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论坛上作专题报告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6月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这个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学者疾呼，中国贫富分化的背后，是腐败和垄断行业的非市场化。
之前，这个76岁的老人因“吴市场”之誉蜚声中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另一卓越贡献——1988年，其引入的“寻租理论”成为日后分析中国转轨期腐败现象的理论基础。
而4年前，吴敬琏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培训班上发表的《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一文，亦产生广泛影响。
一个简单的疑问引出一个群体的尴尬：这是一群广为人知但又少为人知的人，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学术“主业”，少为人知的，是其“反腐败研究者”的另一身份。
“大部分相关学者都不可能专门研究反腐败，他们为人所了解的头衔也不是反腐专家。”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说。这个从事了16年反腐研究的人，第一身份是政治学者。
从1990年代初，中国的反腐研究群体开始发育。这是一个无法被称为“学术”而给研究者带来专业声誉的领域，但对腐败问题的焦虑依然促成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并随着中国逐步加大的反腐浪潮日益扩大，隐然成型。
“因为大家无法压抑对腐败的痛恨。”中央党校法理学教授、反腐专家林喆说。
全国“旅行”的书稿
1990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研究的初始。
此前的1980年代中期，中国刚经历了一次腐败风潮。政策的松动使得倒卖耐用消费品和沿海走私猖獗起来。中央政府开始取消票证，完善消费品市场。
然而，快速转型的市场还是有着太多的漏洞，随后“双轨制”的存在使得“官倒”出现，这是第二次腐败高潮，到1990年已经成风，一些人暴富，造成了各界的普遍不满。
学界对腐败问题忧心忡忡，后来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上海学者王沪宁在这一年出版了《腐败和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其读者中有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学博士的何增科和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年轻的女学者林喆。
这一年，何增科接受了北大导师的建议，从政治学入手研究反腐败，“先笼统做‘发展中国家的廉政建设’。”事实上，研究国外和历史上的腐败是当时的主流选择，诸如《他山之石——国外反腐肃贪要览》、《中外反腐败史鉴》等书先后出版。
基于现实的考虑，高层加大了对腐败的重视程度。邓小平南方讲话时说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1993年1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当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举行。这被视为中国全面反腐的开始，会议正式提出要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反腐的思路。
但反腐败研究依然“敏感”。林喆在当年完成了名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描述权力变异和腐化的过程，然而，“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这本书”。
书稿开始在全国“旅行”，一直到1997年。这年初，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大环境最终辐射到学界，包括林喆的书稿在内有大约16部反腐书籍在当年出版，大超以往。
林喆也在当年成为上海纪检委特邀研究员。严峻的腐败形势让纪检系统一样焦虑，“上海纪委的一个女处长找我谈话，说着说着就流泪了，她说，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有时我们会和纪委的同志通宵达旦地谈，他们的紧迫感可见一斑。”
此后的1998年和1999年，中国掀起肃贪风暴，两年内包括胡长清在内的不下14名高官落马，胡长清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副省级高官。
反腐败研究群体也开始扩大，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都参与进来。“寻租理论”被广泛应用到腐败问题分析，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是“59岁现象”。
“这时研究群体还很薄弱，单枪匹马，个人兴趣为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隐性经济学》的作者黄苇町说，当时主要是理论和概念分析，细化对策很少。
何增科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用新制度主义研究腐败，他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推动的一个认识是，“当腐败行为反复发作时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的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体制本身的漏洞。”
反腐研究群体浮出水面
2000年，情况开始起变化。
新年的前一天，湖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副处长王明高和他的伙伴们正式成立了“新世纪惩治腐败研究”课题组。这个以具体反腐对策为研究对象的课题组在3个月后得到了湖南省委组织部和省纪检委的支持，随后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包括金融实名制等一系列具体对策开始被课题组提出，另一个创新是，队伍变得“复杂”起来：除湖南大学、当地党校和社科联的学者外，还有省纪委副秘书长、地方市委副书记、审计局局长等，这使得课题组的研究更有操作性。
当年10月，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成立。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的廉政研究学术机构，成员包括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等。
研究领导学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成言也参与进来，他试图对腐败进行预警和量化。他的小组设计了一系列问卷对官员进行测评，“比如调查问卷显示，80％的同事认为某官员被提拔时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完成的，那么里面存在腐败的可能性就在增加。”
李的另一关注点是对反腐政策本身的研究：一是过去的反腐政策各种“不准”多，但连贯的制度少，“光管干部吃喝的，建国后就有500多个文件，但最后就没管住这张嘴。”另外，一些被证明无效的反腐政策应该被宣布废止，以免造成政策“积压”。
与具体政策研究同时进行的是反腐和政权存亡关系意识的大普及。这一年，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了《落日的辉煌》一文，这个后来被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推荐给全体干部阅读的文章对“康乾盛世”后清朝由盛转衰中的包括腐败在内的因素做了分析。
“反响很大，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你是研究反腐败的，北京做出了姿态，我们上海怎么办？”林喆说。她随后以隋唐为例写出一篇反腐论文，第二年林喆被调到了中央党校。
反思进一步深入，2001年，黄苇町写出产生很大影响的《苏共亡党十年祭》，“苏共被民众抛弃的重要因素是本身的腐败。”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提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新一届中央纪委开始加大反腐败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2003年12月，身为清华校友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亲自到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座谈。
中纪委的态度鼓舞了更多的人，各地高校纷纷成立各种廉政研究中心。2006年6月11日，全国高校廉政研究机构第一次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十所高校廉政研究中心的23位专家学者参加。
反腐研究群体，整体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