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已到来的安倍时代，当然不会是对小泉时代的逆转，更多还是继承与延续。不过，安倍内阁“观其言，察其行”时，人们还是期待有一些改变会出现。

　　在小泉时代，日本更多地把视野与精力放在内部改革上。由于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以往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已经难以保证一个富有活力的国家的存在，小泉纯一郎的诸多改革措施，看似半心半意，实则不可不为。

　　至于外交，小泉的着力点始终在美国。过去五年来，他巩固了日美同盟，对美国的“追随外交”，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日本隐蔽地追求自身正常国家化、重建自主性的战略意图，也一览无遗。

　　与其前任相比，安倍晋三显露出来的志向更多的集中在外交方面而非内政。其执政思 维，似乎如那位伟大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所相信的那样———国家的荣耀主要还是靠外交，相形之下，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都不过是实践对外政策的手段。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调整。传统上，日本外交一直有两个轮子：一是对美关系，一是对亚洲关系。这两个轮子中的哪一个，都能决定日本的“美丽”与否。这一点，即便是强烈主张修改宪法、毫不掩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或许可视为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的精神导师），也毫不讳言———他对日本21世纪战略的设计可为例证。

　　日本外交在战后形成的这一传统，在小泉时代发生了改变。在继续重视对美外交的同时，日本的亚洲外交最近一些年间陷入了僵局。这当然与小泉政权在外交战略上的选取失衡有关，而其思想远因仍可归结到日本“亚洲认同”的缺乏。

　　漠视亚洲使日本在亚洲日益孤立，这当然并不符合它自己的长远利益。小泉的做法也因此引起了国内不少的责难，包括中曾根康弘也对小泉进行了公开批驳。

　　而从安倍的有关言论、实际作为及其为竞选而出版的《献给美丽国家》一书中，人们目前感受到的，是安倍内阁在外交上仍将延续小泉时代的做法。亦即以加强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主轴，将日本的“正常国家”诉求往前推进落实到全面“修宪”上。

　　那么，安倍会把亚洲外交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应该说，他表达了要重建亚洲外交特别是改善对中、对韩关系的愿望，但具体有哪些设想、计划和步骤，人们却至今也没有看到。

　　日本与亚洲的剥离，其影响是双向的。对其他亚洲国家来说，日本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国家，一个没有日本积极参与其中的亚洲，谈不上安全、稳定与和谐，非但难有持久的繁荣，还会诱发其他国家对日本长远意图的疑虑，造成彼此间关系的紧张。同样，没有与自身存在密切地缘联系的亚洲国家的支持，日本要想在世界政治中有所作为，或是成为名符其实的有影响力的大国，也是不可能的。

　　安倍执政伊始，无疑，日本与亚洲都处在了一个重要时刻。一个有志于在外交上展现自己的日本与一个追求更大发展的亚洲，需要在相互审视与评估中，做出合理选择。对于前者来说，一味强调自己的感觉与意愿，而无视周边国家的想法与感情，总把自己设想成是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优等生”，是不理智的。而对后者来说，放任日本徘徊在亚洲之外，不创造机会让日本来共同建设一个一体化的、和平的亚洲，不能不说也是看得见的失当。

　　实际上，几十年来亚洲普遍性的发展，以及21世纪初叶这一地区在内部合作上所表现出来的良好势头，已经为日本重新走进亚洲、建立起明确的亚洲认同设置了物质和制度前提。亚洲已经是一个在各个方面经历了较大发展的亚洲。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战略家们尤其需要思考：日本应该如何回归亚洲？亚洲其他国家的战略家们则应该考虑：如何重新将日本“拉回”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