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 1997年2月，一艘名为“第一次仁慈之旅”的船装载着阿联酋援助的食物与药品抵达伊拉克南部港口。联合国的制裁让食物和药品在伊拉克成为紧缺品。
　　
　　朝鲜核试爆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718号制裁决议，朝鲜成为冷战结束以来被安理会制裁的第15个国家。从《联合国宪章》看，制裁是“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主要手段。半个多世纪里，数十个主权国家、组织甚至个人曾经遭遇联合国的制裁。但制裁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人道主义灾难，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成了国际社会一直在探索的重大问题 。
　　
　　制裁手段不常用

　　根据《联合国宪章》，制裁行动的具体措施包括全面经济和贸易制裁以及一些较为具体的措施，如武器禁运、禁止旅行及金融或外交限制等。

　　从联合国通过决议的数量可以看出，安理会并不经常动用制裁的手段。截至1990年8月6日，安理会总共通过了661项决议，而其中制裁决议占了相当小的部分。这主要是因为相关国家往往很难在一个具体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制裁决议很难通过。每一次制裁决议出台的幕后都有着相关国家之间大量的磋商、谈判与妥协。

　　按照规定，所有制裁决议的通过必须经过安理会的批准，而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对任何安理会决议的否决权，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的任何制裁行动均不可能针对五常中的任何一国。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垒，当时所存在的危及和平的行为或者实际的侵略也基本上是美苏及其代理人，因此制裁决议很少获得通过。比如，从1972—1990年，在联合国有关制裁以色列的决议上，美国动用了30多次否决权。从联合国成立到1990年，安理会通过的经济制裁决议只有两例：罗得西亚（1966）和南非（1977）。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采取集体经济制裁的行动日渐增多，在过去十多年中，安理会对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利比亚、海地、利比里亚、卢旺达、索马里、安哥拉的安盟部队、苏丹、塞拉利昂、南斯拉夫联盟（包括科索沃）、阿富汗、厄立特里亚及埃塞俄比亚采取了制裁行动。

　　制裁造成伊拉克人道灾难

　　在所有联合国制裁中，对伊拉克的制裁最为引人注目。自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63个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对伊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对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核查、销毁。这次制裁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长远、后果之严重为联合国制裁史上不多见的案例之一。对伊拉克的全面制裁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它不亚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被人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据1991年联合国特别报告和国际救援主要机构的报告，第一次海湾战争把伊拉克“炸回到前工业时代的国家”。联合国制裁更是延长了伊拉克从“前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康复过程”。

　　英国人约翰·皮尔杰在《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书中写道，由于经受制裁，肥料被禁运，伊拉克的农业大抵崩溃，杀虫剂和动物饲料被认为有“双重用途”也遭到禁运；婴儿食品、儿童服装、卫生巾、灯泡、课本、纸张、铅笔、鞋带等物品也难逃禁运的命运；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制裁委员会还拒绝给予绷带、药签、听诊器等救生物资。

　　制裁最显著的后果是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卫生部的统计数据（经外国机构证实）表明，从1990年8月到1997年8月的7年间，有120万名伊拉克儿童死于与禁运相关的原因。

　　制裁让前南联盟出现超级通货膨胀

　　在伊拉克被联合国全面制裁不到两年，由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新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就遭遇了同样的命运。1992年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57号决议，决定对南联盟实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制裁，以惩罚其派兵支持波黑和克罗地亚境内塞族的武装行动。

　　“原来是挺发达的一个国家，被联合国的制裁搞得那么惨。前南联盟许多家庭都有汽车，可是没有汽油，都趴在路上。为了抢火车座，许多人都从车窗朝里爬。”一位曾经在前南工作多年的中国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前南联盟是一个以进口原材料与半成品为主，加工成品后出口的一个加工型国家，制裁使它不但不可能再获得原材料与半成品，而且失去了自己长期以来建立的出口伙伴，加上设备老化，技术长期得不到发展，因此工业建设基本全部瘫痪。人们仍记忆犹新的是，1993年南联盟出现了世界史上第二位的超级通货膨胀，货币面值不断飙升，10万、20万、100万、200万，甚至到5000亿，而5000亿第纳尔最后只能买几份报纸。

　　当时商店店员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就是，每天上班后需要不断地更换商品的标价签，再到以后人们已经懒得再做任何变动，直接在原来的标价后面增加几个“0”而已。由于电话、取暖等公共设施的价格由国家控制，不能如此迅速地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因此当时持有外币的居民或外交官最为高兴，每天狂打国际长途，即使如此到月底结算电话费时，只需兑换一到两个美元，即可支付一个月的电话费。

　　由于制裁，前南联盟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退步为欧洲最为贫穷国家之一。当地居民曾经戏称：“我们曾经以每个月5美元的收入，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化社会。”制裁导致多瑙河长年封闭，巴尔干各国货物的陆路运输不得不绕道而行，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成本，致使多年之后，在各国的叫苦声中，国际社会不得不对这些国家做某种形式的补偿。

　　制裁正由“愚蠢”变“聪明”

　　根据《联合国宪章》，实施制裁是为了“维持或者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但令人遗憾的是，制裁的效果并不好。例如，实施武器禁运是联合国最为常用的制裁措施，但有研究表明，联合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的武器禁运几乎全部失败。另外，制裁通常针对的是被制裁的政权或者独裁者，但在实际的制裁过程中，承担制裁后果的往往是该国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因此有不少人指责联合国的全面制裁是“愚蠢的”。

　　近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想办法让制裁变得“聪明”——既有效又人道。1999年，联合国先后委托瑞士、德国和瑞典等国牵头进行专门研究。2001年底，瑞典邀请了海内外12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小组，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皮特·瓦伦斯廷教授领导，对“聪明”制裁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于2003年提交了最终研究报告。

　　据瓦伦斯廷介绍，所谓“聪明”制裁，就是把有限的制裁范围和制裁重点放在特定主体上，如统治阶层、官方机构、经济实体或个人。其手段包括：金融制裁、冻结财产、武器禁运、航空管制、旅行限制、外交制裁、特定领域的如石油或钻石贸易制裁等。全面制裁与“聪明”制裁的区别在于：前者并没有过多考虑制裁的负面影响，而后者则时时监测以保证制裁目标没有偏差。相对“聪明”制裁，全面制裁往往打击面过大。另外，“聪明”制裁还特别强调对人道主义危机的评估。最后，瓦伦斯廷指出，不管是“聪明”制裁还是全面制裁，都不应作为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

　　中国反对轻易动用制裁

　　由于制裁对平民的伤害性太大，中国政府一直不主张轻易动用制裁手段。首先，制裁必须以用尽和平解决手段为前提，制裁的实施应有严格标准，尤其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另外，制裁应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对其效果和影响应进行及时和客观的评估。

　　《环球时报》记者从联合国了解到，在这次讨论对朝鲜的制裁中，中国坚持决议既要坚决又要适当。中国在决议草案的磋商中明确排除了任何动武的可能性，把全面军事禁售改为只限重型武器装备，对进出朝鲜货物的检查也增加了前提条件。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在决议的最后增加了好几段关于鼓励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文字，甚至写上安理会将根据朝鲜遵守决议的情况，考虑修改、中止或解除制裁的规定，给解决朝核问题留下了充分的外交斡旋的余地。决议未对朝鲜实施全面制裁，并表示将视朝鲜遵守决议情况调整、暂停和取消对朝制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