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8日傍晚，爸爸带着警卫班的同志，离开于都城，踏上了遥遥万里的长征路。

　　10月上旬的一天，爸爸派人通知妈妈，告诉她：她是中央批准随部队出发的30名女同志之一。妈妈便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们一起，开始了长征。10月24日，妈妈抵达古陂时，看望了爸爸。妈妈向爸爸讲起瑞金县的男女老少送别红军的情景：“乡亲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我们的亲人’……”爸爸听了后感慨地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遵义会议前，爸爸接连遭到“左”倾路线的沉重打击和无情排斥，消瘦了，平日英俊的脸庞上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喜欢谈笑的爸爸，常常一个人凝神静思。妈妈跟爸爸的心是相随的，也是相通相印的。妈妈总是悄声走到爸爸身边，或陪他到河边散步聊天，或陪他默默无语地坐 着。她担心爸爸的身体会垮下去，就想尽一切办法，弄些新鲜的东西给爸爸改善生活，补养身子。人，只有在患难的时候，方能找到知音，找到知己，找到真诚的同志。正如爸爸妈妈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代替的巨大功劳。至今，我仍然怀着崇敬之情深深地怀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战士。”因此，多少年以后，爸爸一提起这段时间的生活，还总是深深地感激妈妈。

　　1935年1月，红军进入北倚娄山、南临乌江的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1月16日，会议进入第二天，也是最紧张最关键的一天。在静悄悄的黑夜中，妈妈等呀，等呀，一串熟悉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又格外轻松地传来。是他的脚步声。妈妈急速地打开房门，还未等爸爸双脚跨进屋，她便急切地问道：“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她紧张得语无伦次了。爸爸知道她关心自己的处境，就笑笑答道：“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这寥寥数语，在妈妈的脑海中却似掀起了狂涛巨浪，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落定了。有一次，爸爸给我讲起遵义会议时，他说：“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我听了，心里也高兴。我为他们的真挚情感所感动。甘苦与共，这才是人间的真情所在。

　　红军进入云南途中，妈妈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妈妈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身上有十七处都挂花了。妈妈苏醒后看到我的叔叔毛泽民、婶婶钱希钧时说了两件事：“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爸爸还是知道妈妈受了伤。当爸爸赶到妈妈身边时，妈妈对爸爸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爸爸安慰着妈妈说。几十年后，妈妈谈起她负伤的事时，还很感激爸爸。

　　6月17日的早晨，爸爸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穿上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滑又陡的雪路，向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体弱有病的女同志骑。爸爸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爸爸见一位同志坐在雪地里休息，就对他说：“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你走。”爸爸的话音未落，他的警卫员抢先背起那位同志，爸爸就帮着、扶着走向山顶，终于翻过了大雪山。8月下旬，红军开始向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进军了。一位老前辈这样讲述：“走进草地，如果一不留神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主席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妈妈自始至终跟着部队行进，随着爸爸长征。同样要渡赤水河，要翻越雪山，要走过草地。当妈妈与战友们胜利走出草地，光着两只脚扎扎实实地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时，妈妈的喜悦，战友们的喜悦，爸爸的喜悦，是语言所不能名状的。爸爸妈妈这种生死与共、患难相交的战斗友情，是永远难以割舍的，也时刻铭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