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权化腐败”有三个特点

　　文章从腐败现象的发生规律上分析指出，相对于一般腐败行为来说，“期权化腐败”有三个特点。

　　一是性质模糊。它交易的仅仅是一种“权利”，不直接涉及金钱，因而形式隐蔽；其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所以内容隐蔽；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以“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交易方不 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上隐蔽。

　　二是成本轻微。反腐败的实质性证据支持原则成为国际化准则，也称可接纳证据原则。传闻证据、口头证据已经无法对腐败分子形成威胁。文章指出，中国反腐败的发现和突破手段还局限于“举报、查账、两规”老三件，比较单一。“期权化腐败”没有有形证据，而且由于时间长，证据毁损，证人缺失，往往难以举证。

　　三是“收益”灵活。“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离职前在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

　　“期权腐败”三要素

　　文章权力运行规律上分析指出，“权力期权化”的发生主要存在三个要素。

　　一是期权腐败以“权力资源”为基础。只有把权力外化为一种“资源”，才能用来变现或交易。这种“资源化”必须有三个前提：权力的自由使用、权力对信息的控制、权力对权利的影响最大化。第一个前提要求权力必须游离于监督之外，因此，往往会在决策机制和分权制衡机制上想方设法绕过制度；第二个前提要求信息形成“不对称”格局，因此腐败分子往往或封锁信息，或人为操纵信息，绝不会将信息完全公开；第三个前提要求权力必须“透支”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所以，期权腐败往往要在政策上打“擦边球”，不可能“在公正的立场下实现腐败”。

　　二是期权腐败以“潜规则”为保障。期权腐败中，交易双方的信任，是建立在官商场通行的“潜规则”保证上的；腐败实施过程，也往往要通过一些“潜规则”才能实现打“擦边球”逃避监督的目的。所以，防治期权腐败，应把“潜规则”作为发现和突破的重点。

　　三是期权腐败以破坏公平正义为关键。由于不存在现时的权钱交易，期权腐败的前期阶段只有一个单方行为，因此很难发现，发现了也很难定性。但是不管怎样，“权力期权化”不可能改变腐败的本质，它必然伤害社会的公平公正。

　　“权力期权化”产生的原因

　　“权力期权化”的产生，权力监管制度存在问题是主因。文章指出，政府权力过大，对经济干预过多，容易造成利益牵扯，或者导致暗箱操作；行政决策程序不够科学，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分权制衡，为权力的自由行使提供了便利；政府信息发布不够充分，中国没有完善的政府信息发布渠道，政府信息由部门和少数人员内部掌控，信息的垄断和时间差，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信息谋取利益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监督机制往往流于形式，上级对下级监督缺了解，平级之间监督缺保障，下级对上级监督缺权力支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带有滞后性。

　　制度漏洞和法律不完备是动因。文章指出，制度方面，虽然《公务员法》做出了规定，但范围明显偏窄，对已无职务的离退休人员是否能认定“职务犯罪”、在退休后所从事的工作是否能认定权力“期权化”，都很难把握，《纪律处分条例》方面至今没有相关解释性操作规定。另外，现行的有关监督条例，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的，对退休和下海的领导干部的追踪监督，目前基本上还是盲区。

　　法律方面，中国刑法对于受贿罪采用的是“两个故意”的判定标准，就是说，行为人不仅要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而且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非法收受财物交换条件的故意。从司法实践来看，能够同时证明期权腐败行为中两种故意的难度很大。“投桃在前，报李在后”，法律上无法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交换关系。这种制度和法律上的真空客观上刺激了“权力期权化”腐败问题的愈加突出。

　　公职人员激励机制错位是诱因。文章指出，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公职人员工资偏低，福利偏高，而且层级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福利待遇差别太大，使得公务员以“升职”为唯一价值目标，一旦升迁无望，就只能通过“变现权力”换取自己的目标价值。另一方面，从保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薪酬制度设计存在倒挂问题，缺乏优厚的退休保障，退职后津贴和福利大幅度缩水，比在职收入大大减少。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很多公职人员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后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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