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在发达地区、大城市里，或许会少一些。一般来说，层级高一些的政府，制度规范性建设得好一些，此类现象也会少一些。但是少一些不等于没有。逢上领导换届，机构变动，具体部门便人心浮动，于是职责无人承担，纪律形同虚设，工作质量下降。从大范围来看，这仍然是有普遍性的“世相”，或曰“士相”。这也说明，要称得上稳定、高效、透明、廉洁的政府，我们还是有许多体制环节需要继续完善的。

　　忙于换届而不是忙于工作，这样的领导难以真正服众。而只要领导顾及不到，便竟自放弃工作职责，这样的干部实在素质不高。因此领导与一般干部两个方面，都有 各自需要反思的自身责任。但是，领导人员的换届与变动，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政府的常规运作而已。如果别人没有这种“领导换届忙，干部放了羊”的可笑现象，那么我们还是要从自己的体制根源上挖原因。

　　首先需要反思的一个方面是，很多部门与机构，不论就其客观表现来看，还是就干部的自我认知来看，他们更多地是为“领导任务”而存在，并不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的。或许在明规则上，部门有明确的管理职责与服务对象。但在真正起作用的“潜规则”层面上，领导指示和领导任务才是需要重视的。于是，只要领导不管，偷懒氛围立刻形成。

　　需要反思的第二个方面是，“政务”与“事务”不分，影响政府的稳定。公务员系统的基本设计原理，就是要保证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操守的人员长期服务于政府，以提供稳定、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政治决策人员的遴选与变动，通过另外一种程序来进行，它不应该影响常规的管理与服务。现在我们的公务员系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缺少政务与事务的明确细分。这固然有适合国情条件的一面，但也是有代价的。领导人员的常规变动，也会引发部门行为严重偏离正轨，这就是制度代价，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受损。当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时，我们要考虑现有的制度代价是否已经过大。

　　需要反思的第三个方面是，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可能方向不对，也可能失效。一个人在职位阶梯上希望尽快向上，这是人性使然，属于人之常情。这虽然可以成为一种激励因素，但若在“人治”概念下予以制度化，效果可能相反。它使人的工作动机全部依赖于领导的赏识。如果领导换届，不会再赏识我，谁是新的领导还不知道，那么我做给谁看？不做或少做于是成为合理选择。所以，领导一换，下面就乱，这是激励机制有问题。毕竟凡做下级的，都害怕上面的领导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要言之，上面跑官，下面松懈，是一种病症的两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以规范岗位职责，加强专业操守以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公众监督与舆论监督以形成更有效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依然是政府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