《报刊文摘》作了转载，《淄博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一时间，关于“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的行为是否恰当的讨论铺天盖地。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他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官司一审、二审，最终，徐良胜诉。但是，“影响已难以挽回”。此后，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1997年7月，和几位朋友到娱乐场所吃饭，徐良在外面打电话，“朋友在里面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发生了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便“喊来几个朋友”，想让他们带自己离开。不曾想，这几个朋友也参与了打斗，致对方一人死亡。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一篇文章称：徐良在北京某舞厅与他人发生磨擦，导致激烈争吵，后有动手现象。腿有残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对方，遂叫来几个(据说是徐的熟人)，让他们帮助自己。叫来的人于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对方打成重伤，被殴者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自己连骂一句都没有”、法律后来也证明自己没任何过错，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在此期间，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

　　“屋内住了三四个战士，门口几十个士兵轮流看守，不知是怕我逃走还是怕我想不开。”徐良说，那段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在总政治部拘留所“绝食了六天六夜”。

　　经此一事，徐良彻底进入“霜冻期”，在公开媒体上销声匿迹。但非议并没有停止。

　　不知何时，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文章开始称：徐良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悬崖峭壁时，他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班长竟然没死！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

　　徐良一脸气愤和无奈：“等我见到这个‘北明’，一定要问问他，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恶毒攻击我，难道就为我唱红了《血染的风采》？”

　　“网上的谣传要真有一丝一毫是真的，我还能是现役副团级军人吗？还能被评为一等功臣，战友们还能经常相聚？”徐良说他曾想站出来辟谣，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20年怎么写呢？

　　被部队关禁闭一年多后，徐良常年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2001年左右又回到北京”。之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

　　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他没有细讲，只是说干好了，想把小儿子移民到加拿大去——1998年和前妻离婚后，2000年徐良又结婚并有了孩子。“不干点别的，活不下去啊。”徐良说。他在北京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间房子，并请了位保姆，“算下来每个月没5000元过不下去”。

　　“我现在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其中包括全年8900多元的腿钱。参军20多年，住房公积金累积下来也只有8万多，在北京挖个洞都不够！”怕记者不明白“腿钱”的意思，他又特意解释了一下：“就是伤残费，以前每年96元，逐渐涨到目前这个数。”

　　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

　　“我生活不规律，经常成夜成夜不睡觉，都在和朋友聊天，朋友特别多。”怕记者误解，他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以前的战友，各行各业的都有。”

　　几年前，徐良学会了上网，但也仅限于用Q Q聊天、浏览网页，而且“打字速度特别慢，是‘一指禅’功夫”。

　　5月的北京，天气并不怎么热，发福的徐良没走几步已经汗水淋漓，看得出，他身子很虚。记者想搀扶他一下，被拒绝了。“我自己能行。”语气里似乎有些不悦，“像男人一样活着”是他的常用语。

　　他是开着一辆POLO过来的，拐杖放在旁边。POLO是为老婆买的，他以前开过一辆听说是朋友送的宝马。

　　徐良喜欢车是出了名的。“在老山前线临战训练时，就曾偷开军车溜出去，为此，受过警告处分。负伤后，有一次，又驾车从北京开到甘肃酒泉，后来还曾独自把车从广州开到北京。”

　　“有一次，我开着一辆没挂牌的车在西安市溜达，被交警查到了：没挂牌你不知道哇？！我打趣：我不把这个当车，当轮椅了。看我是个残疾人，交警最后没法，只得放了。”提起自己的恶作剧，徐良又坏笑了，有些得意。

　　采访结束，记者送徐良回家。拐杖不断敲击路面，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5月的北京大街时有美女经过，徐良皱着眉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走路。

　　“你提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想，这20年我干过什么呢？我都担心你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他一脸苦笑，像是问记者，又像是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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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张艺谋

　　电影强人登顶

　　

　　

　　张艺谋在给巩俐说戏

　　2月23日，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荣获金熊大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世界顶级电影节的最高奖项，也是“张艺谋导演”化为品牌的历史性开端。如果说《红高粱》中的反封建和人性压迫被相当一部分中国观众解读为“宣扬糟粕”的话，到了《我的父亲母亲》时，张已经是公认的世界级导演了。然而，也就在此时，张面临着沦为技匠的现实危险。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进行了娱乐化、通俗化的试验，尝试要和长期不理解他的普通观众和解，却没能成功地塑造出一种“市民精神”，相反，把“摄影漂亮”当电影好看、以技巧绚烂遮盖内涵虚空的倾向日益明显。当早年护持他成功的“人生感悟”被片面的商业考虑所替代时，张的捉襟见肘，似乎是可以预见的。“张艺谋导演”这个品牌在受到众多质疑后，仍然延续到今天，足见他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犹在。但是，这个电影市场的仅有的强人，人们对于他是否能够继续开辟中国电影的新局面，似乎已经不抱太大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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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

　　禹作敏

　　1989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这一年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农村首富村、第一个亿元村，禹作敏则成为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大邱庄原是天津静海县蔡公庄乡的一块盐碱地，禹作敏试图在这块盐碱地上构建他的乌托邦。

　　1992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25亿元，人均年收入高达2.6万元，创造了改革13年，产值翻了13番的骄人业绩。但大邱庄的村民在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丧失了部分自由。在那里，禹作敏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

　　大邱庄的超常创举和禹作敏的传奇经历，延续着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梦想。禹作敏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留给我们的是现成的教训：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的长期实现，依靠的从来不是人治，而是制度和法治。

　　1993年8月27日，63岁的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9年，保外就医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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