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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先:我所亲历林彪坠机

2006年4月14日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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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成员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 谋团团长。眼看着国内关于“9·13”事件,近几年不断有各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孙一先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紧急约见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刚吃过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在8点30分要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那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刚刚到任25天——“文革”开始后,大使一职一直空缺,直到1971年8月20日,原在刚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许文益走马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5年的空缺。

    刚一上任便遇到这种紧急约见,摸不清底细的许大使马上召集外交官开会。那时候中苏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前苏联部队已推进到中蒙边境线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应大多认为边境出了事。但也没有多长的讨论时间,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登车而去。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通报: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注:时间后确认为2点25分),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的纵深坠毁,机上9人,包括一名妇女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解释。

    一听完这个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出事的地方在贝尔赫矿区,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怎么会跑到这里呢?有人猜测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侦察机涂了中国大陆军用机的标志,来蒙古侦察,挑拨中蒙关系,进而挑动中苏战争。但我想,哪儿有坐9个人的侦察机呢?说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一方面尽快向国内报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让我带两个翻译去勘察现场。

    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却是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4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会儿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6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中国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知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温都尔汗的中国飞机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但给国内的电报发过去还没回电,我们就一再拖,说还没准备好。直到晚上18点多,终于接到了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要求许大使亲自带队勘察现场。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注: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当天从中南海搬进了保密措施更严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

    在乌兰巴托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时的形势已是那般复杂。9月15日下午14点15分,我与许大使以及沈庆沂、王中远两位翻译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尔14专机,去现场察看。上飞机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后面坐满了蒙古工作人员。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整整飞了一小时。温都尔汗机场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用红黏土反复压实后的土制跑道,也没有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坠机现场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汽车继续赶路。一段比较平坦的河边公路后,又走了一段颠得很厉害的丘陵路,最后拐进一条草丛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

    我的视线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缓坡,蒙方司机说:到现场了!汽车就从慢坡往上爬,逐渐看到了坡顶上黑糊糊一大块烧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阳下,飞机尾巴上那喷涂的五星红旗和“256”机号标志异常醒目,一看到它们,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国或台湾地区伪装中国大陆飞机的怀疑——这是一架中国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从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看到地下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厘米的大洞。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一吹,觉得心情特别凄凉。起初都盖着白布,9个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二堆是4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个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注:驾驶员杨振刚)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个8号女尸体(注:叶群),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

    死难者的东西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除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外,还在一个塑料夹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一个月后,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自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

 

   “军”“民”之争

    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

    中方要求对尸体进行火葬,但蒙方表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我们最后同意土葬。蒙古人的风俗是,墓地要选一个能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此,蒙方领事司司长特地走了一公里多,在西边的山坡上找了一块居高临下之处。

    一个班的蒙古士兵被调来挖坑。那时晚上已经很冷了,仍穿着夏装的士兵们冻得瑟瑟发抖。我把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特别高兴,又抖擞精神连夜干活。第二天中午,9具尸体放入棺材下葬。其中9号尸体太大而棺材太小,棺材盖子没盖上,结果把胳膊什么的就弄折了,咯吱咯吱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一直以为是中国民航飞机误入蒙古而失事,所以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还站成一排,一起向死难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以示致哀。

    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的现场;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 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究竟坠毁的原因上。来现场之前,许大使也让我重点研究这一方面。我在国内时参观过被打下来的那架U2美国侦察机,它是翼根被打穿后掉下来的,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

    我们和蒙古之间还要就此事写一个正式的“纪要”。但在对飞机和机上人员的性质认定问题,我们在宾馆里一直争执到凌晨两三点还未平息。蒙方要求在“纪要”上写军用飞机,后来又要求改成“军人驾驶的”,或“军人乘坐的”,反正强调带个“军”字;而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一架民航飞机,驾驶员可能是空军的,但乘客都是普通乘客,特别在现场发现了一双很漂亮的白皮鞋,一只烧掉了,另一只还保存得很完好。我们以白皮鞋为证,说这是空中小姐的,所以这架飞机的性质肯定是民用航空。

    究竟是“军”还是“民”,经过五轮谈判、一直吵到17日中午不欢而散,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9·13”之后,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一座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全部启动起来,而此前半年,这几部雷达并不一起启动,只是单部轮换转动。我还特地到乌兰巴托附近的地空导弹基地观察,发现那里的导弹也都架到了发射架上,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入夜后一片灯火通明,闯入的中国飞机使本来就不轻松的中蒙、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对方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真相与震惊

    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

    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要求我,不许跟外界,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有关飞机失事的事。我这样被“软禁”了两个星期。

    当晚,我整理了汇报资料。23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走,小孙,跟我汇报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报。

    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注:内蒙古自治区的两个地名)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我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3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报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几天后,总理让吴法宪看那些照片,要他辨认。吴法宪推说有的看不清。总理冷言道:“你们空军那几个人,什么人跟林彪走了你会不知道?!”

    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9·13”,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却显得颇有兴趣。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是5号(注:林彪)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最后一张是我们“追悼仪式”的那张,总理扫了一眼,马上扔到了一边。当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明白。

    我也向总理汇报了机翼上那个可疑的大洞,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总理让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和外交部的军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机场,找到了一架256号的姐妹机——一架252号三叉戟。现场看了这架三叉戟的结构,大家明白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向下炸开了这个大洞,这是洞口的铝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导弹击中,一定会形成贯穿的大洞,而且铝刺朝内翻。萦绕于心头的许多谜团一下子打开了。

    1971年10月3日下午,我被通知到外交部礼堂听报告。当我听到“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时,脑袋轰地一下,竟然是林彪?!

   不尽的话题

    “9·13”事件已经过了30多年,但围绕这个事件的很多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也对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已足以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发射过导弹。而蒙古方面,我注意到,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那一天雷达根本就没工作;“9·13”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元帅还特地到蒙古检查防空安全,这也证明他们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统出现了漏洞;蒙军和苏军当时都没发现这架三叉戟。三叉戟不是被导弹击落的,这是一历史性结论。

    其次,飞机为什么要迫降?前苏联安全局长说三叉戟上的油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他的说法是建立在飞机加满20吨油的前提下。而后来调查证明,这架飞机在北京起飞前加了15吨油,飞到山海关后用了2.5吨。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时耗油4~5吨,坠毁前,它飞了118分钟——也就是说,到了蒙古上空,飞机只剩下两吨多一点的油,所以它必须迫降。

    通常,飞机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盘旋将油耗尽。但不幸地,这两项驾驶员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发动机在后面,空中放油会着火;盘旋又担心对方国家雷达发现,他们最后只好采取带油迫降。从现场来看,飞机肚皮擦地长达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动,导致油箱在贴近地面位置上爆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尸体都相对完整。因为当时并未做尸检,无法判断他们是被炸死的,还是因起火导致的窒息身亡。

    第三,飞机上是否发生了搏斗?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子弹壳,舱内也没有任何被子弹击中的痕迹。我认为,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这次迫降是有准备的:一是手枪都从枪套里取了出来,二是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带是解开状态——这证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是主动脱掉的。既然能做迫降前的准备,说明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状态,并没有发生搏斗。

    最近炒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来源于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位官员。他说:他们在雷达监测上发现,林彪的飞机已飞到离苏联境内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转向,向回飞,似乎说明林彪心生悔意。

    温都尔汗离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员所称,飞机经过温都尔汗—赤塔—温都尔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况下来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样推算,飞机坠毁应发生在凌晨四五点之间。所以,我认为这位前克格勃官员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最后一点,256号飞机的飞行轨迹究竟说明了什么?根据中方雷达监测显示,飞行先朝向244度飞行——这是向着广州的方向;几分钟后又转向270度正西——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调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几乎是正北飞行——这是赤塔方向,最后又由340度调整到325度——温都尔汗—伊尔库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最后的那一点,正好是坠毁的着火点。

    当时回北京参加事故分析的34师师长说,如果飞行员在既定的航线起飞,仅需10秒就可以把飞机对准航向。而这架飞机在空中不断调整航向,可以证明飞行员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计划的。

    1980年,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9·13”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1981年12月,事隔10年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就飞行员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做出结论,“随机正常死亡”。

    1971年10月以后,中国一位大人物叛逃的传闻开始传诸国外。苏联克格勃于是第三次去了温都尔汗,因为他们无法断定究竟是谁,于是重新挖开坟墓,将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龄最大的尸体割下头颅,架上大锅煮,将毛发、皮肉剥离,最后将煮干净的头骨装箱带回莫斯科。回国后,他们将头盖骨复原,又找到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疗时留下的病历。林彪当年得的肺结核,因此肺上有一个钙化点,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体照片上,正好有一个点,他们于是证实了此人便是林彪。

    关于“9·13”事件,远远没有结束。比如当年的黑匣子现在俄罗斯;而飞机上的物品还保存在蒙古方面;林彪和叶群的头骨被苏联带走了,而余下部分仍在蒙古,将来怎么办?有一连串的问题,没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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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实习生 李子涵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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