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伤的军人押着带伤的囚犯，带伤的囚犯又在废墟上奋力抢救奄奄一息的普通人：首先是那些看守所的干部，干部家属；再往远处去就是小街小巷里的群众。囚犯们和所有在废墟上的救险者一样，手忙脚乱，焦灼万端。他们似乎都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和所有的救援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抱出那些受伤的孩子，扶出那些吓呆了的老人。”

　　这是唐山大地震中真实的一幕，这一刻，没有高低贵贱，没有了警察与犯人的区分，有的只是生者与死者的区别。这些救人者在事后大多受到奖励，但在那一刻，他们没有想起要奖励。或者，隐去他们的名字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曾在那样一种时刻显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说出他们的名字是为了铭记这段历史，铭记这段特殊时刻的人性的光芒。

　　那一夜，人性闪耀善的光芒

　　7月28日夜间，唐山市看守所同样成为一片废墟。

　　需要把这里的重伤者送出去，当时的公安局干部田国瑞后来无数次向别人讲起过这个故事。他在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允许一名犯人来驾车，因为当时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嘎斯51”，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司机。

　　翻开《唐山大地震》一书，对这件事有600多字的叙述。

　　“田法官！如果你允许，我试试……”田国瑞打量着龚某。那是一张表情淡漠的脸，一双冷冷的眼睛。他像是犹豫了许久，才低声说出这句话。田国瑞想起，这小伙子是退伍军人，当兵时就是司机，许多险路他都跑过。他是一个不怕死、敢冒险的人。“他们会死的。”龚见田国瑞没有作声，又指指在地下呻吟的伤员。“好吧。”田国瑞下了狠心，“你得老老实实，这是立功的机会！”

　　龚一天没吃没喝，不停地开车，他的头开始发晕，他竭力睁大双眼，可是眼皮还在打架。整整一天一夜了，钻出废墟，抢救伤员，长途运送……没有吃喝，没有喘息。他双手抓不紧方向盘。汽车似乎在公路上扭摆开了。刺耳的刹车声！一辆被压扁的自行车旁，躺着一个满头是血的行人。龚和田国瑞都从瞌睡中被吓醒了。龚几乎带着哭腔在喊道：“我轧死人了，我轧死人了，我罪上加罪了……”他顿时像发了疯似的向那人扑去。当他和田国瑞发现那人只是被碰破了头时，立刻又把他抬上车，送回遵化。唐山就在这一片混乱中，迎来了闷热的7月29日。

　　紧张、疲倦、惊吓，已经把龚某和田国瑞都折磨得浑身发软。那辆“嘎斯51”在唐山至遵化的公路上来回穿梭，仿佛都要颠散了架子。田国瑞不时地望着龚某那张苍白的无表情的脸，陷入沉思。有过这样一段短极了的对话：“饿了？”“嗯。”“渴了？”“嗯。”行至唐山西北井，田国瑞和龚一起跳下车，伏在一个臭水洼子边上，满满灌了一肚子水。田国瑞找来一些炒玉米，便托在手心里和龚某你一撮我一撮地分吃着。饿极了的龚某，咀嚼时仍然沉默无语，似乎在保持他犯人的身份。田国瑞想起他的被捕原因来了：一个怀了孕的女知青自杀了，而他曾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这是在唐山市几十万人中都曾遇到过的事，突如其来的灾难，紧急的救助。所有的一切都归于混沌，抢救生命成了所有人自觉的选择。田国瑞，这个当年押解犯人、和犯人们一块抢救伤病员的公安干警，现在已退休在家。说起龚某来，30年后他的印象仍然深刻。他说，那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小伙子。痛失亲人，出狱后情绪陷低谷
　　
　　在书中只有姓的“龚某”真名叫龚玉良，30年后的寻访中，《新世纪》获知了他的名字。
　　
　　那一年是龚玉良的人生低谷。家里没有人知道龚玉良在地震中做了些什么事情。龚玉良的妹妹甚至是在地震后才发现自己的大哥找不见了。龚玉良到底因为什么事情被抓，家人甚至都不知道。
　　
　　在震后的混乱中，曾当过6年兵的龚玉良除了驾车外，就是冲到下面救人。他在事后交给看守所的“个人总结”里写道，在那段时间里，他总共亲手救出了8个人，有小孩，也有老人。在看守所抢救被砸伤的干部时也有他的身影，他写道：“一想到下面还埋着国家的干部，我们就赶紧想着要把他们救出来。”
　　
　　在他自己的描述中，没有更多的文学色彩，只是简单扼要的讲了讲救人的情况，而关于运送伤员这一节，他只写道“是在管教的领导下跑了十几趟”。龚玉良的弟弟龚玉龙回忆说，他很少讲这一段的事情，说到这些事的时候，只是说当时只记得几天没有吃饭和睡觉，什么都顾不上了。
　　
　　龚玉良在自己的个人总结里没有提到他回家的事，但是龚玉龙记得他在第二天在看守所领导的许可下，曾经回家看了一下。龚玉良的父亲、他的前妻刘灵芝和两个孩子在这次地震中永久地离开了，这后来成了龚玉良摆脱不掉的阴影，龚玉良的妹妹龚秀平后来见到他老是压抑着自己的心情，为当时不在场而感到苦恼。作为家里的老大，龚玉良也为兄妹们感到担心，他叮嘱刚15岁的龚玉龙说，不要乱跑，不要跟那些坏小子们去抢东西。
　　
　　没有人了解龚玉良的心情，在回到押送队伍的行列后的第二天，龚玉良开的“嘎斯51”变成了一辆架枪的刑车，他亲自开车把自己和看守所的另几十个犯人送往玉田县的临时收容点。那一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1976年底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因为龚玉良在抗震抢险中积极参与救人，特宽大处理。最后量刑为3年。
　　
　　出狱后，龚玉良在唐山市路北区棉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继续开车当司机。他重新组建起一个家庭，家庭普通而幸福。一个失去的故事和它留下的精神
　　
　　之后的4年中，龚玉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很少跟人提起自己当年救人的事，即便是和自己的亲人们。他的弟弟龚玉龙说，那时候没人会想这些，只要有人，就去救，连他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孩子也会参与其中。但是龚玉良后来却一直心情压抑，他无法排解的是自己当时不在家人身边，没有能救出自己的孩子。龚秀平说，有一段时间，他的心情非常不好，经常借酒浇愁。但是龚玉良仍然未能释怀，他的这种自责情绪，再加上酒精的麻醉，最终影响了他的健康。
　　
　　再次组建家庭后的龚玉良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龚秀平说，或许是因为对原来的妻子和孩子的内疚，或许是结婚后生活有了依靠。那一段时间，龚玉良生活非常好，对自己的妻子也特别地好，1980年他的孩子龚磊出生。但是幸福生活却稍纵即逝，在龚玉良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幸福的时候，病魔悄然袭来。
　　
　　龚磊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他对父亲仅有的记忆来自于他母亲和叔叔们的讲述中，而这些讲述都仅仅是片言只语的。母亲对他说，父亲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对家人非常地好，晚上回家都很准时。他说20多年了，母亲仍然对父亲念念不忘。
　　
　　从来没有人跟龚磊提起过父亲救人的事情，他用疑问的口气说，“真的是我父亲吗？”他说自己要找那本书去看看。
　　
　　“他后来很少说起这些事。”那个时候，地震对他的打击还是很大的，两个孩子都没了，而这些苦处没人能替他分忧，龚玉良的妹妹龚秀平说起哥哥来仍然长吁短叹，她说，我哥那么好的一个人，没来得及享福就走了。
　　
　　1983年12月26日，在确诊癌症20天后，龚玉良去世，时年40岁。
　　
　　2006年7月13日，离唐山大地震纪念日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直在帮我们寻找龚玉良的田国瑞，他很震惊，他说，龚玉良留给他的记忆仍是30年前那生死瞬间的勇气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