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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孤儿四成早恋 焦虑感远高于其他人群[组图]
2006年7月27日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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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977年,常青来到邢台育红院,给唐山地震孤儿留影,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子是李宝霞。常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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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02年,常青再次找到李宝霞,给她一家三口合影。前一年,她下岗了。常青摄

  ■核心提示

  在所有人群中,这场地震对孤儿的影响最大,虽然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但他们的内心被永远地改变了。

  唐山地震,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留下了4204个孤儿。这是一个孤儿找”家”的故事,也是一群孤儿的故事———这场地震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内心,而他们又是如何重建内心,以摆脱地震所带来的永久孤独。

 

  现在,李宝霞已经很少在梦里梦见父母了。“还是在孤儿院的时候,常梦见。醒来,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段时候,李宝霞脑海里总会看见母亲那张脸,蜡黄的。然后是父亲的鼻子和嘴,上面都是血。还是小姑娘的宝霞离他们很近,能看到他们没有呼吸。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李宝霞成为孤儿,被送往邢台育红院。

  那年她11岁,照片上的她在孤儿院里做操,伸着手,努力做出一个标准的姿势。拍摄者是唐山市展览馆的摄影师常青。他一直在用镜头追踪这些孤儿的成长历程。

  “孤儿是一个永恒的身份。”和孤儿接触了6年的常青发现,他们孤独、任性、要强,有时甚至表现出极端的粗暴和自闭,这都是和心中对“家”的永久缺失有关。

  在人生的每一阶段,李宝霞尝试着一切努力,希望建立起记忆中的那个“家”。但对她来说,曾经的那个“家”始终是个影子,它变得愈来愈淡。最后只留下,缺失后的怅然。

  何处是家

  “那是因为她身后没有家的支撑。”常青很能理解李宝霞的孤独感。“那就是前后左右空无一片的感觉。”

  1976年9月6日,地震过去40天,李宝霞终于哭了。那是在她和弟弟登上开往邢台列车的那一刹那。

  之前这个11岁的小姑娘一直没哭。即使当初她被埋在废墟里也是一声不响的。直到有人喊她名字,她才呼救。

  “可能到了要走的时候,才感觉到没有家了吧。”和李宝霞同车的共有247个孤儿,他们都是去往邢台育红院。车厢里,哭声一片。

  在育红院里,哭的念头很快就没了。那里从四季的衣服、卫生纸、毛巾,到学习用的铅笔、橡皮、小刀等都统一配发。白天有老师上课,晚上有阿姨讲故事,生活比当时多数的孩子还要好。

  “但奇怪的是,对邢台并没有留恋。”1981年,初中毕业的李宝霞将被送回唐山,虽然她舍不得老师,但想到回去还是感到高兴。“唐山毕竟是我的家。”

  回家的兴奋平静之后,李宝霞才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找到家了。她在唐山有个哥哥,已经31岁了,震前就已结婚。

  李宝霞和她哥哥的感情比较淡远。但回来后,她只得挤在了哥哥的家。

  在哥哥的提醒下,李宝霞去了街道,讨回属于自己的震后复建房。那套空荡荡的一居室,就在哥哥家的楼下。李宝霞没有搬进去,直到第二年,弟弟从邢台回到了唐山,姐弟俩才住进了那间冰冷的屋子。

  三人都在冶金矿山机械厂的一个车间上班。那时李宝霞还不会骑自行车,哥哥和弟弟每天一起骑车上下班,她则要自己转三趟公交车去,有时还要上三班倒,总不能跟兄弟俩一起吃饭,“所以也没感觉我们仨那样生活像个家”。

  一开始工作,李宝霞发现曾经所依赖的集体生活没有了。她是车间里最小的工人,1个月18元,什么都要自己面对。多大?李宝霞开始觉得累。

  “那是因为她身后没有家的支撑。”常青很能理解李宝霞的孤独感。他是个抗战时期的孤儿,“那就是前后左右空无一片的感觉。”

  孤儿的早婚

  常青说,很多孤儿结婚得早,离婚得也早。结婚是出于对情感的需要;离婚则是对自身情感的过分任性。

  常青在和孤儿的接触过程中,发现孤儿中有早婚的现象。他们一般在20岁就结婚。

  “那些孩子特别怕孤独。总希望早点有份爱、有个家。”

  李宝霞谈恋爱是在19岁。经厂里的人介绍,她认识了比她大3岁的田福利。他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

  对男人,李宝霞,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人好,能对我家人好。我就会嫁给他。”田福利是个老实人。他对李宝霞姐弟也很好。

  “弟弟想要一个收音机。老田就花了150元给他买了一个。”那是1984年,100多元是个大数目,每月工资都只有几十元。所以第二年,老田向李宝霞提订婚的事的时候,她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那年李宝霞才20岁。“我们的同学中,大多都是21岁左右结婚的,现在有的已经当姥姥了。”李宝霞说,“我们的想法都是,提前有个家,也好有点依靠。”

  与之相伴的一个现象是,唐山孤儿中早恋的也很多。学者王子平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中,1000多名孤儿中,早恋孤儿占42.1%,而早婚者占已婚孤儿中的24.4%.结婚之后李宝霞和丈夫一起住在他父母家。当孩子田甜出生后,李宝霞就从公婆家搬出来住进了老田在粮食局分的房子,一个3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正式开始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常青说,很多孤儿结婚得早,离婚得也早。结婚是出于对情感的需要;离婚则是对自身情感的过分任性。

  李宝霞周围也有些孤儿结婚没多长时间就离婚了。她们对她说,其实自由的生活也挺好。李宝霞想想也对。田福利要求她,每天出行都要事先打声招呼。李宝霞暗暗觉得有些烦。

  田福利的脾气有时不好。

  有时为了些小事,他会朝她吼。时间长了,李宝霞一点点明白,夫妻间的感情永远无法替代曾经的那个家的“爱”。

  烂在床下的橘子

  “妈妈总跟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妈妈没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

  李宝霞原本以为,成家后,有了爱,又多了长辈的关心,会使得心中那个关于家的记忆会更清晰些。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一样。

  怀孕时,李宝霞行动不便,还要去托儿所接公婆家的孩子,或者要辅导他们功课;饿了,没人帮她做碗饭吃。她很自然地想到,“或许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无依无靠的关系吧。”

  有一次,李宝霞在公公婆婆的床底下发现一箱已经烂掉的橘子,她难过了很久。

  她知道他们把单位发的橘子藏在床底下,为的是不给她看到。李宝霞就想起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还在世,自己不会背负这么多的委屈。

  李宝霞生的是个女儿,她觉得,公公婆婆重男轻女。田甜6周岁时,李宝霞想让她早点读小学。但她中午无法照顾孩子吃饭,下午又不能及时来接田甜,便又向已经退休的公公婆婆提出了照管的请求。公公婆婆没答应。

  李宝霞从此之后对公婆再也不称爸妈了。她决定自己来解决。每天6:30,李宝霞起床,做好中午饭,放在暖气上。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用半小时花费在从单位到家的路上。回到家后,用10分钟和女儿吃完饭,然后再睡一刻钟,并提醒田甜到时叫醒她。下午5:30下班之后,6:00到家做饭,吃完饭差不多都8:00了,李宝霞就上床睡觉了。

  “妈妈总跟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妈妈没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田甜说。

  李宝霞说,孤儿都是这样的,有了困难也从来不向同学、老师求助,自己很好强,不愿意求人。“我们的同学中80%的人都是这样。”

  下岗之后

  “我们都是没有任何救济,也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说让下岗就下岗。”

  1999年,李宝霞在一次下楼时意外摔断了尾椎骨,很长时间只能卧病在床。

  2001年,还在家休养的李宝霞突然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说单位改制中要精简人员。李宝霞知道自己下岗了,同一车间的另一个石家庄育红学校回来的同事也下岗了。

  “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确实有些接受不了。”李宝霞心里有点不平衡,“我们都是没有任何救济,也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说让下岗就下岗。”

  李宝霞刚从育红院回到唐山的时候,厂里很照顾她,想进哪个车间就进哪个车间。

  但是,新领导对孤儿没有那种感情,李宝霞在和领导沟通的时候,他们答复她说,你们和其他人已经没有区别了,因为你们已经满18岁了,是成年人了,不再是孤儿了。

  那半年多,她心情都很不好,不敢见人,别人问起“怎么没去上班呀”,也不想提“下岗”两个字。她更不想跟同学倾诉这些事,觉得很没面子,就整天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织毛活。

  那时田甜正上初中,正需要用钱。李宝霞没有跟她说下岗的事,只说是单位放假。那段时间她的脾气变得很坏,老是大发脾气,或者就是默不作声,整个人显得很抑郁。田甜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刺激到了妈妈,只知道她开始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她就给妈妈做饭做菜照顾她,因为也没什么人来看她。

  而此时,田福利的所在单位粮食局也解散。他也下岗了。他在外和人跑运输时,又出了车祸。住院动手术又是一笔3万元的开销。李宝霞一时借不到钱,只好把房子卖了,卖了9万块。

  当时夫妻俩想的是过几年再把房子买回来,结果后来房价涨得很厉害,“现在要把这个房子买回来已经要18万了,翻了一番,我们已经没这个经济能力了”。现在,李宝霞一家三口为这个原先属于自己的房子,每月还要花上600元的租金。

  另一种希望

  “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为她可以自立,她能够养活自己”。

  对女儿田甜,李宝霞寄托了另一种希望。她爱她,想给她更多的母爱,以补偿自己所缺失的母爱。另一方面,她有极强烈的要求,希望女儿能独立,成才。独立是李宝霞的生存环境所授予她的。

  田甜在一年级时就挨了母亲的打。那次上半学期的期终考试,田甜一门98,一门94,考了全班倒数第8.“我希望她像我一样,能自己要强一点,别让别人看不起。”

  李宝霞揍了孩子之后,自己也哭。她一般都打屁股、手心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打得狠,田甜每次挨完打都要带个小垫子到学校去铺在座位上,同学看到就笑话她。

  在田甜眼里,妈妈是那样的特别,“打的时候真打,爱的时候真爱,不像别的家长要么就是打,要么就是溺爱。妈妈是个性情中人,总是用别的事来感动你,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田甜从小就像妈妈一样自立。中考选学校,是她自己;决定考高中还是职高,是她自己;选什么学校,也是她自己。“我是有意识地培养她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李宝霞说。田甜后来选择了读职高,没有考大学,她不想给家里带来太大经济负担。

  初中的暑假,田甜就开始出去打零工了。“都是自己把工作找好了才告诉我们,卖食品啊女孩子用的发卡啊什么的,我都很支持她。”李宝霞觉得女儿的性格很像她,她相信女儿未来会过得不错,“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为她可以自立,她能够养活自己”。

  李宝霞曾经跟女儿说过等她老了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和她那些同学在一起,她不想成为女儿的累赘。田甜说她决不会让妈妈离开她的。“妈妈害怕孤单。”

  田甜曾很自豪地对她妈妈说,她上班以后,就会成为妈妈的希望。李宝霞心中虽然高兴,但她说,“孩子不是孤儿,是无法体会我们的内心的。她是不会知道我们内心的真正需求。”田甜只能成为她母亲的另一种希望。

  从孤儿院到养老院

  李宝霞的同学中有个护士,说等老了后她要开养老院,到时那些同学还住在一起,和小时候一样。

  “过去我们都是自己过,现在我们也可以自己过。”

  每次和丈夫碰到些口角的时候,李宝霞就会这样想,在几个同学的定期聚会上,她发现这些好姐妹也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似乎都想回到20多年前那自由的集体生活中去。“不过我肯定会带着我的女儿,她对我很重要。”

  对于养老,她是不担心的,因为冶金矿山机械厂有她的养老金,李宝霞现在每个月在机械厂只能开100多块钱,在外面打零工可以赚六七百,加起来也就是七八百块钱。这对她来说也足够了。

  李宝霞的同学中有个护士,说等老了后她要开养老院,到时那些同学还住在一起,和小时候一样。在所有的生活遭遇中,李宝霞发现自己想寻求的那种家庭的记忆是遥不可及的了。所以,想到同学的建议,她有些心动。

  30年来,每年的春节、清明节、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和阴历十月一日(送寒衣日),李宝霞都会给父母、大姐烧纸,从不间断。“每年的这四个日子,也就是我最想念父母的日子。”尽管地震之后没有留下一张父母的照片,但是李宝霞一直清晰地记得他们的样子。

  每次烧纸,田甜都会陪妈妈一起去。妈妈反复对她说,姥姥从小就是个性格很烈的人,而姥爷则老实本分。

  她们一般是晚上10点到楼下的路口去烧纸。李宝霞只哭过一次,田甜说妈妈哭的时候是默默流泪,叮嘱姥姥、姥爷在那边要过得好一点。烧完纸,李宝霞默默地领着孩子,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

  ■自述

  30年后,他们改口管我叫“妈”

  那一天,孩子们进大门的时候食堂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孩子们没一个吃的,哭着叫着要回家找妈妈,那看着叫一个心酸。

  孩子们有的头砸伤了,有的胃膜砸伤了,还有出疹子发高烧的,还有急性肝炎的,状况都很不好。那时我心疼这些孩子,大白班结束了也不回家,晚上陪他们说话。有时一星期都难得回家一次。我的孩子有意见了,小儿子带着妹妹来找我了,说我怎么不管他们了。我对儿子说,你在家照顾妹妹照顾一个,妈妈在学校要照顾这么多人。孩子后来就没再来找过我。

  1981年孩子们要回唐山的时候,班上的张淑娟不愿意回去,非说要给我做闺女。后来被我劝了回去。他们走后我就把1978年我们班的集体照放大了,弄个镜框挂在家里的墙上,想他们了就看一眼。

  我今年66岁了,腿脚有点不方便了。今年想这些孩子也想得特别厉害。我就叫老二跟他们联系联系,想叫孩子领着我去唐山看看他们。老二跟张淑娟联系上了,张淑娟说要找时间来看我,我说你上班忙,别请假,我找时间来看看你们。

  因为陈秀敏离张淑娟家很近,陈也知道了我的电话。她一打电话过来就叫我“妈”。她说“妈,我特别想您,去邢台找过您三回了都没见到您,……”然后就哭得说不下去了。

  他们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没睡着,一到早上,就让我儿子开着车带着相机去邢台宾馆了。他们中好多我都不认识了,但是我们班那几个都认得我,一下子都冲上来把我抱住了,大家哭成一片。这些孩子在学校的时候都叫我“阿姨”,现在全改口叫“妈”了,女孩子叫“妈”,男孩子叫“老妈”。儿子带去了一卷胶卷,不够拍,后来拍了两卷半。

  ■调查

  孤儿焦虑感远高于其他人群

  1994年,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在临床工作中不时发现一些因唐山地震而遗留的心理疾病患者,于是,1995-1996年,他和十几个伙伴开始了“唐山地震对人类身心健康远期影响”

  为主题的系列研究。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是空白。

  抽样调查涉及近2000人,包括了唐山大地震后丧偶再婚重组家庭的成员、地震后留下的孤儿,以及一些普通人群。调查中发现,这些人群在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一些神经症或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20年以后,有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担心,也有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或者神经症的症状。”于振剑说。

  针对地震孤儿群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者还请来了57例唐山矿的地震孤儿,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于振剑回忆,回顾性研究让有些调查对象当场情绪失控,泪流满面。

  研究人员艰难地劝慰之后,他们才答完了问卷。经过对焦虑、强迫、恐惧、抑郁、敌对、躯体症等90项症状自评量表的统计,发现这一群体的焦虑、抑郁指数高于正常人群,和亲人伤害率正相关,和社会支持程度负相关。

  其中,女性的心理状况不如男性。这些负面的情绪反应包括,情绪稳定性差,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大创伤后的紧张、恐惧,对灾难情景的回避和控制不住的闯入式回忆,悲伤、忧愁等。“此外,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自信心。”

  于振剑接诊过一些地震孤儿咨询者。“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绪,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胆小怕事,女性则显得很柔弱。”

  于振剑接诊过的一个地震孤儿,是个女性,喜欢上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已婚男士,后来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情绪。“她的恋父情结很严重,和同龄人相比心理发育有些滞后。”针对这些心理特征,于振剑对她进行行为角色的调整,让她在心理上变成真正的成年人。


选稿:吴晨    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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