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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孙女:外婆贺子珍从没抱怨过外公[组图]
2006年8月19日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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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毛泽东与孔东梅的母亲李敏的合影。(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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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孔东梅与外公毛泽东长得挺像

  “小时候,我跟外婆贺子珍长大,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那么孤僻,等我重新走她走过的路时,我终于明白了。”

  孔东梅衣着得体,常年穿着裙子,手拎Gucci坤包,脚穿高跟鞋,行走起来,迅疾如风。

  作为毛氏家族第三代中唯一的女性,孔东梅长相与毛泽东神似。和她外公年轻时一样,孔东梅身材高挑而清瘦;尤其是她下巴上那颗标准毛泽东风格的痣,使很多人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本人特别不能吃辣。毛泽东给她取名为东梅。

  1972年,孔东梅出生。母亲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把东梅的照片带到中南海给外公看,于是就有了“东梅”这个名字。

  “梅花是外公最喜欢的花,东方的梅花代表外公心目中的东方女性。”今年34岁的孔东梅充分理解自己名字的含义。

  名字不仅暗示了毛氏家族的身份,还代表了那位从未见面的外公对她的爱。2001年,孔东梅留学回国后创办了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她告诉记者,自己整天为工作焦头烂额;她要学会如何管理下面的人,也要学会跟员工如何相处;她经常和员工一起加班、一起吃方便面、喝矿泉水。“创业是艰难的”,不过,孔东梅觉得自己很幸运,比起在外公身影下的外婆和母亲,她有了更多的自由。她渴望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8月9日、10日,孔东梅奔波于上海书展和各大书店之间,为自己的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签名售书。两天时间,近千本图书从她手中传递出去。

  我的兄弟姐妹:毛家第三代

  “今年是毛岸英舅舅去世56周年。5月份,毛家大小40多个人一起去了朝鲜。由邵华舅妈负责,大家集体去给舅舅扫墓。”

  这是孔东梅第二次去朝鲜,对她母亲李敏来说,则是第一次去朝鲜看自己的哥哥:“在朝鲜,我们见到了除金正日以外的朝鲜高级领导,也感受了整个家族的凝聚力。”

  “同为毛家子孙,每年和外公有关的纪念活动,全家人就会聚起来,联系很多。”孔东梅告诉记者。

  毛氏家族第三代共四人:毛新宇、孔继宁、孔东梅、王效芝。孔东梅和哥哥孔继宁是李敏与孔令华之子女。孔继宁的名字,是继承列宁遗志的意思。他们的爷爷孔从洲在西安事变时任西安城防司令,是杨虎城的部下,参与指挥了当年“捉蒋”的整个过程。

  孔东梅的表哥毛新宇是毛岸青与邵华的儿子,毛泽东取名为“新宇”,是毛泽东“要如昆仑山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的理想实现后建立的新世界之谓。

  李讷(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叫王效芝,意为“效法毛润芝”,为三代中最小的一位,比东梅小几个月。“李讷阿姨对他管得特别严格,我母亲对我则相对自由一点”。

  “平时我们4个人都特别忙。现在我、哥哥、王效芝都下海经商了,毛新宇也特别忙,大家都是各做各的,只有纪念活动或节日聚会一起,但都非常亲。”

  对这群毛家子孙来说,成长中的共同特点可能就是严格的家教。

  孔东梅告诉记者:“母亲总是教育我们不要老记住自己是谁谁的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当年外婆也是这么教育她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孔东梅从小在苏联长大的母亲李敏到了12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小时候我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后来毛岸青去莫斯科才告诉她。岸青舅舅到儿童院看妈妈,两人坐在礼堂聊天,主席台上挂着有照片,舅舅指着照片问妈妈,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妈妈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岸青舅舅说,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说,你瞎说,我没有爸爸。后来妈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听说你是我的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是这样的吗?

  外公于是发电报回来,说,我是你的爸爸,你是我的女儿,你快回到爸爸身边吧。”

  因为是名人之后,从小孔东梅就觉得生活总有无形的压力:“每到一处人们很快就认出你是谁,也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被小朋友疏远的经历。”当记者询问目前孔东梅在北大读博士的情况,她却摇摇头表示要保密:“几年前,一家报社记者挨个把我北大的同学和老师家里的电话打个遍,了解我的情况,我不愿意别人再去打搅身边的人了。”

  在自己的文章中,孔东梅细腻描述了毛家后人生活境遇:“外公、外婆去世后,妈妈状态很差: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吃药、不看病。夫妻情深,爸爸见劝解无效,便不再多说。那几年他在单位也不顺,于是决定下海经商,所赚来不多的钱,都用于纪念外公的事业。哥哥从南京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即驻外工作——他先是在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任武官助理,两年后因工作出色被调往我驻英大使馆,远隔重洋,难得一见。这个家于是就剩下我们母女,一如妈妈与外婆相依为命的那些日子。”

  湖南路262号: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孔东梅的童年和外婆一起渡过,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直到去北京上学。

  “每当想起外婆,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想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一支接一支抽着烟,面向窗外,望着远方沉思。”

  在孔东梅的记忆里,湖南路的童年孤寂而有趣:“外婆不爱说话,身体非常不好,不出门,但是很疼我。院子里的假山、花园是我童年记忆中神奇的所在,春有玉兰,夏有池水,秋有蝉鸣,东有腊梅。外婆不让别人摘,我摘她不管,她还经常让工作人员给我做好吃的。”

  “据说外婆在庭院里种过菜,养过猪。外婆养猪是为了赚点家用。当时孩子多,姨婆从永新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几个,开销大,养猪可以卖点钱。外婆不怎么跟我们讲话,不善于表达自己,很关心人。一个老战友的孩子生病,她会买几大皮箱的东西送过去,送几百块钱给别人。这些在当时都是很大的数目。”

  外婆经常会到江西、青岛,或海南这样的地方去疗养,每次都带着孔东梅。但孔东梅还是很畏惧外婆,她还记得有一次被外婆掐疼过:“我小时候有点怕她。她脾气有点怪,我不能理解,经常问为什么。”

  “外婆生过六个孩子,大小产十,都在特别艰苦的环境。哪里像现在一个女性生个孩子是多重大的事情。她心里一定隐藏了很多痛苦,孩子死了,丢了,确认存世就我母亲。”

  “外界常常把外婆描写为性格刚烈、脾气特别暴躁。但想想看,谁碰到这样的事情,谁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谁能承受?”长大成人,孔东梅逐渐理解外婆和她的内心世界。

  “贺子珍抱怨过毛泽东吗?”记者问。

  “从来没有。”

  “她爱他吗?”

  “是的,一辈子。”

  贺子珍同毛泽东夫妻10年,按毛泽东的话说:“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一个,年尾又生一个。”幸存的只有大女儿李敏。

  1937年,贺子珍身负11块弹片离开延安;直到1959年,才在庐山见到毛泽东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外婆当时什么都没有说,就是哭,她心里一定是翻江倒海。”

  “她当时去苏联,还是怀着梦想,怀着孩子去的。她一心想治病,学习文化,带好孩子。后来孩子没有了,对她打击特别大。再后来外公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以后就是同事了。”

  “她一生都在付出。我看过外婆写给外公的信,她说,在苏联的日子,过得比长征时候还要苦。在苏联,外婆和母亲住的屋里,茶杯都结冰。外婆还要照顾岸英、岸青舅舅,虽然不是她亲生的,可是把两个孩子当作一家人,白天洗衣服,晚上要织毛袜子织一夜。为了养活几个孩子,她还伐过木。她觉得毛主席爱她一辈子,她就不会变心。”

  毛泽东去世一年后,贺子珍就中风了,左侧偏瘫,住进医院,直到死去。“外婆中风那天晚上,她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没有回答,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躺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一早醒来,发现外婆已经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我的心。”孔东梅回忆道。

  走过外公外婆的路

  2001年以后,孔东梅开始写作各种关于自己家族历史的书,采访周围亲戚和朋友,越来越清晰知道自己的祖辈走过的历程。

  “2000年,我在美国收到母亲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提到很多往事。我一看就哭了,觉得自己作为毛家子孙应该做点什么。”

  没有看到母亲的书之前,孔东梅跟普通的19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喜欢看电影、喜欢文学,喜欢旅游,喜欢看各种历史书。小时候孔东梅梦想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后,就可以教训别人。

  后来,她受喜欢俄罗斯文学的母亲的影响,曾经想写小说。孔东梅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大学毕业后,参与创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1999年,像大多数城市青年一样,她想出国,就到美国读书。

  出国让孔东梅感觉自己比以前更独立、成熟了:“留学给了我很多换位思考的机会,人出去了就会有很多体验很多想法,以前不想的事情现在会想一想,会沉淀下来一些东西。在国外这几年让人比较安静,不会去想太多你是什么人的后代,没有特别沉重的思想包袱,这样就放开了。你会想这一血脉传承下来,

  到了你这儿,你该做些什么,以及你对这个家族有多少了解。你会从一个好像局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样我觉得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这时,孔东梅开始听母亲讲述自己的(丁晓蕾整理)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此图片由孔东梅女士提供过去,了解过去一起生活却不甚理解的外婆和母亲,也开始重新走外公外婆当年走过的地方。

  孔东梅有计划去了湖南、江西、延安等当年外公外婆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除了前苏联,外婆和母亲当年居住的地方没有去过。”孔东梅说,“走过这些地方,我才知道外公的一生都在探索。外公是一个农家子弟,非常非常普通的农家子弟,能够一步一步领导整个中国走到那样一个辉煌的阶段,我觉得是很值得探讨的事情。在那么苦难深重的民族危亡时刻,他是力挽狂澜的人,要做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外公对我来讲,是一种既远又近,既清晰又模糊的感觉。很多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就想尝试看看能不能通过写作来了解。我妈妈的书非常打动我。书里有些内容以前我也听她说过,但是说了也就忘了,并不是特别的细致深入的了解,通过她这本书我了解了外公、外婆、妈妈的一生。特别是妈妈和外婆这两代女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这样一个特殊的伟人背后,非常不容易。我就想,到第三代女性这儿,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在庐山,孔东梅遇到接待过贺子珍的庐山招待所所长彭毓炎。他告诉孔东梅很多历史的细节。

  “你外婆抽烟很凶。1966年,一个晚上抽两包,都是那种不带嘴的中华烟。还有,她对你外公感情很深呀,当时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报纸上不是有整整两个版面的大照片吗?她晚上不睡觉,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手在照片上的主席脸上慢慢摸呀、摸呀..”

  在自己的书中,孔东梅提到了外婆晚年孤寂生活的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了‘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第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外公去世时,我才四岁多,随后也被接到北京去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守灵。当时我只知有外婆,不知有外公,更不会把眼前长眠的老人与自的亲人联系起来。但是妈妈说,我那天哭得昏天黑地,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

  “全国人民都哭了,可是外婆独独没有哭,异常冷静。”

  “小时候,我跟外婆长大,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那么孤僻,等我重新走她走过的路时,我终于明白了。”

  “我不像外婆和妈妈是那种焦点人物,分分秒秒都在别人的目光注视下生活。我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我幸运的一点,就是比她们有更自我的空间,可以选择出国留学,可以选择创业,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像那个年代。”对于自己目前的状态,孔东梅感到满意。


选稿:吴晨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 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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