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24岁的李伟林在深圳龙岗高空作业时，从6楼摔下，腰部五处椎骨骨折，治疗中他与公司出现矛盾。去年10月，出院后生活费和工伤补偿没有着落的他，让老乡把自己抬到市区路上寻求帮助。他的伤势现已恢复。

图片说明：9月21日，广州海珠区某油脂工厂因煤气泄漏发生爆炸，35岁的黄世海全身94%的面积被烧伤，厂方付了近30万的医药费也未能治愈他，后放弃对其救助。黄世海拖着魔鬼般的身体等待赔偿，以期给妻儿留下一笔生活费。

图片说明：25岁的祝强右手截肢，27岁的袁云祖左手截肢。两人两年前因工伤结识，在深圳龙岗成立了帮助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互相成为左膀右臂。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年有4万根打工者的手指被轧掉，这一数据也许并不准确。但是，广州这个中国最大“车间工厂”是工伤“断指”的高发地，却是不争的事实。因工伤事故受伤的工人就如同机器上坏掉的零件，然而，受伤的仅仅是零件吗？

　　2006年12月，广州南沙区一家五金有限公司，经工友介绍，记者找到了8名在工作中失去了手指或手掌的工人。在珠江工友服务中心负责人景祥的调查记录里，这家工厂发生的工伤事故还远不仅此，仅今年9月，这里就发生了5宗工伤事故，“很多工友出事后就离开了，我们也无从寻找他们。”景祥说。

　　今年33岁的雷胜科去年9月来到南沙这家五金厂工作，16天后他就在工作中丢了4个手指。“我知道这样的厂危险。但年纪大了，又没啥技术，没选择。”雷胜科说，“这里有个身份证就能进，只要能干活儿。当时我想，就试试看……”像雷胜科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赵支洪去年8月进厂时进行了一次开卷考试，之后被分配到冲压车间，先看别人操作，三天后他就自己上手了，据他回忆，“受伤前就发现那台机器已经很老了，操作有点失灵。主管说不用处理，慢慢做就可以。后来我的手受伤了，说是我严重违章。”生手加上陈旧的机器，事故仿佛在所难免。

　　工伤事故不能及时得到处理的问题时有发生，希望追回应有赔偿的工人，有时像皮球一样在工厂、医院和各劳动部门间被踢来踢去。在珠三角的一些工厂，工人不用签订最基本的用工合同便可上工，事故发生后，打工者的社保、医保便像是飘在空中的梦。由于大多数打工者对法律认识不深，出了事故后，老板的良心便成了惟一的解决途径。

　　景祥认为，工人的维权之路上，最艰难的是时间问题。工伤认定要在事故发生之日起的一年之内完成，一拖再拖，就成了一些工厂逃避责任最好的方法。原本在广州创业当老板的他，在2005年创办了“广州工友服务中心”（后改名为“珠江工友服务中心”），为工人提供维权援助，并不定期举办相关的法律讲座。“我老家在农村，所以知道穷苦的人过得有多难。我很想帮那些到城市来的农民，我能理解他们。他们应该活得更好，不但有生存的权利，还有幸福生活着的权利。”景祥这样解释自己当初从老板转变成工人维权活动家的动机。

　　2000年，十八岁的祝强成了东莞一个塑胶厂的杂工。工作仅十五天，祝强就因工伤失去了右臂。出事之后，工厂老板一直不肯爽快赔钱。祝强请了律师，自己也开始苦读法律书，想搞个明白。打了三年官司，祝强拿到了四万元赔偿金。

　　2004年，祝强拿出自己的赔偿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为工人普法。在帮助工友不断维权的过程中，祝强有了新的思考，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培训农民工，告诉他们如何降低进入城市后的反差、如何降低劳资风险、如何降低情感风险、如何培养好的价值取向。祝强说：“为了希望需要付出。”12月21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每天因安全生产死亡320人，自己心情“很沉重”。今年夏天，国家安监总局的统计数据指出，中国每年有15000人死于工伤事故。李毅中在21日表示，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期，未来的10年、20年是事故易发期，同时中国准备用10-15年的时间走出这段易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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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又称“职业伤害”、“工作伤害”，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责任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伤害。

　　工伤最易发生在印刷、家具、建筑、模具、注塑、五金等低技术含量的工序之中。今年夏天，国家安监总局的统计数据指出，中国每年有15000人死于工伤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