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2005年12月，西班牙一位抗艾志愿者在背上写上“我有艾滋病”的标语，宣传艾滋病预防及防治。

　　图片说明:2005年12月3日，尼日利亚一名艾滋病患者听取有关如何防止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下一代的宣传大会。

　　图片说明:艾滋病极易通过血液传播。图为一名印度妇女在提取血液样本进行检查，印度是全球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图片说明:联合国联合防治艾滋病工程负责人彼德·皮奥特。

　　自1981年世界第一例病毒感染者在美国发现以来，“艾滋病”已成为让全人类闻之色变的词汇。仅仅25年时间，艾滋病已蔓延全球，夺去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截至2005年底的统计数据，全球共有40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艾滋患者，成为人人退避三尺的边缘人群，不但身体要忍受病魔的折磨，心灵更要忍受被社会遗弃的煎熬。整整25年了，艾滋患者的生存现状有无改善？人类与艾魔的斗争又有无胜算呢？

　　自1981年世界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至今，短短25年时间，艾滋病在全球肆虐流行。为了提高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更有效地唤醒人们采取措施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世界卫生组织1988年1月确定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World Aids Day)，号召世界各国在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又称艾滋病病毒)所导致的传染病。通俗地讲，艾滋病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被艾滋病病毒破坏，使人体对威胁生命的各种病原体丧失了抵抗能力，从而发生多种感染或肿瘤，最后导致死亡的一种严重传染病。这种病毒终生传染，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免疫功能受到病毒的严重破坏、以致不能维持最低的抗病能力时，感染者便发展为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血液传播、毒品注射、母婴遗传和性接触等。国际医学界至今尚无防治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疗法。

　　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12年至13年。在发展成艾滋病病人以前外表看上去正常，他们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很多年，便能够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仍然是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感染率超过25%，该地区9个国家的平均寿命甚至低于40年前。

　　自美国1981年诊断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惊人。该地区疾病不仅在毒品使用者、色情从业者等高危人群中蔓延，还已扩散到普通人群中。目前，只有全球人口10%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2500万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占全球总数的70%。另外，亚洲目前正处于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大部分亚洲国家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病毒的传播仍主要局限于高危人群中；另一方面，该地区已成为疾病传播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以来，至2005年9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例。专家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

　　在中东、北非和东欧等地区，也没有迹象显示疾病蔓延有所减缓。在欧美等高收入发达国家，随着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普及，艾滋病死亡率已大为下降。但因为一些人放松警惕，参与吸毒、色情交易、同性性交等高危行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新增染病人数又呈现反弹趋势。据美国疾控中心估计，美国平均每年新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万人左右。在加勒比海地区，艾滋病已经成为15岁至44岁年龄段人群的主要死因；在北美地区，女性感染人数在不断上升。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2005年度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9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人数已达4030万。报告指出，2005年以来，全球已有310万人死于艾滋病，使自1981年以来因感染艾滋病而死亡的总人数达到2500万。

　　目前，妇女、青少年已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两大群体。在全球4030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达1750万，15岁以下的儿童230万。

　　亲历艾滋她选择说出故事

　　做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艾滋病重灾区之一，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案例最多的国家，至少有500万人——也就是说南非九个人中就有一个——都感染了艾滋病毒。另外，据一家美国研究机构估计，每天约有600人死于由艾滋病引发的疾病。自从25年前发现第一个艾滋病病例以来，至今在南非社会生活中，“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等词汇仍然是人们讳莫如深的禁忌。艾滋病患者常常被家人朋友嫌弃，还被社会放逐，有时更会因此丢掉饭碗，在一些极端案例中，他们甚至被殴打或谋杀。

　　南非前副总统扯上艾滋丑闻，对艾滋病的认识也严重缺乏

　　南非对艾滋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南非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仅为0.7%，当时南非却不认为艾滋病问题非常严重，在国际医学界已经有了公论的情况下，南非政府一些科学家还在研究艾滋病毒是否会导致艾滋病，一些医院拒绝给孕妇提供药物以降低母婴垂直传播的危险。由于南非在预防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期缺乏应对措施和对高危人群的干预，不但使控制病毒蔓延的活动难以开展，许多患者也难以接受恰当的治疗，使得当地的情况恶化，在短短10年内终于酿成了恶果。

　　去年底爆出的南非前副总统祖马的强奸丑闻也与艾滋扯上关系。祖马被视为南非“未来总统”，但去年底有关他涉嫌一起强奸案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南非。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祖马承认他的确强奸了好友——31岁的费泽卡·库扎瓦约。更惊人的是，受害人库扎瓦约已被查明HIV病毒阳性，祖马很可能因为“强奸丑闻”而感染上艾滋病。而身为副总统的祖马对艾滋病认识的严重贫乏更是激怒了抗艾志愿者。祖马竟然声称，在没有保护的性爱之后，只需要洗个澡就能降低患艾滋的机率，而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男友死于艾滋，她慌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也是HIV阳性

　　19岁的Thembi Ngubane来自南非开普敦市郊外的一个棚户区，她是南非500万艾滋病患者中的一员。在过去一年里，Thembi用录音机记录下了自己与病魔抗争的挣扎与痛苦。就在上个月，通过南非国家公共电台，她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在被问到为什么愿意向世界公开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时，Thembi表示希望让人们对艾滋病群体有更多的认识，最终消除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

　　四年前，Thembi的前男友突然生病去世，这让她产生不祥的预感，“我也希望他是因为其他病去世的，可是他的那些病征的确很像是染上了艾滋病，”Thembi说道，“最后我鼓起勇气，去医院做了一次测试。”

　　不出所料，测试结果显示她的HIV病毒曾阳性，面对医生Thembi还能尽量显得满不在乎，可当她匆忙逃出医院，她觉得街上所有人都在用怪异的目光瞅她。“我觉得在那瞬间自己好像虚脱了一样，每个人都能看出我有病。我觉得又羞又怒。”Thembi说道。测试后的一段时间，Thembi都不敢出门，她不想让别人对着自己指指点点，“他们就像在那儿说：‘天啊，你看她有多瘦’，我觉得很羞辱。”

　　外人可以躲着不见，可怎么面对朝夕相处的家人呢？Thembi选择了先告诉母亲，“她肯定得知道，因为如果我生病了，只有她照顾我，如果我死了，也只有她肯安葬我。可是开口真的很困难，我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而且让她伤心。”没想到，Thembi的母亲却表现得异常坚强与平静，“虽然她也很受打击，但她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

　　检查结果也让Thembi的男友感到非常恐慌，他们还有一个年仅一岁的女儿。Thembi说：“当时我男友不管是对HIV还是AIDS都没有任何概念，所以他非常害怕，他说：‘天哪，你有艾滋病，那肯定马上就要死了。’”恐慌让男友一度想与Thembi分手，因为他觉得只有划清界限他才会安全。“我能理解他当时的想法，”Thembi说，“后来他也去医院做了测试，开始是阴性，可后来还是被确诊为阳性。”

　　现在，Thembi每天早上、晚上都要吃三片药，而且绝对不能停药。现在她已经很少出门，以前的朋友也都不再和她来往，“我不能再在晚上出去玩了，也不能让自己染上流感，不能喝酒，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谈到将来，Thembi承认有时想到死亡也会感到害怕，不过她说更让她害怕的是病发，“如果哪一天我快不行了，我会告诉自己这就是命。最让我难受的是发病的时候，因为真的非常痛苦。”

　　选择公开身份，呼吁直面艾滋，隐满病情绝无好处

　　和其他地区的艾滋病患者比起来，Thembi说自己算是幸运的了，因为现在她所在的社区在免费为患者发放抗艾滋病的药物，而且关于防治艾滋的宣传工作也日益普遍。

　　Thembi说，现在已有许多医疗团体进驻当地的医院、学校和社区，帮助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在她所在的社区，几乎每天都有针对学生们的健康知识讲座，教导年轻人如何正确使用避孕套。不过，Thembi认为孩子们似乎对讲座并不以为然，“认真听的人并不多。”她说。

　　说到南非艾滋病群体的现状，Thembi还有另外的担忧。她说现在仍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就算他们去接受了测试，许多人也不愿或不敢承认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因为害怕被家人和社会遗弃，他们通常都会选择隐瞒真相，这样就会增加更多的感染机会。Thembi说，在她们社区，不时有人被艾滋或因其引发的疾病夺去生命，可他们的家人总是努力掩饰病因，装作他是因为其他疾病去世的。

　　“过去如果有人被发现患了艾滋的话，邻居可能会把他的房子烧了，以把他赶走。不过现在这种现象少很多了。”Thembi说道，“隐瞒病情绝对没有好处，尤其是艾滋病，因为有些东西你是无法隐藏的。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现在，Thembi已经成为南非对抗艾滋病志愿者中的积极分子，她不仅用自己的故事警示别人，而且还加入了一个名叫“治疗行动”的组织，专门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多针对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和艾滋病防范宣传。

　　如果现在是星期六,一定已经到了内罗毕。彼得·皮奥特医生眨眼望着眼前的肯尼亚大草原，阳光很好，草原上一片明媚。这个57岁的比利时人刚刚下了来自日内瓦的班机，一整夜的飞行让他全身的筋骨几近散掉，现在他已穿行在肯尼亚工业区贫民窟马热戈中，对这里，他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亲切感。

　　皮奥特医生此行原计划在一周内对两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明晚他就该到达卢旺达会见该国高官，今天的旅行只是搭个便车，并非计划之内。

　　在皮奥特医生眼中，在人类发现艾滋病病毒25周年之际访问这里更像是朝圣。作为现今全球抗击艾滋病工程的负责人，皮奥特就是在这里学会了如何与艾滋病毒作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回到这里就如同回到了家。

　　马热戈不是什么医疗圣地，这里有的只是破旧的泥砖小屋、混乱的露天集市、以及众多兜售二手T恤衫的街头小贩和等着嫖客光顾的廉价妓女。这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普瓦尼。二十年前，这里也曾“红极一时”，就在此地一个专治性病的小诊所里，医疗研究者第一次发现了HIV病毒正在东非传播，而诊所简单的割包皮手术以及性病治疗手段就可以降低这种致命病毒传播的速度。同样是在这里，科学家发现有些人天生对艾滋病病毒免疫,即便在几年中长时间与艾滋病病毒接触，HIV测试依然显示为阴性。最重要的,还是在这里，著名抗艾滋病护士伊丽莎白·恩谷吉把众多艾滋病受害者变成了健康行动宣传者，开启了人类抗击艾滋病疫情的新途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马热戈的性病诊所刚刚开张时,几乎没什么人来。继而由于里面医生的歧视和专横，众多病人更难以忍受心灵上的伤害，这一地区2000多名性工作者就此停止了寻求治疗梅毒、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努力。另外，许多性工作者还不得不接受嫖客拒绝使用安全套的要求，因为竞争十分激烈，如果谁对嫖客说不，谁就会失去生意。

　　皮奥特记得恩谷吉曾对他解释说：“从没人去和这些妇女说,‘你也是人’。”恩谷吉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于是逐个造访那些讳暗场所，在小巷中与这些性工作者坦承交谈，她会告诉她们，无论是谁，什么时候有了关于性传播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找她帮助解决。她还会告诉她们，她不会看不起她们，因为她们也是上帝的孩子。

　　恩谷吉的坦承和友好也得到了这些性工作者的信任，找她帮忙的人逐渐多起来，而光提供青霉素帮助她们遏制病情显然不够。恩谷吉猜测，如果当地所有性工作者联合起来保持同一立场，嫖客们一定会接受在所有性交易中使用安全套,实践证明她是正确的。由于性工作者最终站到了同一立场，当地性交易中避孕套使用率从原先的不足4%增加到超过90%。从那以后，每年防止了大约6000到10000例艾滋病病毒感染。恩谷吉最后总结经验说，仅仅告诉她们做出更好的选择绝对不够，还必须给她们以力量和工具。

　　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皮奥特都在当地，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了联合国艾滋病防治委员会(UNAIDS)主任，负责协调全球防控艾滋病疫情。讲到25年来的感受，皮奥特说：“如果说25年中我们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惟有依靠社区的力量才能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去拯救艾滋病患者，而是给他们以支持。”

　　但是，如何支持？问题从未如此紧迫。全球每年有500万人成为新的病毒携带者，另有300万患者死去，其中9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如何糟到这种地步？依靠什么才能发生逆转？皮奥特的经历提供了观察这两个问题的窗口。

　　作为医生兼科学家，二十年中，他目睹了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如何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作为宣传者，他最近为防控爱滋疫情筹得了一些善款，并使这些问题得到更多关注。但作为作为联合国专门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官员，他现在面对着更大的挑战，他称之为“如何让金钱发挥应有的作用”。

　　80亿美元的巨资和数之不尽的好意善心能够结束艾滋病扩张的历史吗？虽然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但皮奥特从未像现在一样满怀希望。

　　皮奥特看起来丝毫没有联合国副部长的派头，他总是一副学者样，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声音则十分优美。他最爱穿牛仔裤和热带人喜欢的花衬衣。虽然经常与总统和总理之类的国家领导人打交道，但他更习惯与科学研究者和基层社会活动家呆在一起。皮奥特在比利时农业小镇基尔博根长大，最崇拜将非洲从欧洲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革命者。

　　18岁时，皮奥特离家到比利时根特大学学医。他回忆大学时代说：“我的教授告诉我，学习传染病防治根本没前途，而这恰恰就是我选的专业。”从医学院毕业5年后,皮奥特结了婚，并接受了一份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热带疾病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他将在研究院终老一生，但就是在这里，皮奥特遇到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的小包裹。

　　那是1976年的秋天，一个医学研究包裹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寄到皮奥特手中,扎伊尔曾是比利时刚果殖民地的一部分，因此两国民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包裹内是一个扎伊尔修女的肝脏医疗切片，显然，邮寄者希望热带疾病研究院帮助检验切片中病毒的类型。

　　修女死于致命的出血热。当时，这种传染病正在扎伊尔边远地区传播，而且发病症状非常快，最先是发烧，不久就会出现腹泻症状，然后是休克和器官功能丧失,而它的起因却还没有搞清楚。正当皮奥特和他的同事们忙于肝脏医疗切片的病因分析时，世界卫生组织来电询问谁愿加入联合医疗调查组，到扎伊尔调查疫情爆发的根源。

　　27岁的皮奥特自告奋勇，没几天，他就和其他医务调查人员来到了中部非洲的雨林里，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检疫，同时也不断担心自己是否很快也会传染上这种疾病。皮奥特回忆说：“我们起初知道的只是，人们生命垂危正一个个死去，传染来自于食物、水、性、蚊虫还是其他，我们对此没有线索。”

　　调查小组最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病原体——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而后，他们调查出了这种病毒传播的途径——性。皮奥特也因此在传染病研究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荣誉。在对出血热发病最严重的村庄的调查中，工作人员不得不上门采集村庄里男人的精液样品，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调查小组中没有人懂得当地的语言，不得不用手势告诉他们自己的意图，而不是所有的手势都能让当地人明白正确的意思。不过，研究者最终还是成功认定性是这种病毒传播的途径之一。如果性能传播这种致命病毒，还有什么其它不能传播的?皮奥特对性传播疾病的研究有了很大兴趣。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性传播疾病在全球都呈上升趋势，皮奥特很快找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随后在美国西雅图帮助华盛顿大学追踪一切与性传播疾病有关的研究，包括淋病、梅毒、疱疹等。研究发现，性传播疾病在同性恋之间感染的机会更大，感染的情况也更复杂，研究者甚至在公共浴室里发现了这些有关的病毒。

　　1981年，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在返回比利时后不久，皮奥特看到一份来自洛杉矶的报告，描述5个有明显同性性行为的年轻人死于肺炎前几个月内，身体遭受了严重破坏的情况。他们全身不断生疮、发烧不退、体重剧减。医生认为是什么破坏了他们的免疫系统，但没有具体的概念。他们推测，“这种病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关系很大”，最终这些病人被定义为HIV检测阳性，也就是艾滋病病毒。

　　有关的疫情扩散很快，美国和欧洲无一幸免。很快，医学研究者发现，这不是同性恋者的专利，吸毒者、血友病患者和接受输血者都有感染的机会。在法国和比利时，许多艾滋病早期患者拒绝承认自己得了这种见不得人的病，他们大多来自普通中产阶级中的同性恋群体，同时他们全都来自赤道非洲地区。

　　为了搞清真相，1983年秋，皮奥特、一个比利时同事和另外四个美国人，前往金沙萨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查。显然，当他们看到金沙萨的医院内躺满了行将死去的病人时，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

　　在对三名病人的症状进行了三周的监测后，皮奥特的调查小组证实，艾滋病也可通过异性性接触传播。几个月后，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了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另一个在扎伊拉尔邻国卢旺达进行的研究所作的报告有相似的内容。研究结果无疑表明，中非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着一种新流行病正向全球扩散，而它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不幸的是，随后的15年里，一个又一个国家设法否认这种疾病的存在。

　　到1983年底，全球已有28个国家发现了艾滋病例，新一轮的医学淘金热也开始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皮奥特都穿梭在安特卫普和金沙萨之间，并帮助美国和扎伊尔的医疗专家发起了著名的艾滋工程(Project AIDS)。

　　同一时期，世界研究艾滋病的气氛也活跃起来。但在随后几年的攻关中，法国和美国研者在查找艾滋病病毒方面一无所获，仅仅发现病原体的一种逆转录酶病毒来自非洲灵长类动物体内，这是关于HIV血液研究的第一份面世报告。1986年前，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失败的抗癌药AZT，能帮助检查出患者体内的艾滋病毒。

　　同时，科学家发现HIV病毒相当聪明，经常发生变异，仅使用单一品种的药物无法实施有效治疗，这些发现也促进了生物医学领域的革命。

　　在医学界兴奋起来的同时，政界对艾滋病的关注却看不到什么进展。曾与皮奥特一同参与金沙萨研究的美国人约瑟夫·迈考密克，是这群人中第一个撞到了南墙的。

　　当结束为期3周的调查回到美国后，迈考密克的上司非常重视他的研究结论，并立即在亚特兰大总部向当时里根政府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做简报。

　　迈考密克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设法尽可能简单和清楚地说明所发生的一切，但当我解释完后，听报告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卫生部的官员为此争论了20分钟，认为迈考密克关于艾滋病可通过异性性接触传播的研究结论一定有错误，并建议他改为研究蚊子在艾滋病传播中的角色。迈考密克试图解释，蚊子传播不可能如同性传播一样造成如此集中的发病区域，但毫无用处。看来，要想把艾滋病的情况说明白，仅仅依靠医学证据还不够，必须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接受它。美国前总统里根也直到1987年才首次公开使用“艾滋病”一词，他主张人们节欲，并禁止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外国人踏上美国领土。

　　其他国家的反应也令人沮丧。虽然乌干达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艾滋疫情大爆发而采取比较开放的宣传和防治态度，但大多数国家对一浪接一浪的坏消息视若未闻并保持沉默。

　　当皮奥特于1985年来到内罗毕的马热戈区时，肯尼亚还没听见多少坏消息，但该国的状况对于抵抗艾滋病来说明显十分脆弱。而马热戈就象一块磁铁，吸引着邻国坦桑尼亚喀格拉河(卢旺达与乌干达交界处)地区的贫穷妇女前来淘金，马热戈是中非地区最繁忙的卡车运输中转站，而坦桑尼亚当时已不断传出新艾滋病例，潜伏的HIV病毒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大爆发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研究者对当地90名性工作者做了血检。结果发现，HIV呈阳性反应的比例高达66%。另外的抽检中，8%在附近性病诊所里看过病的男人以及周围医疗机构中2%的公共卫生工作者的HIV检测呈阳性。

　　1986年2月，新英格兰医学学报刊登了这一发现，并促进马热戈的性工作者开始了艾滋病历史上最著名预防努力。但是，当皮奥特和一个加拿大同事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正谈论他们的工作时，肯尼亚政府拘留了他们。皮奥特回忆说：“他们把我们关在屋子里，官员们则争论着是否要把我们驱逐出该国，听起来就象是我们泄漏什么国家机密。”

　　当疫情逐渐蔓延开时，世界卫生组织预见未来的可怕情形，必须有人站出来让整个世界明白事态的严重，而该机构当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推动有关的宣传，因此立即着手寻找能担此重任的人物。后来，他们请来了年轻的美国流行病学家乔纳森·曼，当时就是他牵头组织了扎伊尔艾滋工程，他的经历正是世界卫生组织所需要的。

　　“乔纳森是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第一个摇滚明星式的人物，”世界著名的艾滋斗士、哈佛大学医师李金勇(音译)博士说，“在该领域，还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触动人们的心。”

　　乔纳森·曼1986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在短短的三年内建立一个全球性抗艾滋病工程，该工程有400位职员，专门为各国主动抗击艾滋病疫情者提供支援。不过，曼的陨落和他出名的速度一样快。由于认为防治艾滋疫情的实际成果不可能如同他宣传的一样快，为他提供每年9000万美元的捐款人逐渐失去了兴趣。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为艾滋病防治工程任命了一位新主任——高桥中岛，这个沉默寡言的医生实际上对艾滋病没什么兴趣，因此也不支持乔纳森·曼为筹集资金大张旗鼓的努力，他们的关系很快就糟得不得了，两人的争斗最终以曼于1990年3月11日递交辞呈打道回府而结束。八年后，曼乘坐的瑞士航空客机在从纽约飞往日内瓦的途中坠落，他不幸罹难。

　　上个世纪80年代期间，皮奥特曾与曼一同工作，十分敬佩他的能力和理想主义。但是，在对抗艾滋病的战斗中，两人在战略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曼认为制订标准化的制度是推进全球对艾滋病作出有效反应的关键，许多专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梦想有朝一日建立一个追踪、预防和治疗HIV感染的有效模式，并把该模式完整移植到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国家，作为紧急反应手段。

　　但是，皮奥特怀疑在日内瓦凭空构思出的模式能够起多大作用，毕竟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国情，疫情蔓延的途径不尽相同，因此仅仅来到这里张贴宣传画不会起什么作用。他认为，改变观念才是最重要的，必须先说服人们为抗击艾滋而战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惟有这样一切才能成行，只有那时，检测、宣传画和安全套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皮奥特在马热戈见证了该模式的成功，1992年前，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多次验证了自己的观点。在欧洲和美国，同性恋者主动走上街头，宣传更安全的性活动以及接受更好的预防治疗。在乌干达，当地一个名为TASO的支援小组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照料患者和艾滋孤儿。在印度卡尔科塔，一样贫困的妓女也象内罗毕的性工作者一样团结起来，争取更安全的性交易。

　　世界卫生组织能够把这些成功的模式推广到全球各地吗？曼的接任者请来皮奥特负责艾滋病防治工程的工作后，皮奥特收起了做研究用的试管和工具，来到日内瓦看能否实现自己的设想。

　　1992年，皮奥特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艾滋病防治工程依然没什么进展，但人们开始讨论一个大胆的新想法。当时，每年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已增加到100万，联合国中有数个不同的机构都在推行各自的抗艾努力，但还没人协调他们的工作。新想法就是把世界卫生组织的防治努力扩展到更广的范围——组建专门的联合国防治艾滋病工程(UNAIDS)，该组织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但能领导所有的防治艾滋病机构，以协调各方的努力。

　　曼的继任者迈克尔·梅尔森医生努力推行该计划，并于1994年尾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在理论上，全球防治艾滋病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现在担任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梅尔森说：“我想我们能调动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的努力，合理安排对性工作者的宣传、药物使用以及防治计划。”皮奥特对该工程也十分热心，在对当时6个比较著名的抗艾滋病斗士进行选择后，联合国最终任命他为该工程的负责人。

　　但是，开头的好局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阻力来自四面八方。支持新工程的国家对如何控制防治艾滋病的成本比如何让该工程的展开更感兴趣，提供主要援助的美国和英国寻求把预算控制在4000万美元之内。联合国内的氛围也毫无友好可言，联合计划的参与组织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的艾滋病款项被削减。

　　1996年，联合国艾滋工程正式开始运转时，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都大幅度削减了他们的预算投入，而且在整个90年代期间都没有增加。

　　皮奥特当时依然是高层决策圈的局外人。后来，他认为自己也许应该更大胆和主动些，但他当时真不知道该做出何种努力。最终，皮奥特还是回到了防治艾滋病的努力上。

　　他竭力寻找出那些实际可行的方法，譬如，在吸毒者中开展更换注射针头计划，在医疗条件差的地区探索可行的医疗方法，并给类似的项目提供小规模资金支持。此外，他还派遣科学家帮助地方政府和救济机关展开防治艾滋病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调查出的证据更可怕。1997年，UNAIDS估计全球有3000万人携带有艾滋病毒，单比1993年就增加了800万人；1993年，230万人死于艾滋病；疫情正迅速向南亚地区扩散，目前该地区已经有300万病毒感染者。

　　数字让医疗专家们感到震惊，却对政客和媒体不起任何作用。格雷戈·贝尔曼在他2004年出版的《隐形人民》(The Invisible People)一书中描述说，上世纪整个90年代，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艾滋病预算资金平均为每年1亿美元，而其国内艾滋病防治预算却高达每年100亿美元。

　　仅仅把艾滋病问题限制在卫生防治领域绝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皮奥特不得不考虑政治领导人如何看待艾滋病问题。

　　到新千年到来时，皮奥特终于警醒，政客们关心的不是健康卫生，而是经济和安全，健康话题只是他们办完手里的事还有余钱时才会谈论的。为此，皮奥特改变了策略。

　　他频繁与外交人士、商业领袖和对外政策机构会晤，告诉他们，艾滋病不只是人道主义危机，如果仅仅把它交给穷国的医疗学校、卫生系统和民事机关来处理，它将抵消人类二十年来的一切经济成果，并威胁全球安全。

　　突然，皮奥特发现自己开始有了听众。2000年1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和副总统戈尔把艾滋病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安理会为此举办了第一次关于艾滋病的峰会。2001年，联大召开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为期5天的艾滋病特别会议。在会后做出的20页声明中，以前对艾滋病问题持否认态度的国家此次也公开承认艾滋病是目前世界上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最大挑战，并承诺努力采取合适的措施控制其蔓延。

　　此后，事情有了转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制药者研制了鸡尾酒疗法，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死亡病例已大大降低。虽然这些药物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但发展中国家95%的艾滋病患者依然负担不了，没有机会得到治疗。2002年，局面有了更新的突破。全球50个国家共同创建了全球抗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基金。

　　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将单方实施一个为期5年、150亿美元的防治预算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也与UNAIDS共同发起了一个全球性的治疗艾滋病运动，计划到2005年使300万艾滋病患者可以接受治疗，虽然最终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但两年内接受治疗的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了130万人。

　　没有人否认艾滋病患者迫切需要治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派往非洲执行防治艾滋病计划的加拿大人史蒂芬·莱维斯说：“到2006年，非洲只有不到10%的艾滋病孕妇接受了如何防止将病毒传染给胎儿的教育，只有20%需要药物治疗的人可以得到相应的药物，现在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会议和争论，而是尽快把有效的措施落到实处。

　　然而，当医疗机构和社会活动家大声呼吁引起社会关注艾滋病的同时，他们忽视了一个更大挑战。艾滋病治疗可以拯救生命带来希望，但却不是结束这种疫情的根本途径，尤其是每年有500万人成为新感染者的情况下。

　　国际艾滋疫苗行动主任塞斯·伯克利医生说，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对医药的过度需求会宠坏了人类。疫苗、杀菌剂和其它新技术也许某天会使预防更加容易，但今日的工作一点也不比伊丽莎·恩谷吉发起第一次艾滋病防治运动时乐观。当看到一个艾滋儿童需要治疗时，人们很容易达成道德上的共识，但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信仰却难以改变。

　　不过，皮奥特相信，可行的一致意见终可达成，关键在于找到所有人都赞成的立足点，他以呼吁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要使用安全套为例指出，“愿意去争论安全套和戒欲是否有效的人本身是热爱生命的，如果我们都同意性不应该成为传播死亡的途径，我们就能互相体谅，并阻止传播事情的发生。如果安全套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拯救生命，那么这种功能应该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况。”

　　对目前艾滋病扩散的严峻情况来说，这种态度或许太过温和。但皮奥特认为这一态度来源于实践，而成功的种子也到处都是。乌干达、泰国和巴西防治艾滋病的行动是成功的个案，但东非和中非某些地区的艾滋病传染率确实也在下跌，其中肯尼亚的艾滋病感染率比以前降低了一半。

　　皮奥特说：“事情正在改变，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看到，越来越少的男人和女人们感到无助和羞耻，整个社区伸出手来把他们的命运交还到自己手中掌握，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态度和富国的资源结合起来，我想我们能在未来几年获得更大的进步。”如果这些进步能在马热戈出现，也能在任何地方出现。

　　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称发现首例罕见肺炎和皮肤癌。同年7月，《纽约时报》发表第一篇关于艾滋病案例的报道。

　　1982年反映同性恋与艾滋病关系的词汇GRID开始出现在媒体上。

　　1983年首个为艾滋病患者举行的烛光守夜在纽约举行。

    1984年科学家分离出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将其命名为HIV。右图为发现HIV的专家之一加洛博士。

　　1985年不幸罹患艾滋的男孩赖安·怀特被学校隔离，从此他发起全美反对歧视艾滋患者运动。

　　1986年美国外科医生埃弗雷特将军呼吁加强艾滋病知识宣传及使用避孕套。

　　1987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宣布AZT为首个抗艾滋药物。

　　1988年美国旧金山一抗艾基金会创造出的卡通人物，旨在提醒吸毒者清洁针头。

　　1989年美国著名摄影师Mapplethorpe死于艾滋。当年美国艾滋病案例达到10万起。

　　1990年赖恩·怀特死于艾滋病，年仅18岁。美国人发起抗艾大游行。

　　1991年NBA球员约翰逊宣布HIV检测呈阳性而退役；红丝带开始作为爱滋标识；

　　1992年艾滋病成为美国25至44岁成年人的最大杀手；

　　1993年好莱坞上映《费城故事》，讲述一个艾滋病患者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故事，标志着好莱坞不再逃避社会现实，正式向泛滥美国的艾滋病宣战；

　　1994年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推荐爱滋孕妇服用药物AZT，防止将病毒传染给胎儿；

　　1995年克林顿举办第一届白宫艾滋病大会；美国FDA批准蛋白酶抑制剂为治疗艾滋病药物；美国奥运会跳水运动员格雷格·洛加尼斯承认感染艾滋病毒；

　　1996年美国FDA批准HIV病毒尿检和家庭用检测工具；美国新发现艾滋病病例首次低于往年；

　　1997年世卫组织统计表明全球大概有360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美国艾滋病死亡病例比往年降低40%；

　　1998年第一次大规模人类测试艾滋病疫苗开始；调查发现非裔美国人占美国艾滋病患者的49%；

　　1999年研究者在非洲黑猩猩体内发现艾滋病病毒；

　　2000年第13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南非德班召开，这是该会议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宣布艾滋病威胁人类安全；

　　2001年治药商制造出治疗艾滋病的基因药物；美国艾滋病患者人数达到顶峰70万；全球有3600万艾滋病患者，每天新增16000名感染者；

　　2002年艾滋病成为全球15-59岁年龄段人群的最大杀手；UNAIDS报告指出成年艾滋病患者红女性占了一半；

　　2003年克林顿总统基金促进全球艾滋病药物降价；

　　2004年因为发现大批演员感染艾滋病病毒，美国色情电影业停业60天；

　　2005年美国FDA授权美国之外的制药企业生产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曼德拉宣布儿子死于艾滋病；

　　2006年全球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增加到4000万，死于艾滋病的人数有2500万；美国正式把艾滋病纳入体检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