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时，有一位年仅２３岁的刘姓姑娘，被倒塌的房屋砸伤了腰椎，再也不能站立。她在描述自己得救前的“濒死体验”时说：“我思路特别清晰，思维明显加快，一些愉快的生活情景如放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飞驰而过，童年时与小伙伴一起嬉笑打逗，谈恋爱时的欢乐，受单位表彰时的喜悦，这一切都在几秒钟里出现。”

　　另一位幸存者称，当时“似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渺无人烟，走向哪里？慌不择路时出现一个大黑洞，走进去不觉得害怕，洞里还溅起层层水花。走啊，走啊，在仿佛见到光亮时，我急速跑出了洞，又见到了天日。”还有一位幸存者描述：“当时觉得自己身体分为两个，一个躺在床上，那只是个空壳，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它比空气还轻，晃晃悠悠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天津市安定医院精神 病医学教授冯志颖，１９８７年和同事随机找了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后１００位幸存者，进行濒死体验调查，收回有效调查数据８１例，其中男性４３例，女性３８例。今年６５岁的他介绍说：“８１例被调查者的‘濒死体验’有：回顾一生、意识与躯体分离、失重感、身体陌生感、身体异常感、世界毁灭感、同宇宙融为一体感、时间停止感等多达４０种类型，比此前世界上同类研究多出１０种体验类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能体验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觉。”

　　据了解，这次对“濒死体验”的研究虽然只有８１例，却是世界集中采集案例最多的一次研究，也为我国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对“濒死体验”的认识有助于人们了解生老病死的规律，对面临死亡的人进行救生、安抚和医疗照顾，使其增长对死亡的抵抗力。同时对大灾难后获救或患了不治之症而随时受到死亡威胁的人来说，会有一种支撑力很大的精神力量。

　　“濒死体验”内容因何而异？

　　调查表明，８１例研究对象中，半数以上的人遇险时不但不害怕，反而思维特别清晰、心情格外平静和宽慰，无恐慌感。近半数的人产生意识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感受，觉得自身形象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游离到空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的奇特感受，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有人还感到自己在黑暗的坑道内行进，快到了尽头，看见了光亮，感觉“光明即将来临”。

　　幸存者李某这样回忆：“当时身体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下肢似乎不翼而飞，身体的各个部位散落在空间，接着好像沉在万丈深渊里，四周一片黑暗。这时开始快速回顾自己的一生，但这些回忆根本不受大脑支配。有此类体会的人约占被调查者的四分之一。

　　研究表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职业、婚姻、性格、倾向等，对“濒死体验”的内容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男性较女性思维过程加快的感受多；未婚者比已婚者具有超感官知觉和世界毁灭感的体验多；文化程度越高，思维特别清晰的感受越多，文化程度较低者，离体体验、生存于非尘世领域的体验、躯体陌生感和世间非真实感较多；农民和无工作者时间缓慢或停止感和身体感觉异常的体验多，干部和工人有突然醒悟感的多。

　　通过对国内外“濒死体验”研究的对比，冯志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东西方在宗教和文化传统上有很大差异，但有濒死经历的人体验内容大部分是相同的。

　　研究“死亡”是为了更好生活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提起死亡很不吉利。因此，让经历过“死亡”的人叙述最不愿回忆的一幕很不人道。在对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进行调查时，就多次遇到了难堪场面。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妻儿、自己也高位截瘫的工人在被访时就曾冲调查者怒吼：“我不愿回答你们的问题。过去的一切我都不愿意再想起来，我受不了那种刺激！”

　　“我们对被访者从不强迫或纠缠，并且很理解和同情他们。”冯志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作为学者，我们会把这项研究坚持下去，以造福更多人。”在８１例研究对象中，有４７例“濒死体验”前后性格有改变。

　　据介绍，利用“濒死体验”会导致人格积极改变的机理，可为某些类似的影响人格改变的心理治疗提供依据和设想。精神医学理论和实践证实，人在危险境遇中的精神状态，心情平静和身体放松有利于身处绝境的人保存体力；相反，惊慌、恐惧或垂死的悲痛，会迅速剥夺体内能量的贮备，加速死亡。因而，将“濒死体验”应用于临床，还可以帮助遇到重大身体创伤或死亡几率极高的手术的临危个体保存能量，减少消耗，转危为安。

　　目前，冯志颖积极地将已经获得的“濒死体验”研究成果应用于医学临床治疗。他说，在社会医学和精神病学临床中，将“濒死体验”变成形象的文字并给予心理治疗，可以增进他们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和留恋。他还想对可预期性死亡（患重大疾病、自杀）进行“濒死体验”研究，掌握更多的“濒死体验”类型，以造福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