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增加财产申报范围。官员所申报的财产，必须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申报者及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按照以往规定，申报的种类和人员范围过窄，如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申报的内容只是强调个人“收入申报”，很容易给规避申报者以可乘之机。新的规定必须强调，申报的财产范围应当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债权和债务；申报的对象范围，既包括官员个人，也包括财产申报人的近亲属(父母、岳父母、妻子、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防止一些官员通过转 移非法财产给其父母、未成年子女的方式来逃脱监控的企图。

　　第二，明确法定受理机构。按照以往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一般要求向各自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报告，同时报上级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备案。这就形成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本该受到监督的领导者，却同时又是监督他的同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顶头上司，其监督的有效性可想而知。要克服这一不足，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独立的受理报告的机构，或者改变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隶属关系。

　　第三，扩大申报公开程度。按照以往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在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给组织后，只有少数领导知情，对其余的人则一概不予公开。其实，应该根据党员领导干部的公众化程度确定公开的范围，分为公众化程度高的实行完全的公开，公众化程度低的实行限制性公开。例如，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就分为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大类。所谓公开申报是指个人财产报告要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均可查看或复印。大约有2.5万名高级官员和雇员要公开申报。秘密申报的材料则有限制地公开，由各单位内部掌握，适用于大约25万名政府中、下级官员和雇员。但是，如果申报者的财产申报有问题，有关司法机关调阅其申报资料的，则不在此限。

　　第四，实行严格的监督与惩处。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说，为了不使党员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流于形式，必须有一个让瞒报、漏报或不报者承担相应后果的“制度保障设计”。只有法规具有威慑力了，才能让党员领导干部申报的内容真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