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南市党史办原主任凌步机说，目前史学界关于红军长征准备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博古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仓促决定”的，没有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一种则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一次经共产国际批准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

　　“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所准备，但准备不足。”凌步机说，１９３４年５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曾开会研究局势。会议鉴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６月２５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同意。

　　９月初，李德曾召集“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到瑞金，通知撤退计划。”

　　当时 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他说，“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长征前任中央组织局局长的李维汉也曾回忆说，“１９３４年７、８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

　　凌步机说，除此之外，红军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征集兵员、筹集粮款物资等准备工作。从１９３４年５月起，中革军委号召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５万人。９月４日，中革军委又发布紧急动员令，要求在９月２７日前动员３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这些兵员的补充，使中央红军扩充到了５个军团。

　　据估计，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有一半是新兵。

　　同时，广泛开展筹集粮款和军需物资的活动，使得红军在长征出发时，每位战斗员都能配备一支步枪，一把刺刀，４个或６个手榴弹和１００发子弹。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中革军委于７月初命令红７军团在寻淮洲、粟裕的领导下，转战赣东北，与方志敏领导的红１０军会合，成立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８月７日，红６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领导下突围西征。

　　“从中革军委对红６军团的一些电令来看，此时中央已选定了突围的目标和方向，要沿红６军团西征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认为，期间，为减轻中央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央还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其进行了停战谈判，为尔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９月上旬，中革军委指示中央红军各军团在１０月１日起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中央政府也对苏区沦陷后的工作开始了部署。

　　为掩护和策应红军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留下来的红军和地方武装３万多人坚持斗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徐占权认为，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准备，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和指挥，红军的战略转移可以用“决策犹豫，准备不足，出动仓促”来形容。

　　１０月６日，敌人攻占石城。博古、李德等人匆忙决定提前一个月进行战略转移。徐占权说，从苏区到白区，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红军始终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和教育，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都没有思想准备。红军部队也没有进行必要的休整和训练，新建的军团没有进行整训，许多新兵在长征出发后才陆续补入部队，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这是造成红军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