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回望30年封面图

　　时间流逝的一个好处是，让人更成熟，更冷静，追求智慧，反对偏执，在回望过去的时候，可以从当时的狂热或短见中跳出来，给一个更准确，更公道的说法。

　　时间已经，或者正在把那些被放大的人与事，还原到正常的尺度，把那些被抬举到自己认不出自己来的人，放回到茫茫人海中。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终结了一个偶像的，大神的时代。

　　随后的三十年，这个在“文革”中被政治修理得彻底荒芜的国度，开始了既紧迫又漫长的诸神归位：科学回归科学，艺术回归艺术，商业回归商业，一切都在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一切仍然受到政治的制约，受到我们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的制约……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本土的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不起的艺术家，了不起的商业精英，他们作为一种特定符号，在某个时刻登上历史舞台，宣告了某个方面的突变、升华和胜利，体现着民间的或者官方的意志。今天，当我们试图打量这三十年的时候，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艺术早已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的身价直逼天文数字，一些经济学家以顾问的身份从企业那里获得丰厚的回报也不再是行业内部的秘密。一种奇妙的，从大多人的崇尚精神凌空蹈虚到大多人的回归务实的轮回，业已完成。

　　要在过去三十年的每一年里，遴选出一个最受关注的符号性人物，不是难事，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用“群星璀璨”来形容过去三十年的各行各业，却相当困难。比如，我们只有一个姚明，与他相比，其他人只能划入另册；我们只有一个崔健，其他人，恐怕要绑在一起，才能引发一场与他抗衡的地震……这大约是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施加在某些行业上的谶语。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剧烈变迁的时代的驱动下，除了个别领域谨慎地保持着超级稳定的状态，各行各业都被极大地激活，都在隆隆推进，各行各业的版图，都在震荡中发生飞速的变化，除了篮球领域的姚明，已经很少有绝对的神话、绝对的巅峰人物。

　　三十年，三十个符号性人物，无论我们怎样力求客观，都免不了一些主观。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的读者认同这样一份名单。

　　他们横空出世，有些，是因为历史的必须和必然：比如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和柏林电影节捧杯的张艺谋，比如超一流棋艺的聂卫平和代表中国功夫的李连杰，当一个国家处在上升期的时候，与之匹配的各路巨星，无疑是最好的招牌。比如陈景润，在为神五神六这样清晰可见的科学成就欢呼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当年，一个国家在浑浑噩噩了那么久之后，决定要回到正常的轨迹上来，是这样一个专门琢磨谁都不会理解的数学难题的书呆子，赢得了全民族的最高敬意，引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热爱。然而这却是事实。在那样的年代，必须有一个数学家陈景润，因为，科学的春天，降临了；

　　有些，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阶段性需要：比如张海迪，比如徐良，比如凯丽；

　　有些，却是时间的一种吊诡：比如余秋雨，这位1990年代最畅销的作家，论学识，远逊于三十年代甚至当代的很多作家、学者，论文采，难敌鲁迅、废名、张爱玲、阿城，有意味的是，他像琼瑶那样流行开了，并且，他的流行，并非纯粹商业炒作的结果，而是人们集体的自动的选择；

　　比如中国男足，这个最让人爱恨交加的团队，没有任何伟大的成就，却一直拥有足够多的拥趸，足够雄厚的资金，足够狂热的关注，来支撑他们继续他们多少有些悲情的平庸。他们的作为，与他们的待遇之间，有着无比讽刺的差距。但是我们似乎一直在赌：万一他们……了呢？在足球这件事上，人们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很多人已经把狭隘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边，专门去看英超、德甲，或者干脆把足球撇开，去登山，去蹦极。

　　在陈景润成为青少年心目中绝对偶像的1977年，谁也不会想到，很多年后，这些青少年的儿女变成青少年后，会为足球疯狂，为网络疯狂，为虚拟的光怪陆离的卡通人物疯狂，为“超女”疯狂，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不甘于做别人的崇拜者，他们更渴望的，是让别人崇拜自己，他们更热衷的，是PK。

　　我们呼唤了很久的张扬的个性，似乎大面积出现了，但在形形色色的选秀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另一种单调。而由商业孵化出的个性，毕竟只是打上了商业标签的个性。

　　2005年，几个娱乐操盘手，完全克隆美国一档电视节目，制造出了本土的一位超人气偶像——李宇春。我们心里都清楚，没有人为巩俐疯狂，没有人为章子怡疯狂，不管她们在世界上赢得了多少注意力，她们都还称不上偶像。但是，这个唱功平平的，活力惊人的，看上去像个假小子的四川音乐学院学生，却在一夜间成为无数歌迷的偶像，这个偶像和她背后的力量，势必粉碎一些貌似偶像的既得利益者，在无比庞大的俗文化消费群体中制造新的阵营的分化与重组。

　　其实，重要的不是李宇春，而是李宇春背后那股让长者们感到完全陌生的，虎虎有生气的力量。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已经很难在精神领域推选出什么重量级人物了，尽管思想界艺术界的精英人物越来越趋于成熟，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影响力，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知识分子有了越来越多发出声音的机会，但是在他们守着价值的四合院，对利益的推土机说不的时候，推土机已经从他们的头顶，沉重地碾了过去。

　　紧随娱乐和体育明星登堂入室的，是房产大亨，是新经济领袖，是在金钱的竞技场上长袖善舞的谋略高手。

　　时代之蜕变，以及蜕变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1976

　　施光南

　　祝酒庆解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施光南把万马齐喑后民众再获解放的心情与自己的一腔喜悦化成一曲《祝酒歌》，顿时传遍华夏大地，陶醉了亿万中国人民，成为一代颂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入世界性的音乐教材。他其后创作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走向未来的心声，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他的音乐，植根于民族民间的土壤，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家”。在重视民间音乐、地方戏曲、民歌以及少数民族音乐方面，王洛宾之后，无人能出其右。他的音乐中充盈的理想主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激励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对于哼唱着“最近比较烦”长大的新一代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

　　

　　1977

　　陈景润

　　向科学进军

　　1977年10月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论证世界数论难题“歌德巴赫猜想”获得重大成果，这一成果被称为“陈氏定理”，陈景润的事迹被大力宣传，这位数学家立即成为一代青年的新偶像，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开始在新一代青年中蔚然成风。随后的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极大地唤起了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枯燥的术语随着陈景润的故事成为青年人奋斗的一个坐标，“向科学进军”成为最鼓舞人心口号的同时，知识分子开始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那个时代的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

　　

　　1978

　　刘心武

　　文学受宠的年代

　　1978年，小说《班主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章直指“文革”后遗留下来的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作者刘心武借小说之口表达政治理念，“揭露‘文革’中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开创“伤痕文学”的先河，从而一举成名。

　　当时，刘心武35岁，家住什刹海附近的柳荫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据作者回忆，将投稿信投入邮筒的一瞬间，他因为文中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有过犹豫。这部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在特定年代让他成名的同时，也成为他此生“撕扯不去的符码”，他更愿意把它“定位在一段逝去的时间里”。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伤痕文学”，尖锐地反思历史，作者往往通过个体的声音、个人的遭遇表达来自心灵的伤痛，对“文革”采取了强烈的否定态度。

　　《班主任》描写了一位班主任在下课后到学生家去家访，“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小说的结尾写道：“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漫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如中学生作文一般浅白的文字，并没有完全逃脱“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话语方式，有读者认为小说很像一篇适应时势的“急就文章”。而《班主任》的创作表明一代人由绝望走向希望，由对时代的不可挽回的伤痛的控诉，转为对时代的理性分析。它所体现的，正是当时所需要的宣传口径。

　　刘心武退休后，自称“早已习惯边缘生存、边缘写作”，不再是“文坛”各种会议活动中的活跃人物。“我的性格一直都是好静的，像妙玉一样有些孤僻。”他每天都上网浏览，也有频繁的私人聚会，“只见自己想见的人，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一年里有很多时间住在乡间，“和这些村友还有城里的市井朋友在一起时，心情总是特别欢畅”。透过书房温榆斋的窗子，能望到潮白河和温榆河之间的一片河沟田野。除了写作，天气好时他也去田野写生，并开始为自己的书画插图。习书法、学建筑，玩票之余，还有解读红楼，这时候，他充分显示了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

　　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谈红楼秘史，“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他自创以研究秦可卿为解码的“秦学”一派，因此成为“2005年度中国文化圈”中的焦点人物。

　　红学家们质疑刘心武的学术观点，认为他追寻的原型根本不存在，而文化界也打了一场热闹的口水战，“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刘心武则委屈道：看我来了，就拿我来当靶子。

　　胡文辉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说，“在红学事件中，刘心武明明一开始就占据了央视这一传媒制高点，拥有了远大于红学家群体的表达权，他何曾需要我们来捍卫他的话语权利呢？相反，真正需要维护表达权的恰恰倒是红学家群体。在网络舆论的多数声讨中，在文化界几乎一面倒的指责中，在媒体推波助澜的造势中，红学家的声音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负面化了。刘心武当然有他的言论自由，但红学家更有批判他的言论自由，否则，以捍卫刘心武表达权的名义，打压红学家的表达权，那就成了学术自由的反讽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用这句话来形容“名士”、作家刘心武似乎不为过。他认为自己的《红楼梦揭秘》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有趣”。确实是，作为红学票友，能把《红楼梦》的“秦学”解读得像一部绘声绘色的“清宫秘史”，姑且不论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却也悬念迭出，“自圆其说”，确实不得不让人佩服的。在2000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上，刘心武发表的《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其中一条是“不要相信广告”，就有人撰写一文揶揄道：不要相信广告，更不要相信作家。

　　

　　1979

　　邓丽君

　　解冻的心灵

　　成长于1970年代的人，多数都有把录音机捂在被窝里偷听《甜蜜蜜》的经历。在很多大陆人的心目中，邓丽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女歌手。邓丽君的歌曲之所以能在内地大面积风靡，是因为她用最绵软的歌声，击碎了包裹在人们身上的意识形态的硬垢。人们突然发现，音乐不再仅仅是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武器了,我们可以尽情享受音乐的美，情感的纯真。即使到了今天，邓丽君仍然没有被忘记，毕竟，温柔与真情是人无法割舍的，离开了人心，音乐就不存在。

　　

　　

　　20世纪80年代歌唱家李谷一

　　1980

　　李谷一

　　那年流行“黄色歌曲”

　　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

　　落座对面的这位女士，现已年过六旬。最著名的晚会歌手之一，一次次浮现水面，所有的风光都有迹可寻。20世纪下半叶，“妹妹找哥泪花流”，曾经揉碎了多少中国人多情的心。正式走下舞台后，她的记忆里搜寻到的并不全是轰轰烈烈的掌声与灯光，也有沧桑磨砺后的一声叹息：我是艺人中最不幸运的一个。

　　她几乎在所有的中央领导前引吭高歌过，也背着背包下到农村、矿山、前线去演出过。无论是给什么人演出，她都心存感激，一视同仁。最令她震撼的，是多年前在老山前线演了200场。“在刚落完炸弹的最前沿，那些敢死队的小战士，头发都剃光了，很快就要上前线了……”她至今难以释怀。

　　“一级演员”李谷一，在台上雍容华贵，挺拔丰润，可是在台下，却是寻常家的女人，脂粉全无，瘦，个子也不高，偏偏是管家的好手。“家里的装修，全是她一人管的。”她家的那口子说，“家里谁生个病，她亲自给注射针剂。”她这样打点着里里外外，台上的妆，有时是自己化的，演出的礼服，也是自己挑的。

　　“别人旁敲侧击，我则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她快言快语、爱憎分明。“超女嘛，地方台搞超女是可以，但你中央台去搞这个名堂？要注意国家形象啦！”

　　采访过程中她会唱上两嗓子，兴致来了，还走走台步，一招一式都有舞台感。整个过程她的先生都坐在一旁陪着，时不时帮妻子说上几句。当记者说“请肖先生谈一下对李谷一的感觉”，他赶紧摆手，“我不谈，我补充。”李谷一似笑非笑地斜了他一眼，“所以俗话说，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都有一个好男人。”

　　令我们意外的，是她竟然还学会了Q Q聊天，而对方并不知道她是李谷一！“听到那些20多岁的女孩子骂的痞话，好可怕，好像女孩子不骂痞话就不时髦了似的。”她也了解什么是博客，关注网络上新近发生的有争议的事件。

　　这位当年的中国轻音乐团团长，其实并不是一个保守派。一个简单的例子，20年前，一个“很朴实很执着很可爱的”小伙子带着吉他在煤矿学院的礼堂上聒噪，才唱到第二首，礼堂里的150个局级干部就表示，如果该小伙不消失，他们将一起退场。

　　李谷一团长赶紧上台“息事宁人”，“艺术流派是多样性的，刚才演出的是摇滚，也是轻音乐里一门独特的艺术。暂时欣赏不了，时间长了肯定就能欣赏了。”

　　该愣头青小伙就是崔健——后来的中国摇滚教父。

　　“黄色歌女”

　　1976年，李谷一为电影《南海长城》配唱主题曲《永远不能忘》。得缘于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大量实践，她发明了一种“应景”的“气声”演绎方式。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就是这首气声唱法处女作《乡恋》，在1980年一经李谷一唱出便风靡大江南北。谁会想到，歌唱者要经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

　　谷建芬回忆说，“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都被点名批评。当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李谷一回忆说，“中央有个战地工厂在中科院做报告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一夜之间，李谷一就成了大陆的黄色歌女，歌曲磁带被封杀。

　　“说什么靡靡之音、黄色之音、亡国之音、亡党之音——太过分了！当时我想，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一切始料未及，她委屈得无以复加。“想想唱过的歌，都是歌唱祖国歌唱解放军的，《乡恋》也是思乡曲，一首爱情歌曲都没有。我觉得我是最革命的。”

　　她决定找个机会让领导来评理。听说邓小平同志要来参加她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唱会，她就想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这首歌到底是不是反动的、黄色的？结果演唱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中央乐团的领导却下了逐客令，“如果你以后还这样，就请到适合你的地方去唱”。

　　“严格地说，20世纪80年代初，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和程琳都承担着社会批评。虽然邓丽君、刘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卷内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会音乐文化的主流。当时最走红的词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张丕基等人，音乐上更多的还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群众歌曲传统的继续和拓展，虽然歌词上增强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还是延续了从田汉到乔羽的传统，歌颂祖国、民族、时代和劳动的题材占了极大部分。”这是当时《中华读书报》上的一段评论。

　　“开创一代歌风，就开不起来。有不理解的，也有妒忌的，有带一些成见的，还有一些学术派的，对民族的唱法不感兴趣的，要压制民族的唱法；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那种‘左’的东西，往往来自上层。越压制，群众越支持，我越遭罪，不管大小演出，咬着牙就得去，家里一切不管，孩子摔断了胳膊，老头在家发高烧，都不能管了，如同上前线。”回想担当“李丽君”的日子，李谷一仍心有余悸。“背着包袱唱了四年。只要你自己倒下去，就完蛋了。”“一首歌都不能唱坏，关心的人在盯着你，抓你问题的人也在盯着你”，紧张到夜夜失眠，濒临崩溃。唱歌过于疲惫，声带出血，中央乐团的随团大夫每天给她打八针。一天两场，一场12首歌，从湖北唱到广西，四十多天演了七十多场。

　　“牛吃草挤的是奶，我草都没得吃——你们还批判我？”

　　批判归批判，《乡恋》还得唱。“为什么？群众点名要唱！”在上海和南京演出结束后，所有观众起立鼓掌；“在上海体育馆绕场几周，致谢”，她热泪盈眶；连续一年多，每天能收到歌迷来信100多封，“后来我扛着两麻袋信回来了”。他们当中有人已是省一级干部，还珍藏着李谷一当年的回信；得知月薪43元的她没钱买磁带学习，战士、学生、四五岁的孩子都寄钱给她，有5元的，也有几分的。“80年代的人太不一样了，充满亲情、无私，没有利益争夺。”

　　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只得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被喻为中国内地流行歌曲的“开山之作”。

　　

　　PK邓丽君

　　20世纪80年代之初，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和北京百花音响器材厂相继开始生产盒式录音带，现代意义上的内地音像事业从此起步。彼时，盒带的售价是5.5元，而绝大多数的工人和职员的月薪为30到50元。

　　在北京，流行音乐还没有成为乐坛的主流。李谷一也经常到广州太平洋去录制卡带，一首歌的版权为560元，一次性算清，之后具体翻制多少，她没有概念。她先后录制个人专辑十余版，销量曾居全国榜首。

　　磁带虽然热销，但在当时，录音制品的传播能量还远远比不上影视媒介。人们坐在新买进家的电视机前，听着李谷一，听着《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知音》……有的人为了听李谷一的歌，把电影看了九遍。

　　最多的时候，李谷一一年要演唱200多场。她出现的演出场合，歌迷即便是和现在的各路“粉丝”相比，也是狂热非常的。半夜两三点就到首体排队买票，把台阶都踩塌了。演出结束后，堵在剧场门口等着李谷一出来，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在天津演出，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还整齐划一地喊起了口号，“一二三，李谷一，我们爱死你了”。为了能够退场，乐团医生、其他女演员围上头巾乔装打扮，引开视线，掩护她从后台溜走，人太多了，警察也来了，乐队的小伙子拿起电棒帮着“挡驾”，竟然让一些官至厅级的干部平生第一次挨了电棒。

　　不仅如此，从70年代开始，李谷一的风光可谓是前无古人：第一次出访见到了美国卡特总统；第一个代表中国到法国演出的女演员；……“领导人一个不落，全见过。从毛主席开始，周总理，还有7个副总理，加上几个大将全都见过，后来就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

　　“好汉不提当年勇，”她说。

　　“大红大紫”也好，“无限风光”也好，李谷一认为自己并非“一步登天”：“我很刻苦。”

　　还在湖南花鼓剧院，17岁，本该是贪觉的年龄，她把闹钟放到枕头底下，5点准时起床。先学毛选，再打扫厕所倒痰桶，然后练功，之后读毛选，写心得。一连串忙完后，跟着刚起床的同伴，再练一次功。晚上排练或演出结束后，她还要继续三遍功。别人只学开门戏，她要同时师从四位不同风格的老师，为的是“在大流派之外掌握几个不同风格的小流派”，能有“不同的思路和感觉”。

　　1966年被下放到瑶寨，她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背着配备的医药箱，治头疼脑热、流感侵袭，她堵在门口强制剧团的人吃感冒药；她自觉清洗花鼓剧团的痰桶和便池，如果谁随地吐痰，一定会遭到她不客气的训斥，情节“严重”者还被处以罚款。

　　“中央乐团是全国最高的乐府，高不可攀，上月球也比上中央乐团容易。”在中央乐团，教授金铁林是她的伯乐，在他的指导下，她连考三年，1974年终于考上了。“我当时是以唱小常宝和铁梅的角色进中央乐团的。”虽说在湖南花鼓戏院，她是半个台柱子，可论起唱歌，毕竟半路出家，唱功自然让人怀疑。“我想我也算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几个风浪的人了，你们瞧不起我，我偏要唱给你们看看。”

　　为了把花鼓戏和西洋唱法的技巧糅合到一起，她下了苦功夫。周末自是没有了，每天都是钢琴旁的练唱。为了打开口腔，李谷一每天打下巴150到200下，打到腮帮子发炎，打到吃不下饭，直到口腔完全打开。

　　年轻漂亮，走的又是民歌路线，她自然是亲民。既能唱民歌，又能唱京剧，一年后，李谷一竞争到上海东方乐团《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的角色，随团出访澳大利亚。因为嗓音甜美，1976年，她被宋成推荐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制电影《南海长城》的主题曲《永远不能忘》，一举成名，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五十多部电影演唱插曲和主题歌，成为建国后录制电影歌曲最多的女歌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开始突破防线，邓丽君风靡内地，直接影响了内地几代人。李谷一也由衷欣赏邓丽君，“我觉得她唱得非常好，没认为她是靡靡之音，也没觉得她是小资产阶级。”

　　“她对我没有造成冲击，她没有来大陆，而且时代也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那边华侨多，听她的歌的人可能多一点，内地就要少一点。当时我们到广州演出，也在听她的歌，我们团里有一个人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好，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会说：‘来一首邓丽君’。我也学过她的歌，感觉还是不好学，她的歌不是谁想唱就能唱的。”

　　邓丽君曾签名盒带并托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送给李谷一，也有人想在中国组织一场由两位艺术家各唱半场的音乐会，遗憾于最终无果，斯人已逝。

　　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台上柔媚宛转的抒情女歌手，台下却是一位爱搅局、“捅马蜂窝”的“湘里辣椒”。她丝毫不掩饰性格中的叛逆，往事前尘，多的是“引火烧身”的例子。

　　70年代末，在一次声乐研讨会上，有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朱逢博，李谷一挺身而出：“朱逢博的歌唱得就是好，现在谁比得上？！单拿人家唱的《白毛女》，声情并茂，谁也学不了！”几句话把人噎得无言以对。1982年，在尚未完全“解冻”的日子里，作曲家谷建芬面临“四面楚歌”的批判境地，其他歌手惟恐躲闪不及，惟独李谷一要凑热闹，跑到谷建芬的家里一同选了40多首歌，在云南音像出版社一口气录制了两盘盒带，公开发行，以示支持。

　　性格使然，李谷一一次次站到了是非曲折的风口浪尖。

　　1964年在湖南花鼓戏剧院做演员，《补锅》让她在戏曲界一举成名，却也给她带来了灾难。“修正主义黑苗子”李谷一被下放到偏远的瑶寨，成了靠工分吃饭的农民。

　　1980年，一曲《乡恋》让她成为众矢之的，经历数年的口诛笔伐。

　　1990年，爆出“中国民事第一讼”，师徒两人对簿公堂，期间恩怨，一时沸沸扬扬，舆论褒贬不一，甚至惊动中央领导出面调解。虽然最后官司也以胜利而终，可她还是觉得伤了心。

　　2000年，她又因揭露东方歌舞团内部领导腐败问题，成为风波的焦点。质疑和抵制领导班子公款私分，李谷一最后申请调离东方歌舞团，引身自退。

　　2002年，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她一句“在同等演唱水平前提下，长得漂亮一些的选手要占便宜”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2006年，又因为赛前质疑原生态唱法的评审标准，“年龄太大，不适合做青歌赛评委”的传言不胫而走。

　　不久前，在广西上大课的时候，回顾从艺四十多年的经历，李谷一说：“有些事情是应该的，有些事情也是活该的。有些付出、牺牲是应该的，没什么可后悔，也活该遭受那些磨难”。

　　人物周刊：您这样性格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当官呢？

　　李谷一：我是为了事业才去做官的，不是为了做官而去做官，后来也是为了文化部的院内体制改革才去东方歌舞团的，当然从艺术家来讲，应该不去当官的。

　　肖先生：她这个官的工资，还没有她当一级演员的工资高，所以她也从来没有拿多少官的工资。最后就是有点做官费。

　　李谷一：20年的官，从团长到书记嘛！

　　肖先生：这些事放在别人身上也不会发生，恰恰都发生在她身上，全是因为她的性格。

　　人物周刊：你评价一下她的性格吧。

　　肖先生：率直，对事业有顽强地追求，不认输、急躁，有些事情不经过深思熟虑，随着性子走。她把在家该做的都做了，而且还做得挺好，家里事都是她在管，房子怎么装修，院子怎么搞法，包括地砖都是她自己买来的。她精力旺盛。

　　李谷一：台上台下我是两个性格，在台上我比较抒情，比较甜美，而在台下我就比较现实，泼辣——台上李谷一，台下李谷二。

　　最后我们问她，对将来生活有何打算，还有什么愿望。

　　李谷一说，顺其自然好了，用不着管别人的事情，把自己管理好就行了。

　　肖先生很实在地“补充”说，“多保重身体，多旅游旅游。”李谷一忍不住插嘴，“那就到朝阳区去旅游好了。”

　　

　　

　　资料图片：郎平

　　1981

　　郎平

　　为中华之崛起

　　世界第一体育大国邀请咱中国人做大球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为国争光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1981年，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推理小说《刑警队长》；有人创下了连续观看电影《少林寺》18遍的纪录；男孩子做着武侠梦的时候，一些大城市的女孩第一次看到琼瑶小说，作忧郁状眺望窗外。

　　这一年人们对窗口行业恶劣到无以复加的服务终于失去了忍耐力，报纸上大力宣传文明礼貌。美联社1月1日专门就此做出了报道，称彼时北京人服务态度之恶劣到了举国尽知的地步。

　　年初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了面子的北京人，在当年11月找回了自信，一个叫郎平的北京女孩在日本大阪为中国女排扣下了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大赛的冠军。据统计，7场比赛，中国队共扣球1116次，其中郎平一人扣球407次，得到79分，扣球命中率接近百分之五十，“铁榔头”的别号就此流传。

　　此后，郎平又随中国女排获得1982年世锦赛、1984年奥运会和1985年世界杯的世界冠军。1986年第10届世锦赛，张蓉芳出任女排主教练，郎平作为助理教练，中国女排在甚为艰难的情形下再度登顶，成就中国体育史上不可复制的“五连冠”传奇。

　　“拼啦，不拼没机会了！”

　　1981年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进国家队才两年多，还没有经历过世界大赛的考验，袁伟民指导却破格把我推到主攻手的位置上，并指望我在这次世界杯大赛上“一鸣惊人”。赛前，不少人在议论：世界杯大奖赛，中国队能否捧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看郎平的发挥了。我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出发前，我把护肩、护肘、护腕、护膝还有一个护腰一一地装进箱子，那个护腰是我拆了两个护膝为自己特制的，大赛前的一段时间，我是接受治疗比较多的一个，腰背肌不太好，我已经再三地告诫自己：到了节骨眼上，你老先生的腰如果不争气，你就是缠上10条护腰也不能下场！几场比赛确实比我们估计的更艰苦，和美国队打了五局，身高1.96米的海曼和克罗克特打对角，这两颗“黑珍珠”打得真是凶狠，她们在网上的高度使我的强攻一次次地受阻，眼看她们把比分追了上来，我的精力有些分散，一直到第五局，二传孙晋芳使劲儿冲我喊：“拼啦，不拼没机会了！”我这才放开了打，在不断跑动中变换攻击位置，才突破了对方的拦网。以8：3领先的优势交换场地时，做现场转播的宋世雄向观众报告说，前8分，中国队扣球得4分，都是郎平强攻获得。赢了美国队接着打日本队。袁指导在前一天晚上找我谈话，他很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你责任心强是好事，但强到了拘谨起来，这可不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风度！袁指导看问题，总能看到我的心里。

　　打日本队这一仗，外界的评论是，郎平已经很疲劳了。据统计资料显示，中美之战，我扣球102次，体力消耗很大。我的确感到累，早晨醒来，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爬不起来，只想多睡一会儿。但我命令自己，尽快振作，我们的翻译来通风报信了，说有人看到日本女排在体育馆里捏紧拳头在宣誓，要和中国队决一死战。她们的教练小岛孝治，开赛10天没有剃须了，日本男人有“蓄须明志”的习俗，但塞林格在美日比赛前偏偏买了三把剃须刀送给小岛他们，还宣称：我们美国队一定胜你们日本队，请你们剃须吧!结果，不幸而言中，输给美国队，最经得起摔打的日本队员广濑美代子放声痛哭，哭了三分钟还没收声，这种发自心底深处的哭泣，是很可怕的。

　　显然，我们与顽强的日本队要打一场刺刀见红的硬仗。果然，我们赢了前两局。世界冠军到手了，思想反而难以集中，而日本队在六千多观众的呐喊声中，越打越威风，连追两局，尽管已经不存在冠军的问题，她们也要赢中国队，打的纯粹是“精神球”。第五局打到15：14，还是她们领先。袁指导在叫暂停后冲我们发火了，他虽然不是挥拳头大声嚷，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激动，两条眉毛纠成了一个结，眼睛通红，嘴唇哆嗦，话还是一句一句：“我们拿了冠军却败在日本队手下，这冠军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拿不下这场球，你们会后悔一辈子！”袁指导的话像一块块冰把头脑热得发昏的我镇醒了，再上场。我一个扣球落地开花，夺回发球权，接着又是一记重扣，扳成15平，最后，我们又是两次拦网成功，宣告第三届世界杯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打完决赛我们却回不了旅馆了，大阪中央体育馆外面人山人海，根本没办法开车，只好走回旅馆，但走也费劲儿，我是被中国排协副主席魏纪中和宋世雄老师架着，才“突破”人墙。可我个高，显眼，观众和球迷不依不饶地围着我们，我只觉得，我在不断地踩别人的脚，别人也在不断地踩我的脚，就这样踩来踩去地踩回旅馆。幸好，旅馆离体育馆不远，在一个海湾里，面临着大海。一看到海，我的心也荡漾了。(摘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

　　成为“国际农民”

　　1987年4月郎平离京赴美。走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她最初的想法只是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外一个想法是暂且“逃离”一下，五连冠之后中国女排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郎平更是明星中的明星。邮票、首日封，甚至一些笔记本、日记簿，都印上了她们的形象，走到哪儿都引人注目。当运动员的时候，天天关在球馆里还不觉得不方便，退下来了，郎平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很受拘束。

　　有一次她与一个朋友去看电影，生怕被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因为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她一看情况不妙，只好赶紧撤。

　　她在自传里写道，“我不能够再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你今后还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再开辟一条新路。”

　　初到美国，她住在朋友家里。穿的裙子和套装，还都是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朋友何吉拿出500美元带她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当于国内好几个月的工资，她怎么也下不去手。

　　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墨西哥大学做校队的助理教练。一开始，她心里很难接受，因为所谓的教练实际上就是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玩。当年夏天，她参加了美国的排球夏令营，教孩子们打排球。整个夏天，10周时间，她在10个夏令营里做教练，从东部的纽约一直做到西部的旧金山。

　　每个夏令营结束，组织者都要让大家聚一聚，所谓的“聚”，就是大家凑份子吃一顿。她跟所有初到国外的中国人一样，总是忍不住在心中将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算下来，那样吃一顿，相当于在北京的一个月工资，她心里很舍不得，就常找借口推托。

　　第一次回国是和女排的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那时候她的那些老队友，大多已经是处长、主任级的干部，惟有她还是个穷学生，她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最后，这个“国际农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并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9年9月，她为了挣学费，加盟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的纳队，成为登陆意大利排坛的第一个中国人。用她的话说，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为了钱打球”，由于膝关节有老伤，她的膝盖肿得厉害，腿根本弯不了，比赛前必须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1989-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摩的纳队拿到了总冠军，这也是他们建队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宝座，郎平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恰逢当时马拉多纳也正好在意大利踢球，当地报纸封她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身上早没了五连冠的包袱

　　1994年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上仅获第7，跌入低谷。次年郎平应邀回国执教，许多人劝她不要回来，怕她一失手打碎了自己身上的光环。她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在内心里却有一个更加豁达强悍的自我。“有海外8年的生活经历，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身上早就没有了五连冠的包袱，倒是大家还在把五连冠当一回事。”

　　在朋友和家人眼中，担任中国女排主帅的郎平“二十四小时都在上班”，她自己也承认自己“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伟民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

　　1998年率中国女排夺得世界锦标赛亚军、亚运会冠军之后，郎平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告别中国队。此前由于疲劳过度她曾经两次晕倒在运动队餐厅里。

　　“1996年在奥运村餐厅里突然晕倒，再后来在漳州基地又晕倒了一次，队员们没有办法，就抱着她哭。医生劝她不能再这样大强度地工作。她自己也担心自己的状态，那个时候距离悉尼奥运会不到两年了，如果再拖，自己不行了，别人很难接手。再有就是女儿白浪长大了，一是她成长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妈妈指导，另外分隔两地女儿虽然跟她也亲，但是并不是没有你就不能过了，走也就走了，她很担心自己离女儿越来越远。”《中国排球》杂志编辑部主任杨玛利与郎平相交多年，慨叹郎平对中国女排已经尽了全力。

　　“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我什么也没有。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在自传里，她也毫不掩饰地展现了激情背后的落寞和孤苦。

　　超过体能极限的训练使得老女排队员个个伤痕累累。退役之后，郎平、张蓉芳、孙晋芳、陈招娣等人都先后多次入院治疗。郎平的膝关节伤最重，为她做手术的医生，打开她的膝关节之后吓了一跳，说她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她的肌肉组织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她的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女儿白浪不懂事的时候，看她走路的样子，会笑话她。孩子小的时候，见到妈妈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扑过来，郎平却害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白浪已经长成13岁的大姑娘，有朋友来约她们跳舞、滑雪，浪浪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

　　雅典奥运会后，郎平应美国排协之邀出任美国女排主教练。她原本非常担心人们不能理解她的选择，“我非常关注国内舆论对这件事的反应。球迷和媒体那种宽容的胸怀，让我感到特别温暖。早在很多年前，美国队曾邀请过我，当时我心里有很多顾虑，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女排的感情，另一方面也确实觉得如果真接受了，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很宽慰、很轻松。”

　　美国排协为她开出4年60万美元的薪金，尽管这还赶不上她在意大利执教所得的报酬，但是因为可以更便利地照顾正值青春期的女儿，郎平非常满意，“世界第一体育大国邀请咱中国人做大球项目的国家队主教练，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也是为国争光。”

　　二十多年来，郎平是惟一一个还站在排球场边的老女排队员，她的队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也都各有建树：“怪球手”张蓉芳现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二传手孙晋芳如今是国家体育总局网球中心主任；副攻手梁艳大学毕业后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在业内颇有影响；当年的“拼命三郎”曹慧英经营有道，是京城著名的房地产商，北京鼓楼外大街上耸立的“龙德行大厦”便是她旗下产业；有“独臂将军”之称的陈招娣，1998年升任解放军总政文体局局长，在篮球明星王治郅的回归上，她以巨大的耐心和包容做了相当重要的工作；有“排坛山口百惠”之称的杨希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美国，回国后下海经商，创办“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8岁才学习打排球的副攻手朱玲，现任四川省体育局局长……

　　

　　1982

　　李连杰

　　武侠风靡大陆

　　这一年，李连杰被导演鑫炎相中，出演香港中原电影公司的影片《少林寺》中的主角——觉远和尚。这是一部在武侠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影片一反旧式武打片中纯表演的花架与镜头技巧的卖弄，通过李连杰和他的一班武术队员们朴素真实的表演，让观众欣赏到了纯正的中国功夫，在香港及亚洲、澳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上映后，轰动一时，取得了巨大成功，也造就了李连杰一代武术巨星的地位。此外，他塑造的黄飞鸿、方世玉、洪熙官、张三丰等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他在一个极需民族精神的时代塑造了无数的民族英雄。

　　

　　1983

　　张海迪

　　传统的延续

　　

　　

　　

　　张海迪

　　1983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张海迪的长篇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向张海迪学习”，高位瘫痪的张海迪成为一代人的榜样。今年“五四”前夕，朋友将当年的宣传画发给她，海迪笑了，“那时候我看上去好傻啊。”她陷入对80年代的怀念，虽然她从没认为自己是一个偶像。其实，那个年代给青年人提供的土壤成色相近，许多身不残志也坚的青年一样在成长，只是公众素来偏爱奇迹，所以海伦·凯勒、杏林子、张海迪成为偶像。

　　今天的海迪是个职业作家，她的《生命的追问》、《绝顶》和《美丽的英语》出版后都多次印刷，这些作品是她忠于文学理想的结果。

　　她的博客有接近200万的点击量了，这个略带闺房之气的私人花园与曾经的那个精神家园一脉相承。那里有别人或她自己的油画，几乎每天都换的很好听的音乐，她粲然微笑的照片(愈发美丽了)，还有端正的文字，不炫技不矫情，极其朴素，因而高雅。

　　每天数百上千条留言作证，张海迪仍被牵挂，端正还有市场。

　　

　　1984

　　王选

　　科技的力量

　　

　　1994年，王选与妻子陈堃銶

　　1984年对于王选而言是如此艰难和沉重。自1975年主持“748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以来，在普遍缺乏自信心、迷信国外技术的中国出版行业，他几乎承担了一个自主创新者可能受到的所有打击。

　　这一年，主张“放弃自发研制、引进国外技术”的声音达到了顶峰，“748工程”的若干协作单位也开始“军心动摇”。某单位发出几千封信给领导和用户，指责国产照排系统。有人说：“北大设计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

　　固执的王选再一次顶住了压力。

　　成果才是最有说服力的。1985年，寓意为“中华之光”的华光电子排版系统诞生，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1986年，《经济日报》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并于1987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令当年的异议者瞠目结舌的是，1989年底，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英国蒙纳公司、美国王安、HTS、IPX公司等等巨头，先后放弃竞争，离开中国。王选带头研制的国产系统，已经一举占领了国内市场。

　　王选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产业化眼光的学者、一家高新技术大企业的精神领袖——王选的创造力已经成为北大方正的显著标志。20年风云变幻，每当人们提到北大方正，最先想到的还是激光照排；如今，出版系统依然是方正最主要的利润来源。

　　

　　1985

　　聂卫平

　　重整围棋乾坤

　　11月20日，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击败日方主帅藤泽秀行，宣告持续了一年多的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以中方取胜告终，从1960年中国国手败于一位日本女五段标志中国围棋的全面落后，到聂卫平的这次胜利，其间整整25年。自此开始，聂卫平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11场的惊人纪录，中国出现空前的围棋热。

　　

　　1986

　　崔健

　　摇滚是一件武器

　　

　　

　　

　　崔健

　　那是1986年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馆，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上场了。他披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蹦上舞台，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几分钟后，歌曲结束时，中国第一位摇滚巨星诞生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利益的分化让红旗下的一代有些不知所措。崔健的音乐触及了他们心中痛苦、失落、怀旧、彷徨的情绪，给了他们痛快淋漓的宣泄。其后的《一块红布》，批判了一代人生活在虚假的幸福感之中，竟对当下的生存困境视而不见。而当原来的批判对象消失后，大众庸俗的心态又成了崔健的新靶子。直面时代积弊的勇气和对旧有一切永恒的抛弃和背叛，让崔健超越了一般歌者，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犀利的思想者。

　　

　　1987

　　徐良

　　英雄桂冠太沉重

　　

　　1995年，徐良去云南麻栗坡烈士墓祭奠战友

　　

　　徐良

　　

　　2006年5月2日，徐良在回家的路上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

　　-本刊记者陈磊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地期待……”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坐在轮椅上的对越战争“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间，这首《血染的风采》红遍大江南北。

　　20年，几经风雨，现在的徐良过得如何？

　　一条腿的代价

　　1985年，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徐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慰问演出，意外地开始了军旅生涯。那时候，中越老山战争开始不久，各高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徐良被选中。

　　“部队马上要换防到云南中越前线，我们去演出，我第一次感受到战前的肃杀气氛——团长一声令下，全团2000多名官兵齐刷刷脱掉军帽，全是光头，誓师上战场！”

　　这是充满理想主义的1985年。还有几个月就大学毕业的徐良想参军了。

　　经部队和学校的层层审查，徐良终于成为一名军人。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队开拔到越战前线，接着就是3个月的“战前加强训练”。

　　“每天1万米。战训的1万米和平时操场上的1万米不一样，跑的全是山地，根本没路。还得背着背包跑，你知道背包里是什么？砖头！一边8块，总共16块。最怕下雨，一块砖就能有3块重。下来抬腿过门槛，腿哆哆嗦嗦就是过不去。别管你多累，第二天摸爬滚打照样1万米。”

　　按照规定，徐良是大学生直接入伍，专业又是音乐，领导想让他留在团部。他不干，坚决要求上前线。那时候，大学生直接入伍的士兵比较少，徐良是典型。“上前线打过仗，这兵才不算白当。不然我参军就为穿这身军装晃荡么？”

　　就这样，大学生徐良上了前线。

　　1986年5月2日晚——一个让徐良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越军偷袭部队所在阵地的下方哨位。

　　徐良和几个战士奉命前去支援。正在向下方移动时，敌军开始了对上方哨位的偷袭。徐良和战友们分析，敌军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袭击上方哨位，佯攻下方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徐良卧倒在一道土坎后面。对于下方的三道黑影就是3枪，3名越军全部倒下。

　　毫无疑问，年轻的徐良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越军已被全部击毙，站了起来。“上前线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越南人，亲手击毙了几个，太激动了，太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了。”

　　越军的枪响了，徐良倒在土坎上。子弹射中的是左腿，没有打中骨头，却射断了股动脉。徐良当年的自述形容那血“不是往外流，而是往外喷！”

　　醒来后，徐良躺在医院里。事后得知，他那3枪击毙一敌，击伤一敌，负伤的敌兵被战友击毙。整个战斗我军只有他一人受伤。而他之所以能躺在医院里，是战友们轮番抬着才穿过封锁线。

　　失血过多，拖延时间过长，导致徐良左下肢缺血坏死，不得不截肢。两个半月之内，他接受了9次手术，前后共用血26000毫升，“血管里都是战友的血”。

　　“腿是连根锯掉的，要是能留个10公分，也能装个假肢。”20年后，看着空荡荡的裤管，徐良比划着，叹了口气，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烟。

　　突然间一条腿没了，当时的徐良没感觉什么，“战地医院里都是伤兵，缺胳膊少腿、双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来晒太阳，拐杖扔了一地。”

　　直到回到后方，徐良才真正意识到势必被改变的生理和生活。

　　“母亲得到消息后几乎昏了过去，父亲专门去云南医院陪了一个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没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我家住3楼，以前都是我举着70多斤重的煤气罐上下楼，健步如飞。现在听着老俩口拎着煤气罐上下楼，每走一级楼梯就‘咚’的一声，听着心里难受。”“我能住得下去吗？”

　　“孩子我几乎没抱过。孩子喊着爸爸扑过来，要是正常人，准是一手就把孩子抱起来了，可我双手拄着杖。”徐良说自己很少带孩子出去玩，都是妻子带着出去的。

　　不过，20年前，25岁的徐良无法体会到更多。那时，他是“英雄”——负伤不久，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参军大学生徐良英勇负伤；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战地百灵血溅老山”；接着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徐良隆重登场。

　　这一年，《血染的风采：徐良的抉择》和《血染的风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启示录》两本书同时出版；他主演的《血染的风采》开播，他因此获得“中国十佳电视演员”的称号。

　　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

　　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

　　20年后，徐良说起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

　　“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1980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徐良笑了。

　　上春节联欢晚会，徐良并没觉得什么。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路过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回头一看，自行车都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另一次，徐良打车奔火车站，出租车司机连闯几个红灯，被交警拦下，一问是徐良有急事，警察一路放行。到了火车站，更是让出租车直接开上站台。提起那段“英雄”岁月，徐良很是感慨，“比有特权的人还有特权。”

　　他说了几组数字：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就做过4次，最多时一天4场，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个记者在家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很多到现在也还没打开。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像个小丑”。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如果有年轻人问我的腿怎么啦？一般都回答是车祸撞的。”

　　波折的生活，留给徐良的是什么呢？“20年前，是遗憾、肉麻；10年前，是幼稚、可笑；5年前，很充实；而现在，我成熟了。”吐了一个烟圈，徐良说。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但他始终没有改口。

　　文章矛头直逼徐良。

　　随即，《北京晚报》、《报刊文摘》作了转载，《淄博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一时间，关于“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的行为是否恰当的讨论铺天盖地。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他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官司一审、二审，最终，徐良胜诉。但是，“影响已难以挽回”。此后，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1997年7月，和几位朋友到娱乐场所吃饭，徐良在外面打电话，“朋友在里面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发生了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便“喊来几个朋友”，想让他们带自己离开。不曾想，这几个朋友也参与了打斗，致对方一人死亡。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一篇文章称：徐良在北京某舞厅与他人发生磨擦，导致激烈争吵，后有动手现象。腿有残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对方，遂叫来几个(据说是徐的熟人)，让他们帮助自己。叫来的人于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对方打成重伤，被殴者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自己连骂一句都没有”、法律后来也证明自己没任何过错，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在此期间，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

　　“屋内住了三四个战士，门口几十个士兵轮流看守，不知是怕我逃走还是怕我想不开。”徐良说，那段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在总政治部拘留所“绝食了六天六夜”。

　　经此一事，徐良彻底进入“霜冻期”，在公开媒体上销声匿迹。但非议并没有停止。

　　不知何时，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文章开始称：徐良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悬崖峭壁时，他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班长竟然没死！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

　　徐良一脸气愤和无奈：“等我见到这个‘北明’，一定要问问他，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恶毒攻击我，难道就为我唱红了《血染的风采》？”

　　“网上的谣传要真有一丝一毫是真的，我还能是现役副团级军人吗？还能被评为一等功臣，战友们还能经常相聚？”徐良说他曾想站出来辟谣，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20年怎么写呢？

　　被部队关禁闭一年多后，徐良常年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2001年左右又回到北京”。之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

　　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他没有细讲，只是说干好了，想把小儿子移民到加拿大去——1998年和前妻离婚后，2000年徐良又结婚并有了孩子。“不干点别的，活不下去啊。”徐良说。他在北京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间房子，并请了位保姆，“算下来每个月没5000元过不下去”。

　　“我现在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其中包括全年8900多元的腿钱。参军20多年，住房公积金累积下来也只有8万多，在北京挖个洞都不够！”怕记者不明白“腿钱”的意思，他又特意解释了一下：“就是伤残费，以前每年96元，逐渐涨到目前这个数。”

　　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

　　“我生活不规律，经常成夜成夜不睡觉，都在和朋友聊天，朋友特别多。”怕记者误解，他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以前的战友，各行各业的都有。”

　　几年前，徐良学会了上网，但也仅限于用Q Q聊天、浏览网页，而且“打字速度特别慢，是‘一指禅’功夫”。

　　5月的北京，天气并不怎么热，发福的徐良没走几步已经汗水淋漓，看得出，他身子很虚。记者想搀扶他一下，被拒绝了。“我自己能行。”语气里似乎有些不悦，“像男人一样活着”是他的常用语。

　　他是开着一辆POLO过来的，拐杖放在旁边。POLO是为老婆买的，他以前开过一辆听说是朋友送的宝马。

　　徐良喜欢车是出了名的。“在老山前线临战训练时，就曾偷开军车溜出去，为此，受过警告处分。负伤后，有一次，又驾车从北京开到甘肃酒泉，后来还曾独自把车从广州开到北京。”

　　“有一次，我开着一辆没挂牌的车在西安市溜达，被交警查到了：没挂牌你不知道哇？！我打趣：我不把这个当车，当轮椅了。看我是个残疾人，交警最后没法，只得放了。”提起自己的恶作剧，徐良又坏笑了，有些得意。

　　采访结束，记者送徐良回家。拐杖不断敲击路面，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5月的北京大街时有美女经过，徐良皱着眉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走路。

　　“你提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想，这20年我干过什么呢？我都担心你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他一脸苦笑，像是问记者，又像是问自己。

　　

　　1988

　　张艺谋

　　电影强人登顶

　　

　　

　　张艺谋在给巩俐说戏

　　2月23日，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荣获金熊大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世界顶级电影节的最高奖项，也是“张艺谋导演”化为品牌的历史性开端。如果说《红高粱》中的反封建和人性压迫被相当一部分中国观众解读为“宣扬糟粕”的话，到了《我的父亲母亲》时，张已经是公认的世界级导演了。然而，也就在此时，张面临着沦为技匠的现实危险。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进行了娱乐化、通俗化的试验，尝试要和长期不理解他的普通观众和解，却没能成功地塑造出一种“市民精神”，相反，把“摄影漂亮”当电影好看、以技巧绚烂遮盖内涵虚空的倾向日益明显。当早年护持他成功的“人生感悟”被片面的商业考虑所替代时，张的捉襟见肘，似乎是可以预见的。“张艺谋导演”这个品牌在受到众多质疑后，仍然延续到今天，足见他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犹在。但是，这个电影市场的仅有的强人，人们对于他是否能够继续开辟中国电影的新局面，似乎已经不抱太大指望了。

　　

　　1989

　　禹作敏

　　1989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这一年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农村首富村、第一个亿元村，禹作敏则成为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大邱庄原是天津静海县蔡公庄乡的一块盐碱地，禹作敏试图在这块盐碱地上构建他的乌托邦。

　　1992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25亿元，人均年收入高达2.6万元，创造了改革13年，产值翻了13番的骄人业绩。但大邱庄的村民在享受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丧失了部分自由。在那里，禹作敏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

　　大邱庄的超常创举和禹作敏的传奇经历，延续着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梦想。禹作敏的大红大紫和大悲大戚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留给我们的是现成的教训：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的长期实现，依靠的从来不是人治，而是制度和法治。

　　1993年8月27日，63岁的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99年，保外就医时病逝。

　　

　　1990

　　凯丽人人都爱刘慧芳

　　

　　凯丽

　　《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本刊记者李宗陶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不怎么抢眼的女子，端着肩膀走在北京的煤矿文工团，恬静、温良。经过楼梯间的时候，遇到一个导演。导演本是冲着另一个预定好的演员来的，但无意中另有发现，他在3秒钟内认定，眼前这女子天生该叫，刘慧芳。

　　1990年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霍元甲》之后，制造了第一轮本土电视剧集引发的万人空巷，也将第一代中国电视明星推向前台。凯丽从此背负一个箴言：好人一生平安。

　　吉林人张凯丽感觉到来自刘慧芳的压力，这压力眼看着演变为一次广泛的群众性自发行为。凯丽曾有绰号“大胖”、“大侠”——她16岁被部队选中，在军事博物馆当解说员。新兵入伍，下连队锻炼，一顿能吃五六个大肉包，体重很快升到130斤，成了“大胖”；她性格爽快、敢作敢为、好打抱不平，是个“大侠”。《渴望》热播后的那两三年，她成了另一个人，刘慧芳。走到哪儿，陌生人都特别热情地招呼她慧芳；坐飞机的时候，一机舱的人管她要签名；坐出租车，司机一路跟她聊个没完，有手机的抄起电话打回家，让全家人挨个儿跟慧芳姐说两句……她不得不全天候贤惠、不恼不怒、逆来顺受，把似有若无欲说还休的哀愁轻锁眉间，还得，虚弱地笑。

　　那时候明星没有经纪人，观众的热情、媒体的追逐、大大小小的见面会，都得自己扛着。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出名自有一份谨慎，无形中为凯丽增加了一些自律的压力。

　　凯丽分析过，自己跟慧芳交会在善良真诚、不太好意思说“不”上。至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她的性格是不大能够呼应的。但大伙都望着她，期待她一路慧芳下去，成为普天之下女儿、媳妇、妻子和母亲的典范，而忘记了她本是个演员，有塑造其他角色的功能和义务。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一个显在的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的加速度里，人们一面开始奔跑，一面若有所失。偶尔停下来，回头望望，啊，传统多么美好，真善美多么美好，携带妇德的女性多么美好。所以，当凯丽以一个极度“真诚、善良、隐忍”的女人形象、一个艺术形象照亮现世，众人久远的记忆被唤醒了，一个周身闪耀圣洁光环的偶像诞生了，用以填补现实的稀罕。

　　在这场水到渠成的集体怀旧里，凯丽有点疲惫。从这个意义上，她还是很慧芳的，她被推到众人心目中理想女人的位置上，不好意思说“不”。1993-1997年间，她只接过很少的戏，以淡与静应对那些炽热的崇拜、暗涌的压力和私人生活中的变故，她始终低调。

　　1998年后，凯丽一直在中央实验话剧团，一级演员。她演《清宫外史》中的慈禧，《无辜的罪人》中的克鲁齐宁娜，《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角，《日出》中的陈白露，《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女兵冉尼娅，还有《香香的辣辣的》、《下岗了，别趴下》中的女主角。她还因主演加拿大剧作家考琳·魏格纳的《纪念碑》拿到了第18届戏剧梅花奖，她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放歌也很值得一听。这些，大伙都不太知道了。

　　十多年后，当凯丽因先锋话剧《纪念碑》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小剧场时，人群里有人低低叫出：“啊，她好洋气！”这时的凯丽，已不再是核心与焦点，终于可以让本色荡漾开来，平淡，自然。

　　十多年后，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对20多万观众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依然有91.3%的观众喜欢刘慧芳。只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两个女人渐行渐远，各归其位了。

　　凯丽在常州片场跟记者通了电话，她不想再谈慧芳，并不等于她受了什么委屈，只是“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她对一茬茬涌现的偶像也不作置评，批评和赞美都没有意思。她只想守着丈夫和8岁的女儿可可，在北京那套200平米的跨层公寓房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偶尔坐在钢琴前面弹一曲，一抬头，可以看见四字隶书：室静兰香。

　　

　　1991

　　三毛

　　致命的浪漫

　　

　　

　　1990年，三毛在成都

　　对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来说，再没有比1991年1月4日一个人的轻生更让他们伤心的了。这一天，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房浴室里自缢身亡。

　　在内地读者的印象里，三毛似乎天生就是这样的，知冷知热、知痛知痒、知近知远、知悲知喜，她似乎总在凝神谛听、察微烛幽，感受某种来自天穹、来自更高视界的超脱的呼唤，并时不时到遥远的撒哈拉，到遥远的异国他乡飞翔一番。她似乎就是为爱而生的：有别样的敏感、别样的忧郁，对每一个生命瞬间顿悟、理解，有别样的爱和怕。她17岁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惑》里的“我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和后来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遥相呼应，响彻了她烟波浩渺的一生。

　　三毛展示了中国人制造、实践、发展和维护童话的能力。15年过去了，让我们理解三毛的虚荣，理解她变相取悦读者的意愿，理解她标新立异的媚俗吧，毕竟在日益物质日益形而下的干瘪的1990时代，童话是多么地被需要啊，虽然童话从来都是假的。

　　

　　1992

　　余秋雨

　　甜蜜的苦旅

　　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亮相以来，余秋雨一路高歌猛进，几乎一枝独秀，风骚文坛内外。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就具体事件的发挥又往往文思泉涌，其文字和言论本身就是一道风景，虽然质量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他避开了敏感的时政，更不会去琢磨折磨人的“三农问题”，他过着优雅、体面的生活，在电视节目里对我辈谆谆教诲，继续空洞的“苦旅”。余秋雨的散文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化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的程度。他的太会说话和缺少诚意则表明了，他始终未能超越他所经历过的那个不真诚的年代。集体无意识的惯性延续，流弊所及，恐怕不止余秋雨一人。

　　

　　1993

　　马家军

　　闪电与泡沫

　　1993年，是让世界体坛颇感意外的年份。那一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马家军席卷女子1500米以上项目3枚金牌，而在七运会上，她们又多次打破世界纪录。马俊仁像神一样横空出世。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竟是马家军奇迹之泉的惟一一次喷发，从1994年的“兵变”到2000年的“血疑”，马家军虽间有豪气干云，却再无佳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仅8年，马家军就走完了从精壮青年到龙钟老人的全部时程。没有人清晰说明马家军迅速衰落的原因，正如没有人详细了解它崛起的全部秘密。这个名噪一时的团队，自始至终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元素——没有科学依据的土方土法、东方神秘主义的精神控制术、体制和金钱——的影响下，马家军的结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1994

　　金庸

　　武侠大师登堂入室

　　

　　

　　金庸

　　在诸多作品畅销中国大陆近10年之久，培养起众多武侠小说爱好者之后，金庸在这一年修得正果，被奉为文学大师。1994年，连续发生的3件事标志着金庸登堂入室，成为殿堂级人物：一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给本科生正式开讲金庸，同时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头衔；二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4位，名列鲁迅、沈从文等人之后；三是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

　　金庸出身海宁名门查家，当年一门七进士的辉煌铸就了家族的钟鸣鼎食。金庸的小说中有一种士大夫的味道，他的主人公成为武林高手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的人格趋向完美的过程，这暗合了国人潜意识中的人格崇拜心理，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心理满足。金庸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精彩的江湖，然而，流于脸谱化的人物个性，使他在如此地接近伟大与不朽时，却永远地差了那一小步。

　　

　　1995

　　王海从此开始打假

　　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使得一向张扬的王海，决定减少曝光，做个深沉、寡言的行动者

　　-本刊记者彭苏发自北京

　　王海笑起来时毫不掩饰他下排门牙中的一处“门户大开”。牙，不是在打假过程中叫人打去的，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亲临打假现场了。“现在，咱们的工作主要是开会，知道哪儿有假要打，研讨一下如何去打。”

　　我的1995

　　“王海乃山东一农民。”这是王安在《25年》中写起王海的第一句话。王海却说：“我不仅是个农民，还是个加了引号的刁民。”继而，他笑称，刁民，是相对奸商而言。

　　这算不算“以恶治恶”？他立刻辩驳，“有压迫才有反抗。”继续解释说，“我真是被压迫最深的，说不定是有‘贱民意识’呢。”

　　王海认为自己成为打假“刁民”是很自然的事情。1995年夏天，因为“按捺不住的愤怒”，王海为12副“耳机”在北京街头四处“讨说法”。在现在的王海看来，和当时汹涌而来的伪劣假货相比，自己的投诉还是上不得台面的“区区小事”。

　　这“区区小事”还是有意义的：“1994年才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时还没构成社会热点，正因为有了咱这个事，才使它得到了关注。”

　　“咱这个事”的动力机制是这样建立的。1995年2月的一天，东城宽街的某家法律书店内，正自学法律的王海无意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49条上，他瞪大了眼睛：“我国民事法律多年来的赔偿原则一直是损一赔一，而《消法》新规定损一赔二。”

　　“加倍赔偿当然好，最不济也得给我退货，无非损失点儿车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娱乐娱乐。”而假货嘛，反正到处都是。

　　3月25日，王海选中了北京隆福大厦二楼电讯商场。他“看中”了一副标价85元的“日本索尼耳机”。终于下定决心，买下两副，再火速查到东城区消协的电话。从王海得意的神情里我们可以想象，那天下午，王海顶着明晃晃的日头，像汤姆·索亚首次外出探险般正式踏上了打假之旅。

　　问了七八个人，拐了十多个弯，走了好几千米，才在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找到了正在翻建的东城区消协。除了眼前的沙土、水泥、灰尘，就是不见消协的人。无奈中，他给市消协挂了电话。

　　北京市消协的人告诉王海：要找消协投诉，得先把商品送到技术监督局去鉴定。

　　第二天，王海又在一条盲肠似的小胡同里找到了东城区技术监督局。但得到的答案却是：得去找市技监局。而市技监局的答复是：耳机要送到索尼公司鉴定，时间多长难说，市局要办的案子多着呢。不过，一般三个月之内肯定会有结果。

　　“做个鉴定要三个月，我一听头就大了。”他决定亲赴索尼驻京办事处。公司客户服务部很肯定地告诉王海：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中没有这一型。但拒绝提供书面证明，理由是：要是每个买了假索尼产品的消费者都来找，那我们怎么开展工作？

　　悻悻然离开的王海，一路上左思右想，得出结论：上工商局投诉。

　　“在跨进东城区工商局大楼时，我突然产生了计算一下这两天开销的念头。结果一算，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使加倍赔我(170元)岂不还是亏了？赔本赚吆喝，没人愿意干这号傻事。”想到这儿，王海转身离去，回招待所找表弟大刚。

　　他让表弟去隆福大厦再买十副假索尼耳机。

　　又是一番周折后，过了一个多月，东城区工商局回复：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调解，并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先买的两副，后十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并非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考虑王海耽误的时间和浪费掉的精力，对方愿意多付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硬在“知假买假”上较起了真。“法律从没说过‘知假买假’不赔。”于是，他当即拒绝这一处理意见，5月1日回到老家青岛。

　　“刚回青岛时，心里窝火。”王海找到了新的角色定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那老惦记打假索赔的“贼”。

　　“我想从这块切入，开个公司。这样，打假就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织对组织的博弈了。”

　　1995年8月，《中国消费者报》以王海首次打假经历为例，发表文章《刁民？聪明的消费者？》，并在社会上进行广泛讨论。

　　

　　1996

　　周星驰

　　搞笑颠覆庄严

周星驰

　　1984年以“跑龙套”身份踏足影视圈的周星驰，后来赚进过亿身家，被尊为一代“喜剧之王”。他将最难以启齿的、最庄严的、最不可侵犯的事以最轻松家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幽默之外，又有悲剧气质，带点酸楚。这似乎是只从属于周星驰的桥段，忍辱，妥协，偷生，却从不肯轻易放弃梦想。他的电影，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宣泄化解了年轻人的逆反激情，于是，他成了后现代的解构高手，成了大学的客座教授。历史也许一直如此：当事者的经历永远是琐碎的、朴素的，到了演绎者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宏大叙事，并附丽着当事人并不了解的深刻含义。还是星爷自己说得最好——我只是一个演员。

　　1997

　　王小波

　　殒灭之日大放光彩

　　王小波，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声名远播。自1997年4月11日去世后，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不长的时间里，如此广泛地被阅读、关注、讨论，是十分罕见的。这对于生前出版无门的作家本人来说，也是一种告慰。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不少人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王小波像是第一块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引起了连串的倒塌。对很多人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

 

　　1999

　　李金华

　　掀动审计风暴

　　1999年，一份年度审计报告将李金华推至聚光灯下，也使得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审计署第一次为大众所熟知。这份题为《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情况》的报告，公开了国务院43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资金31.24亿元的违规行为，并点名道姓直接披露。这是李金华就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后掀动的第一场审计风暴。

　　此后他的报告分量越来越沉。2003年推出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后，每年的报告都宣告风暴再起。他的无私和强悍令人赞叹，他的勇气来自哪里，也不免引人猜想。李金华自己的说法是，“我的背后没有背景！审计就是国家财产的‘看门狗’，要当审计长，就必须断掉自己的后路。”

　　与权力部门的正面作战，使李金华的身上背负着沉甸甸的期待。他以低调的言行和务实的态度力挺一个“阳光化的刚性反腐制度”。

　　“需要审的都去审，只要审过的都公开”是他的目标。对上他说，“我希望给你们多报忧少报喜。”对下他说，“用纳税人的钱，最后要对老百姓有一个交待。”

　　2000

　　王石企业家成为新世纪宠儿

　　-本刊记者何三畏

 

王石

　　到了2000年前夕，王石的底气积累得差不多了。他开始更加广泛地走进公共平台和频繁登陆大众媒体。随着入选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改革开放20年所拍摄的人物传记片《20年20人》和200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王石的名声迅速溢出业界，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甚至摩托罗拉也找上门来，请他为一款手机做形象广告。

　　从那以后，五年过去了，这位“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200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央视主持人的串讲词)已经成为媒体上的魅力明星。他有登山、滑翔、出书等等足够吸引人们眼球的事件，他的每一个动静，都不会被媒体遗漏。他一身名人风范，行走在聚光灯下，他有足够多的粉丝。

　　更为重要的是，21世纪的中国天空，企业家成为最为闪亮的庞大星群。

　　“超级男声”及“媒体宠儿”

　　今年新春刚过，王石携他的新著《道路与梦想》到全国十多个大城市巡回演讲和签售。

　　这是少有的图书推广盛况。全国十多个大城市的主流书店，一时之间都耸立着印有王石大头像的巨幅广告，媒体的追捧更是不遗余力。本刊记者见证了2月21日成都购书中心的签售现场。读者的热烈与崇敬，堪与时尚娱乐明星煽情场面相比。不同的是，围绕王石的，既有时尚青年，也有成熟男人和知识妇女。

　　到成都前，他已经马不停蹄地穿梭了三个城市。头天晚上从昆明赶来，已经是晚上9点多，跟集体预约的媒体见面后，又接受专访，凌晨才得到休息。第二天，他应该有些疲倦，但是，面对记者，王石依然保持着他平常带给媒体的习惯笑容。

　　早就预定了下午1点从成都双流机场飞上海的机票，那边的活动正在等待他。但是，演讲结束已经11点了，签名的行列还在书店四楼大厅站成一个大大的S型。

　　活动组织者有点慌张了。但是，王石镇定地坐在那里，始终带着不变的微笑，一个一个地签，遇到熟人，抬头笑笑，寒暄两句。他绝不把“王”字写成连笔看上去像个“五”一样，一定是横平竖直的四个脱笔组成，紧紧地靠在“石”字的那一撇上，使两个笔画简单的字成呼应之势。显然，即便误机，也不能成为他把“王石”二字马虎写下的理由。

　　签完了最后一本，还差5分钟到12点。他又微笑着摆一个姿势站在那里，满足了要求合影的几个人的愿望。最后皆大欢喜。王石抓起风衣，大步离去。

　　他要到十多个城市重复同一过程，甚至重复演讲内容。

　　检点王石这一路巡讲后各地媒体的报道，发现他所到之处，抛出的每一个话题，都被媒体全面笑纳。因此有媒体根据去年的一大热词，给王石演绎出一个新的封号：“超级男声”。据说这个比方的妙处在于，它可以令人想像到王石行走在一个无形的PK台。

　　他追求完美，滴水不漏，“不说错话的能力”叫人叹服。有时，他会紧抿着嘴唇，选择词语，脸上会掠过一层沉思。这时，你既会看到他的审慎，也会看到一个拼搏了二十多年的企业家的沧桑。有时，他会用一大段话来回答一个问题，使你需要从这些语言背后去过滤答案。他的话充满弹性，即便在目前，“房价”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面对“房地产是否是暴利行业”这样敏感的问题，他也能讲得比较温情。最后，无论你问任何问题，他整个回答下来，都会把他原先准备发布的内容贯彻进去。

　　他出席不同的场合，不断变幻他的“LOGO”：他是一个一丝不苟，西服笔挺，仪态潇洒的老帅哥兼酷老板；他是一个戴遮阳帽，穿登山服，胡子拉碴——每天都是一样长——坐在嘉宾席上的发言人。

　　“百度一下”王石，结果是有822000个网页，排除其中的重复和夹带的不相关内容，这个数量也是很大了。而在所有这些信息里，均难以找到一句对他明显负面的内容。5年前，有新浪网友问他“如何看待媒体”，他简单地回答：“很少有媒体说我的坏话，我还没有做什么坏事。”——在表明他跟媒体有善缘的同时，也不忘记说，他的实际操行没有愧对媒体的褒扬！

　　看着他在媒体上的表现，很难设想他的真实性格会是他自述的那样：由于军人出身，比较严肃、生硬，有时爱发火。他说他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率性到“不适合”做大企业首脑的程度。他说他曾经因为公司早年的一次裁员，让他的员工失去了工作，而“背了很多年的心理阴影”。

　　他的一位“驴友”说，在他们登山期间，他曾“偷”过两瓶王石的好酒(王石的部下送来的)，跟朋友们正在喝得热闹，王石出现了，他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如此而已，没有多话。他的“驴友”介绍对王石的印象，是一个亲切而不失城府的大哥。

　　“先按抢答器”的“地产哲人”

　　王石是一位探险运动家，他登山，滑翔，他还要航海，这些都给他带来了大众名声并且还将继续带来，但是，最具真实分量的王石，却是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一个全身心融入企业的王石。

　　在他们那一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环境里，从最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里，王石是很容易分辨的。他的那一代同行们面对中国不太明朗的经济环境，绝大多数刻意地“低调”着，聚集财富，韬光养晦，只做不说，特别不对公共事务表态。而王石在他的整个历练过程中，关注大气候，考虑那些看来还“不属于”他考虑的问题，而他并不把他的想法藏起来，在中国急剧变化着的大环境里，他不断地表达他的观念。

　　他不会放过表达机会。1998年1月，正在蕴酿“房地产新政”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去深圳。市领导召集部分企业界人士参与会谈，安排他们每人都有发言。其他几位的发言没有调动起朱总理的兴趣。轮到王石，他开始根本不谈他的本行，而是把朱总理“税务调整”以来，万科公司的缴税情况全盘汇报，因为他猜想总理一定想验证他的税务政策的效果。果然，朱镕基深感兴趣，跟他讨论起来了。他趁势把他关于房地产业的判断和建议推到了总理面前。朱总理高兴之下，甚至当场“聘”他做“免费”的房地产顾问。

　　次年，即1999年，王石有如下表现：4月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之“99中国企业高峰会”，代表中国房地产业界做专题发言(他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5月，在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99中国住房发展论坛”上提出“城市空心化”概念；9月，出席“‘99《财富》论坛”，做专题演讲呼吁21世纪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这一年，他还发起组织“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并做首任轮值主席，致力于“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2000年6月，发起组织“新住宅论坛”上海大会，倡导和推动“新住宅运动”。

　　王石把房地产融入城市文化，《万科周刊》发了不少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文章，多次被公开发行的刊物转载。王石像一个哲学家一样不断构筑他的概念。他知道哪些概念即将被社会买账，他率先把它描绘出来，例如上文所言的“重建行业秩序和公信力”，“新住宅运动”和“关注普通人”。

　　他把“资本家的问题”转由“普通人的角度”来提：呼吁城市建设要“关注普通人”。他关于“普通人”的定义是，“不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白领、蓝领、自由职业者和中小工商业主。”这正好呼应着某种正在萌动的社会情绪。而“关注普通人”是指：随着城市居民的贫富分化，开发商开发的别墅、高档住宅和未改造的老住宅区突现出两个极端，城市规划者、有责任的开发商，应该考虑这种差异会造成社会紧张，应该使不同收入层次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共享城市文明的成果。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主持人要求现场每一个企业家写下“你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信条”，其他人的答案都是“诚信”，只有王石写的是“社会责任”。这样的回答使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获得了“加分”。事实上，王石的所有活动都有附加值。他把登山跟慈善等公益内容链接起来，称为“公益攀登”。他的新书推广演讲主题是“做负责的企业公民”。他并且说，在过去，他还不知道“企业公民”这个词的时候，他的追求即与它的内涵相暗合。而未来，这将是万科的发展目标。当前，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的第一个“社会责任”，是跟政府合作，建设惠及中低收入者的廉租房，据称，万科的第一批廉租房明年将交付使用。

　　在思维观念和话语方式上，王石把和他同样出身的新一代资本家甩开了。当他的那些同行们开始在公共领域发言，要么“说不圆”，要么甚至被视为“挑衅公众”时，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活动家”了。房地产这个最强势的资本集团，从来都是全社会的关注中心，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王石总比他的同行先按抢答器，并且他处处政治正确，处处被媒体选中。

　　王石从来不安分。用他的话说，他是继承了母亲的民族血液里的勇敢成分。他的母亲是锡伯族，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他喜欢法国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有着“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他的《道路与梦想》开篇第一节，标题五个字：“野性的精神”。

　　他不是那种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的企业家。当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安分了。攀上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里，最大的行业——房地产的最成功机构的最高总裁”(张五常语)的高峰，他辞去了他亲手缔造的企业帝国的总经理，背上了行囊，飘然远行，攀登那需要用体力一步一步去丈量的高峰去了。他成为“中国的企业家中，登得最高的人”，已经年过五十。他是中国年纪最大的探险家。他毅力超群，本刊记者辗转结识了一位西藏自治区的体育界人士，在他看来，王石完全是凭毅力登上珠峰的。

　　就这样，王石成就了一段现代传奇。

　　于是，他稳稳地占据了新一代资本家最耀眼的中心。他被称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领袖”。他的传奇一直是正面的，他几乎没有经历过负面的考验。从而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代明星。

 

　　2001

　　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

　　今日中超赛场仍然囤积着大量足记，而观众却节节撤退。在国内足球已经缺少阅读快感的情况下，其被充分报道的原因，是足记需要为自己的饭碗寻找一个存在的理由，就像电梯司机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要不停地在狭小空间内打扫卫生。

　　这种人员上的富余来自中国足球2001年的一次冲动。一般说，越是喊“冲出亚洲”，越是冲不出亚洲，不是黑色1分钟，就是黑色3分钟。这一年中国队却意外地一杆到底，一把走向世界。正是这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导致媒体老总们喊出了“国运决定球运”的大话，并错误地做出了扩版增人的决定。在媒体的互相攀比和恶性竞争中，大量青年进入这个看起来遍地是金的产业。那时候，有“八千足记”一说，意谓阵容庞大；也有“美女足记”一说，意谓分工细致。记者转会创造出百万纪录，亦令人侧目，这相当于今日一个够级别的CEO了。当时没有人相信，两年后，金饭碗就会变成纸饭碗。

　　当年的五里河成为一个欢乐的重灾地，无数的人在中国队提前出线的那一刻，感觉到自己身上在过电。电视上打出“我们出线了”，字体大小和冲击力与申奥成功后的“我们赢了”不相上下。在队员更衣室内，足协领导及时出现，作了情绪激动的讲话，而米卢则一个人躲在一边。事后证明，只有米卢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利用世界杯前的间隙，接拍了大量广告。我当时在一家二级城市的小报上班，报社创刊之时，竟然也请到了老米。这意味着米卢同志走穴不拘一格，待钱一视同仁。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米卢不等世界杯结束后再来捞钱，那时候他会有更充足的理由来享受商家的红包和人民的褒奖。

　　当时傻的并不只是我一个。冲出亚洲后，人民的胃口决定了预测家的胆量，一些资深从业人员开始这样下结论：中国队大赢哥斯达黎加是肯定的，小胜土耳其也有把握，平巴西不是没有可能。按照王小波的说法，这就是癔症。但是当时谁能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泡沫呢？哪一个吃饱饭的人不相信鱼肉是唾手可得的？当足协按照自己一贯谨小慎微的作风，提出中国队世界杯“进一球、平一场、赢一场”的目标时，网络群众用口水把它给泡翻了。当时大家觉得这有点“大材小用”，有点“拿牛刀杀鸡”。

　　事实证明中国队后来一个球也没进。被我们低估的土耳其和巴西，一个第三，一个第一。米卢后来顺利与中国足协解约，走时，托运了50多箱行李，有消息说他赚了几千万元人民币。人民群众在世界杯小组赛后，眼睁睁看着一朵巨大的浪潮从自己面前退去，越退越远，不再回来。这种“得而复失”比“从未得到”更伤人，这个梦的破碎使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对中国足球彻底嘲讽的道路。

　　而这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他们意识到这次出线是一次肾虚男人的伪雄起。宣传态度决定一切的米卢更像个江湖郎中，他的职责完完全全是一个刺激的工作，他不负责器质上的手术。他对虚弱者说：努力去做，不要背包袱，不要紧张，好好体验自身的快乐。而他自己对利益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中国足球共生死，他不会也不可能给中国足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把江湖游医请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足协，足协要豪赌。如果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任期是无限的，他或许可以为中国队制订一个20年发展计划，可以把中国队弄得和日本队一样有长进。但是很遗憾，他们的任期是有限的，他们不愿意替下一任做嫁衣，他们更愿意在自己任内制造出某种指标上的假象。米卢只是这个豪赌工程的环节之一，其余像腰斩联赛、长期封训等工作也得到重视。阎世铎竭泽而渔都来不及，哪里有心思退耕还林？

　　按照理性判断，中国足球凭借这种发展思路，永远要排在韩国、日本、伊朗和沙特之后，永无冲出亚洲可能，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国队怎样才能出线呢？要上述4队通通不参赛方有可能。2001年，上帝制造了这一奇迹：韩国和日本作为东道主，不必参加预选赛，而张吉龙圣手一抽，又把中国队抽到没有伊朗、沙特的B组。事后，有人说要把张吉龙的手造为雕塑，供在神龛里。

　　关于这次世界杯奇遇，结论如下：阎世铎得到了他得到的，米卢得到了他得到的，只有中国足球继续丢盔弃甲。

 

　　2002

　　姚明

　　中国巨人闯入NBA

　　2002年，当瘦弱的姚明出现在火箭之城时，他拥有的声誉只是最长的竹竿。只有中国媒体辛勤地记录他的第一次上场、第一次投篮、第一次得分，第一次盖帽和第一次犯规，仿佛他是救世主。所幸，这个牛没有吹爆。

　　当年，姚明让巴克利亲了驴屁股，后来又用美国选民的支持，洗刷了自己靠中国选票力压奥尼尔的耻辱。他从“两双人”进化为“大两双人”，今年又成为“30+”俱乐部的一员。姚明的存在，使很多中国人思考自己是不是有霍元甲情结。这个思考的结果导致“姚蜜”和“姚黑”群体势不两立，这个争论现在还在继续，证明姚明一直在“可持续性”发展。但是有位朋友说，如果姚明出生在河南或甘肃，他今日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个子。出生在上海的他，在自己具有了创造奇迹的可能后，得到了牛奶和先进体育条件的支持。

 

　　2003

　　孙志刚

　　废除收容法

孙志刚

　　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在广州做平面设计师的孙志刚，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被带到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已经不能告诉大家了。有关他的最后消息是：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他的死亡，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然而，孙的意义，不是他无辜的死，而是因为他的个性和勇气：如果他不曾学究式地向强势者讲解“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如果他让他的朋友带钱来“供奉”，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了。孙志刚以他的“不识时务”，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何为“人权”，何为“尊严”，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权利的得来要靠争取而不是恩赐，尽管有时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2004

　　郎咸平

　　质疑国企改革

　　2004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掌门人顾雏军在国企改制中席卷国家财富。其后不久，顾雏军状告郎咸平污蔑。官司还没打完，顾雏军已锒铛入狱。尽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确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但郎咸平开出的药方却是错的，南辕北辙的。与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诸多民怨相结合，郎咸平引发了一场令人生畏的汹涌浪潮，一场贯穿中国政经界、学术界和社会民众的大辩论由此爆发。

　　郎咸平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归附，而20年来转型社会中，与改革开放路线共生的民营企业家的价值认同，却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民营企业家及一批坚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者被这拔地而起的风暴推到了被告席上。所幸，真理从来只接受实践的拷问，并被不断昭示。

 

　　2005

　　李宇春一夜成名

李宇春

　　我到底要多久才能小有一点名气呢？很多人都坚持了很多年的。我的专业课老师于正仪跟我聊了很多，说你至少要有在底层奋斗10年的准备

　　我自己定位我还是一个新人，四川音乐学院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我每天都睡得很好，头发也长得特别快，他们都说心闲长头发嘛，我真的是操心很少，录歌是我惟一操心的事情，其他的我都不管，其实活得还是很逍遥的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2005年5月18日，成都熊猫商城人满为患，据统计自这天开始累计有4万人在此报名参加第二届“超级女声”成都唱区的选拔。

　　四川音乐学院大三学生李宇春站在人群之中，上一年她因为参加另外一个比赛，错过了超女的报名，这一天她在同学的撺掇下，过来看看。

　　“人太多了，场面也很混乱，我一看就没耐心了，当时就想走。”她的小师妹何洁也挤在人群中排队，“她看到我，叫我别走。我们学校的人挺多的，有排在前面的，后来我就插队报上了名。”

　　3个月之后她成为总冠军，她的拥趸号称“玉米”，并将她夺冠的8月26日定为“玉米节”。夺冠两天后她降落北京机场，在400多名歌迷和近百家媒体的追逐之下，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变成明星了。她说那个时候“有点意外”，因为自己“还没有从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身份中抽出来”。

　　2006年5月10日，在搭乘改变命运的旋风列车高速行进一年之后，她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简单的白T恤、牛仔裤、球鞋，洁静如细瓷的脸，比电视上那个总在扮酷的她更清新更漂亮，非常非常有女孩子的内蕴和秀美。

　　天娱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女孩子“很纯”，“去年来录歌什么样，今年还是什么样”。他们很担心原定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时间会冷场，“她太不爱说话了，等她来了你就知道了，我们也很头疼。”

　　但是这一天我们很幸运，遇到北京今春难得的一个湛蓝天气，摄影师在大楼的27层找到一间空旷的大屋，阳光毫无遮拦地照进来，让人心里格外畅快。我们就坐在窗边，边晒太阳边聊天，这个下午她的话特别多。

　　你要有在底层奋斗10年的准备

　　人物周刊：如果没有留下来参加比赛，那个夏天应该是你大三的假期，原本有些什么打算？

　　李宇春：打算到北京来看一下的，看看能不能在酒吧找到唱歌的机会。北京我以前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初中学校组织夏令营，第二次是我16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北京参加全国“推新人”比赛，拿了“新人奖”。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把北京作为一个理想之地的？为什么钟情北京？没有考虑去广州啊，上海啊什么的？

　　李宇春：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听到关于广州、上海的事情很少，但是听老师讲过很多音乐人的故事，不少人都是从北京的酒吧里唱出来的，对这里的酒吧文化很有兴趣。好像自己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北京这一个目的地。

　　人物周刊：如果那个时候过来，会从酒吧歌手开始做起？

　　李宇春：是这样想的，也晓得这样唱会很辛苦，住地下室、赶场子什么的。但是因为喜欢嘛，觉得可以接受。我跟我妈也聊过，她不支持，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放心我的人，小的时候她好像还是挺喜欢我独立的，但是我越大，她反而担心越多，也许跟她年纪大了有关系。

　　人物周刊：在你原来的设想里，如果来北京做北漂，要混多久才能混出来？心里有一个时间表吗？

　　李宇春：(笑)那个时候好像根本没有想过啊。来北京闯的人太多了，唱得好的人也太多了，我到底要多久才能小有一点名气呢？很多人都坚持了很多年的。我的专业课老师于正仪跟我聊了很多，说你至少要有在底层奋斗10年的准备。我受他影响很多，已经想好了，来了就不打算回头。人一旦有回头的念头，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坚决，就闯不下去了。

　　人物周刊：如果混不下去怎么办呢？

　　李宇春：杨坤的例子挺影响我的，他不是在北京唱了很多年都没出来嘛，后来别人叫他回去，回去了之后发现自己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又来北京，最后终于给他闯出来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除了唱歌还能做别的吗？

　　李宇春：(笑)没想过，好像别的也都不会。小时候的理想是很空洞的，原来是想当个律师的，但是后来发现我不太会讲话。

　　人物周刊：原来想参加完超女比赛就回校上学的是吧，拿点奖金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有没有想过这会是一场改变你人生的比赛？

　　李宇春：完全没有想过的，对我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突然。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生活在与以前不同的环境里了，自己成为明星了？

　　李宇春：应该是比完以后，到北京来录《终极PK》的合集，在机场发现有很多媒体，还有很多歌迷。比赛的时候太累了，只想着快点比完，什么都顾不上想，只想早点比完回家休息。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梦想着那样一刻呢，万千人中我一挥手，你享受那个场面吗？

　　李宇春：谈不上享受，有点意外。我自己还没有从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身份中抽出来，其实是有一点局促的。后来也遇到类似的场面，有的时候脑子就会走神，想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她要坚持的事情别人是强迫不了的

　　2005年7月1日，李宇春在成都唱区决赛中荣膺冠军。她现在的经纪人满春那个时候是何洁的支持者，“当时我在带刘亦菲，她是‘凉粉’，她拉着我看的，春春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有个性。”

　　当年8月的长沙总决赛她和一帮朋友包了一间小酒吧边玩边看，1999年便开始涉足演艺经纪的她虽然震惊于“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的号召力，但是内心里仍然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选秀”而已，“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延续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成了李宇春的经纪人，为包括刘亦菲等诸多明星打理过事务的她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儿，“当时觉得就是一小孩儿嘛，应该比较好带”。

　　没想到“交到手里是个新人，带出去却完全是个巨星”，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不好带，事儿特多。关注度太高了！跟外界的接触到底该把握一个什么尺度我也不知道，跟传统艺人太不一样了。”

　　“当时最操心的是她们从来没有当过艺人，她们不像中戏、电影学院的那些小孩，就是奔着演艺圈去的，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很多圈内的人和事儿，已经半社会化了。说真的，她们真是一张白纸。很多东西她都不理解。这个圈子里的经验和方式需要从ABC教给她们。代言是什么、商演是什么，什么样的合同需要你去配合什么，这些都需要说得特别细。哪些媒体好，哪些媒体不好，一个具体的采访需要侧重什么方面，都需要你从头教起。”

　　单纯、上进，是她给李宇春的评价。公司为李宇春做了偏中性化路线的定位，“她的形象在圈子里是没有竞争的，非常独特鲜明。”但她们并不想把李宇春打扮成一个假小子，“还是要有女性的元素在里面。”

　　最初的设想是希望她能变成一个全能艺人，影视歌通吃，但是在李宇春的坚持之下，表演被暂时搁置。李宇春甚至连“艺人”这个称谓都不愿意接受，一再强调自己只想做一个“歌手”，她说这两者之间，“区别非常大！最大的不同是艺人是包装出来给人看的，但是歌手她要坚持自己的本性。”

　　她拒绝与自己个性不符的一切，从繁复的造型到设计感过强的动作，努力地坚守着自己的简单直率。

　　好在公司方面对她也格外宽容，“现在的小孩都比较有个性吧。现在她就想她音乐那方面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我们来计划，我们想要她做的事情必须跟她沟通，不会逼着她去干什么。她喜欢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你不是特别能够改变她。能商量，但是她要坚持的东西会坚持到底的。”

　　人物周刊：第一场演出是哪一场？

　　李宇春：我都忘了。(经纪人提醒说大型演出应该是超女巡演，第一场演出应该是一次商业演出，不过具体的时间地点，他们也都想不起来了。春春笑起来。)那个时候真的太忙了，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早上醒来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人物周刊：盛名之下，出场之前有没有想过我要拿出什么样的表现来给那些呼唤我的人，心里会紧张吗？

　　李宇春：我没有想过。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反正还是用学校里学的，还有我自己在比赛中积累的那些经验。想的还是把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给喜欢我的人。

　　人物周刊：有人说李宇春的本色就够牛了，她不需要包装。你觉得呢？有那么强吗？

　　李宇春：外在的东西不管你怎么包装，其实都是有限的，内在的东西反而更强大。音乐是非常自然的东西，我总觉得它不需要太多修饰。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有时间看书吗？

　　李宇春：很少。我的生活一般都跟音乐有关，更多的是看国外歌手表演现场的碟片，可以从其他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只是细细算起来这样的时间还是太少了。

　　人物周刊：会心慌吗？活动太多，给出去的太多，吸收补充的又太少？

　　李宇春：有时候会！会觉得东西不够，想读研究生也是因为这个。自己身上的东西不够用，站在台上会比较虚，没有那么自信。

　　人物周刊：新专辑录制的情况顺利吗？

　　李宇春：前期磨合的时间很长，发行时间一拖再拖。现在收集歌曲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应该比较快了。

　　人物周刊：“玉米”对你期望很高，你觉得你挑的歌他们会喜欢吗？

　　李宇春：不知道。反正首先得我喜欢吧，如果我都不喜欢别人肯定更不喜欢了。

　　人物周刊：如果在他们喜欢和你喜欢之间做选择，你首先选什么？

　　李宇春：我喜欢！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唱功不够好，说你出位是靠综合实力，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宇春：我觉得有优点也有缺点吧。优点是在音色，在中国中音很少嘛，这个是上天给我的礼物。缺点也是在音色，因为太特殊了，在音域上有很吃亏的地方。中国传统的审美是喜欢明亮高亢的声音，在很多人的思维当中，唱得高就是唱得好，但是实际上在流行音乐里不是这么回事。

　　我以前也是有一种自卑感的，觉得自己声音没什么好，参加比赛也老是拿不了名次，后来还是于正仪老师给我很多鼓励，他告诉我参加比赛别总是想着名次，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人物周刊：你去年8月才真正开始做职业歌手，但是因为“超女”比赛一夜成名，一步登顶，会不会担心已经达到了至高点，不再有发展空间了？

　　李宇春：不会！我以前会很害怕把最后的自己展现出来之后，下面没有后劲了。但是现在不会，上来先亮出自己最好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逼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吗？

　　李宇春：没有。

　　人物周刊：有人预测你会成为近5年来最有统治力的一个歌手，你会把这个说法当作自己的目标吗？

　　李宇春：不会。我自己定位我还是一个新人，四川音乐学院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现在所做的是我的一份工作，我找到了一份自己很喜欢的工作而已。5年10年之后的事情不会去想它，我要管的就是唱歌，其他的东西我不在意。

　　人物周刊：担心明年5月会有人取代你，自己会慢慢被遗忘吗？

　　李宇春：不担心，这个是很正常的。有更强的人出来正常，也是好事，中国流行音乐现在特别好的人还是挺少的，出来更多的人是好事。如果有一天真的被遗忘了，我还可以去唱酒吧。对唱歌的人来说，舞台大小其实都是一样的，唱好歌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很多好的歌手都是从酒吧里唱出来的，我反而失去了这个机会，补上这一课也不是损失。

　　人物周刊：姚明在NBA的第一场球只得了两分，他的第一个担心就是怕把他送回来了，不要他了，你有过类似的担心吗？害怕有一天失去手中的一切？

　　李宇春：没有。我每天都睡得很好，头发也长得特别快，他们都说心闲长头发嘛，我真的是操心很少，录歌是我惟一操心的事情，其他的我都不管，其实活得还是很逍遥的。

　　哪天适合穿裙子了，就穿了

　　她的确逍遥，心中没有任何禁区。她快活地说自己这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带，钱包自从中学的时候被偷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用过。出道以来所挣的钱都由照料她的表嫂转给在成都的父母，“我自己身上没有卡，也没有什么钱，反正花钱的地方很少。”

　　网络上时有关于她性取向的猜测和传言，她说自己最怕的是给妈妈看到，让妈妈担心，她希望老妈的生活不要被打扰，“还是跟从前一样逛逛菜场，打打麻将。”我谨慎地问她是否可以谈论有关婚恋的话题，她没有半点迟疑，“可以！”反倒是坐在一边的助理提醒，“这个还是别谈了吧。”她说没关系啊，哗啦哗啦说了真心话。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裙子的，是啊，全国人民都惦记着呢，李宇春什么时候穿裙子呢？今年“五一”前，她在一个活动上穿了露背装，吓了大家一跳。她也得意，因为让大家看到一个没有见过的李宇春。“穿裙子其实完全不是个事儿！也许哪天觉得自己的状态适合穿裙子了，就穿了。”

　　人物周刊：以前在电视上看到你，可能是因为走中性路线的原因，给人感觉都比较硬一点，像男孩儿，但是今天见到你，干净明朗，其实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你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吗？

　　李宇春：啊！谢谢！(笑)不丑吧，有我自己的好。

　　人物周刊：自恋吗？常常对着镜子摆POSE？

　　李宇春：有一点儿，坐电梯的时候会对着镜子照一照。

　　人物周刊：觉得自己酷吗？

　　李宇春：啊！(又笑)其实我自己比较了解自己，觉得自己不酷，但是别人看我总认为我不爱讲话，比较酷一点。我是双鱼座，有两面性格，不说话的时候特别安静，看上去有点凶，闹起来的时候其实挺能玩的。

　　人物周刊：目前的形象定位与你自己的个性之间出入大吗？会不会拍广告或者宣传片的时候他们给你设计动作，太酷了、太耍了，你都不好意思去做？

　　李宇春：会有一些，我就会跟导演、设计师讲，我不想做。我碰到的人都比较好，他们都不会太勉强我。

　　人物周刊：你谈过恋爱吗？

　　李宇春：正式算来好像没有，喜欢倒是有过的。

　　人物周刊：现在走中性路线，位置又比较高，有没有担心这个会影响找朋友，可能有很多男孩子不敢来追你？

　　李宇春：我不太相信命运，但是我相信缘分。感情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你做精细规划的话，什么时候恋爱，什么时候结婚，这个感觉会不对，变质了。感情的事情也许就是突然发生，不该有什么计划性。

　　人物周刊：你是独身主义者吗？会结婚吗？

　　李宇春：我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结婚，也许会也许不会。我是这种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连有没有明天我都不确定。

　　人物周刊：会有这样悲观的想法？

　　李宇春：是啊，可能是双鱼座悲观的那一面。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吧，既坚强又脆弱，未来不能预知的。就只是活在现在，自己开心就好了。

　　人物周刊：从这个5月到下一个5月，最想做好的事情是什么？

　　李宇春：就是做好我的歌。我有那么多歌迷，对我太好，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他们，心里总会觉得亏欠。

　　人物周刊：出道以来关于你的传言不少，网络上的照片啊，包括对你的性取向的猜测和怀疑等等，对于一个学生来讲，打击应该很大。

　　李宇春：刚开始很不开心，特别担心影响家人。我不想我妈出现在镜头前面，总是希望她跟我爸的生活不要被打扰，逛逛菜场、打打麻将，就像很多普通成都人那样很休闲地生活就好了。她为我担心特别多，常常会睡不着，我特别不希望这样，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圈子很烦，但是我又很喜欢唱歌。

　　我自己心态调整得还算比较快吧，可能也是双鱼的两面，一面不开心，另一面也可能看得多了吧，太多不真实的东西，我也管不了，就当那些与我无关。不管你怎么讲，我也不可能明天不唱歌，明天就不活了。现在就是想尽量不要让这些影响我，我还是做我自己。

　　人物周刊：对钱有概念吗？

　　李宇春：几乎是一头雾水。

　　人物周刊：上学的时候妈妈给你的钱跟同学比算多的还是少的？买过什么奢侈品没有？

　　李宇春：应该是中等吧，我反正别的也不买，就是买CD什么的。

　　人物周刊：用什么抹脸油？

　　李宇春：我不抹脸，夏天都不抹，冬天太干了就买一个小孩子用的那种油，不超过50块钱。

　　人物周刊：现在有钱了，没想过去买点好的用？挣的钱都给谁来打理？

　　李宇春：不用吧，太麻烦的，要一层一层抹的，我没有耐心。挣的钱都存在卡里，可以直接转给爸爸妈妈，我自己身上没有卡，都是姐姐在管，姐姐是我表嫂，她都跟着我，我其实挺省心的。

　　人物周刊：今天出门钱包里装了多少钱？

　　李宇春：我没有钱包，小的时候被人扒过一次，从此之后就不用钱包了。(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今天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是公司的车去接我的嘛。有的时候会带点钱，几百块就够了，我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

　　人物周刊：那么爱吃火锅，干嘛不在北京开个火锅店，自己当食堂吃呗，或者在北京买房子投资什么的。

　　李宇春：我很怕操那个心的。我也没有生意头脑，肯定赔的。其实我还是学生心态，要到7月份才毕业呢，现在还是在实习。

　　人物周刊：跟同宿舍的好姐妹联络还多吗？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实习？会担心跟她们慢慢拉开距离，感情变淡吗？

　　李宇春：今年比赛很多，她们都在忙于参加各种比赛。我们也打电话，我都鼓励她们多参加比赛，多争取机会。感情变淡的问题可能是会出现的，虽然大家关系很好，但是因为好久不在一起，聊的话题会越来越少，但是不管怎样，大学的这份记忆会永远留在心里的。

　　人物周刊：爸妈跟你见面机会多吗？有没有想过在北京买套房，接他们来住？

　　李宇春：没有以前多。买房子的事情暂时没有想，我们家是南方人，北京的气候其实还是不太习惯。

　　人物周刊：今年过年回家了吗？还跟着爸妈出去串门走亲戚吗？

　　李宇春：在家待了10天。其实我们家以前都挺爱热闹的，不过今年回去多了很多签名拍照的(笑)。

　　人物周刊：今年进了长沙赛区20强的陈礼雪，媒体报道说是你侄女？

　　李宇春：是啊。她是我妈妈的姐姐的女儿的女儿，(笑)就是我表姐的女儿。她给我打过电话，我让她好好比，不要太紧张。

　　人物周刊：大家老是把你会不会穿裙子当个事儿说，你觉得这是个事儿吗？

　　李宇春：完全不是个事儿！也许哪天觉得自己的状态适合穿裙子了，就穿了。其实上次穿露背装之前，好多工作人员都觉得惊讶，我怎么会接受那件衣服，但是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很舒服，我愿意给大家展示他们没有见过的李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