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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婴儿"花甲之年聚首 揭露尘封的历史[组图]
2006年11月12日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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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1月4日,年逾花甲的“纳粹婴儿”们在韦尼格罗德第一次公开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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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生命之源”计划旨在挑选一些符合若干种族标准的金发碧眼女性,让她们“生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未来精英”。

    11月4日,是个清凉的周末,惺惺相惜的约40名“纳粹婴儿”在德国小城韦尼格罗德首次公开聚会,
讲述自己的故事,向世人揭露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德国东部安静的小城韦尼格罗德坐落在哈茨山脉,这里曾有一座生产“纳粹婴儿”的“家园”。那所充当“家园”的大房子在1999年之前是一所妇产医院,已经废弃多年,现在仍然像个沧桑的老人那样伫立着,接纳着前来聚会的“纳粹婴儿”,分享着他们内心的激动和苦涩。

  被称为“纳粹婴儿”的他们是二战时期纳粹秘密计划的受害者,是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净化、制造“雅利安精英”的“生命之源”计划产物,许多人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遭受许多创伤。

  “纳粹婴儿”们4年前才开始首次私下聚会,去年正式成立了“生命痕迹”组织。约60名组织成员中,大部分都是“纳粹婴儿”。11月4日的公开聚会就是“生命痕迹”举办的。“生命痕迹”举办这次公开聚会,旨在鼓励“纳粹婴儿”正视历史、讲述自己的故事、互相鼓励支持,并分享寻找亲人的经验。

  此次聚会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纳粹的“生命之源”计划是多么荒唐,约40名勇敢站出来的“纳粹婴儿”与其他的“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男人们有的留着栗色的胡子,有的头顶已经秃了,女人们有的戴着眼镜,但大多头发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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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关特曼·韦伯,63岁,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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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吉塞拉·海德瑞克,63岁,退休临床医生。

  韦伯:“我的教父是希姆莱!”

  对于关特曼·韦伯来讲,去韦尼格罗德参加这次特殊的聚会的行程显得是那样的漫长、崎岖,甚至还有些“罪恶感”。

  63岁的韦伯先生在4年前才发现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的父亲并不像母亲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二战阵亡老兵,而是一名纳粹党卫队的显要人物,是个要对无数人的惨死负责的刽子手。更确切地说,韦伯是一个“纳粹婴儿”,是当年德国纳粹为实现人种净化、制造“雅利安超人”秘密计划的产物。

  韦伯先生是柏林的一名退休教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探寻自己的“根”,最开始的线索来自家族成员支离破碎的讲述,然后是借助历史学家们的力量。最后,他很不情愿地发现:自己的教父正是“生命之源”的始作俑者、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

  韦伯说:“我一直怀疑我的母亲在隐瞒什么。她告诉我父亲是德国空军的司机,他们在1938年结婚。后来他死在克罗地亚,她不愿谈及他是因为太伤心了。但是,既没有档案也没有照片。”在他58岁的时候,他隐约从继父那里听来只言片语,得知自己竟然是“纳粹婴儿”。他的疑惑是那样深,以至于每次翻开历史书,都会下意识地想,“照片中没准有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我得知我的生父是个战犯,他使我母亲怀孕的时候已经结婚,并且有3个孩子。母亲一定是看上了他纳粹高官的身份。”“我的身世让我自尊心受到伤害,我感到孤独和人生无常,但当我得知还有很多人与我的命运一样的时候,我感到巨大的安慰。”韦伯的生父1949年时被波兰法庭判处死刑,后来他逃到了南美。“我的生父去了阿根廷,1970年客死异乡。他死得很平静。葬礼上他昔日的‘战友’围在他的墓地前,高举着右臂,就像二战时期敬礼那样。”韦伯说着,声音里面充满了愤怒和伤感,“一个种族主义者永远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同来的“纳粹婴儿”们都已两鬓斑白,他们一边听着一边同情地点点头,有人则表露出一丝惊愕。他们每个人的身世中都充满了荒谬,那是由“谎言”和“寻觅真相”编织在一起的探究历程,那是被历史打上了黑色烙印的个人故事,那是曾经被压抑着的知情者的沉默。

  海德瑞克:儿时被谎言包围

  在通往韦尼格罗德“家园”的路上,海德瑞克叙述着自己内心的混乱和痛苦。

  当谈到自己小时候被谎言包围的时候,她眼睛里燃烧着异样的光彩。

  “‘生命之源’是同大屠杀相反的又一个实例,就是不择手段地制造雅利安人。”现年63岁的吉塞拉·海德瑞克说。她来自巴伐利亚,是一名临床医生。

  63岁的吉塞拉·海德瑞克是个高个子女人,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和明亮的蓝色眼睛,而不是像其他“纳粹婴儿”一样两鬓斑白。她风趣地对大家说:“我是个例外。”海德瑞克女士出生在奥斯陆的一个“生命之源”家园,父母都是德国人。她的母亲选择了在奥斯陆生产,是为了离老家巴伐利亚越远越好。

  海德瑞克上世纪50年代得知自己的生父是个已婚纳粹党卫队高官,母亲是纳粹机构的秘书。小时候,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母是“阿姨”。

  “大约在4岁的时候,我听到舅舅骂我是‘党卫队的私生子’,就在那一刻,我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打击。后来,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偶然得知生父还活着,我像其他‘纳粹婴儿’一样忍受着煎熬,我们要从一团乱麻中慢慢理出头绪,分清哪些是谎言,哪些是事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确认自己是谁。”

  后来,当她在杂志、电视上看到“党卫队妓女”、“纳粹婴儿”等报道的时候,开始对自己的身世感兴趣。

  “这是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并不是一个冷酷、不正经的妓女,是她养育了我。”海德瑞克说,“对于我们的母亲来讲,说出真相是件可怕的事。负罪感、羞耻感,以及战后来自政府的压力,铸成了一道谎言的城墙。何况她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发誓‘忠诚于纳粹主义’,她们宁愿死也不愿说出真相。”海德瑞克对母亲当年对纳粹的“效忠”感到困惑,她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但却是一个可恶的母亲。”

  费雷舍:“我们是她们的耻辱”

  在挪威有一个名为“挪威生命之源战争儿童联盟”的组织。该组织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占领期间出生、父亲是德国人的人群,这一人群往往遭到政府不公正对待而要求政府进行赔偿,该组织会为他们提供援助。

  杰尔德·费雷舍是这一联盟的财务部出纳。她的母亲1941年和一名德国士兵坠入爱河,一年后便在一个“生命之源”家园生下了费雷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随部队撤出了挪威,尽管她的童年并未因为父亲的离去而变得悲惨无比,但是随着她逐渐长大,她开始愈加感受到别人对她的厌恶和憎恨。

  她7岁那年进入学校,从那时起她开始明白挪威社会是如此痛恨德国人以及任何与德国人有关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我第一次被人骂作‘德国妓女’,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费雷舍愤愤不平地说道,“我的母亲曾经和我谈论过我的父亲,但其他母亲甚至从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我们是她们的耻辱”。

  这些孩子的成长受到了太多的歧视,他们成人之后要求政府对他们在战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赔偿。挪威政府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赔偿要求,但已经做出让步并支付了一小笔补偿费。

  汉森:22岁才离开“地狱”

  在这一组织中,还有一个同样遭遇不幸的名叫保尔·汉森的人,他幼年时遭到母亲遗弃,后来曾在“生命之源”家园呆过3年。因为他的德国血统,他被送到一个为“生命之源”出生的孩子设立的寄养中心。

  随后,挪威社会事务部将他划为智力发展缓慢的病人,并将他送到一所精神病院关押。在那里,他经常被看守毒打,并且被迫听精神病患者的刺耳尖叫。直到22岁,他才得以离开那个“地狱”。

  63岁的汉森眼含泪水,他告诉大家自己同母亲和姐姐天各一方,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相见了。

  和许多“纳粹婴儿”一样,汉森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总感觉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他说,那是一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纳粹婴儿”们的生命中难以承受20世纪的历史之重,他们的内心通常远离社会。

  斯科尔默也是特地从挪威赶来的,她告诉大家,小时候被称为“纳粹婴儿”的时候深感耻辱。长大后,她几经周折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但是母女之间似乎隔着一道冰冷的墙。“她只是轻轻地碰了碰我的鼻尖,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海尼克:被强行带回德国

  以1940年为例,纳粹占领德国周边一些国家后,鼓励士兵在当地寻找雅利安血统的妇女,并在这些国家建立10所特殊产房。两年后,即1942年,纳粹开始在这些国家仔细挑选具有雅利安人特征、金发碧眼的儿童,并把他们强行带回德国,接受纳粹教育,使之“德国化”。

  弗尔克·海尼克现年66岁,是纳粹1940年强行带到德国的“希特勒婴儿”之一。

  当时只有两岁的海尼克因为具有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的特征,被纳粹从乌克兰送到德国莱比锡,由一对富人夫妇养大。他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的身份,这一事实困扰他大半生,只是记得自己的原名是亚利克桑德·利特鲁。

  尽管和其他一些“希特勒婴儿”相比,海尼克的生活还算不错,但他说:“我心中总有遗憾。那是一种没有父母,没有根的感觉。”海尼克一直生活在德国东部,从去年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亲人。他去过乌克兰儿时生活过的地方,“虽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就是从那里被带走的,但是奇怪的是,那里让我觉得非常熟悉。我走访了几处曾经发生了绑架事件的家庭,但是一无所获。我还要继续找下去。”听到这里,一名坐在他身旁的“纳粹婴儿”握住了他的手,动情地说:“我知道你的感受,我也一样。我知道自己还有兄弟姐妹,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郭戈斯:“很幸运,我有个健谈的母亲”

  前来聚会的人当中,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困惑。64岁的鲁斯里德·郭戈斯出生在韦尼格罗德,是一名退休医生。她在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告诉了她真相。

  郭戈斯女士同生父接触过多次,他是一个化学工厂的管理者,有着自己的家庭。

  她的母亲有一本自己在韦尼格罗德时期的相册,她常拿出来,向她讲述自己当年在那里的生活,似乎那里有着田园诗一样的魅力。

  不过,郭戈斯的母亲对女儿的命名仪式至今耿耿于怀。当时,“纳粹婴儿”出生后需要举行一个命名仪式,孩子的上方放上一把党卫队的短剑,母亲则要宣誓对纳粹主义效忠。

  “我很幸运,自己有个健谈的母亲。”郭戈斯说。

  当她翻阅母亲那本老相册的时候,她戴上了花镜,凝视上面的照片,自嘲地微笑着说:“我的眼睛一点也不完美,同其他人一样,我患他们常患的病,也有同他们一样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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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这张摄于1943年的照片上,纳粹党卫队成员顺访“生命之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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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希特勒和情妇爱娃与德国孩子在一起。

“纳粹婴儿”反思历史

  希特勒坚信日耳曼人一定会统治整个世界,但纳粹精心炮制出来的“纳粹儿童”却在情感上很受伤。

  母亲的沉默、私生子的污点、与纳粹的联系使“纳粹婴儿”们一直对自己的身世闭口不谈。除遭到社会歧视与遗忘外,许多“希特勒婴儿”从小接受纳粹教条“洗脑”,因而受教育程度不高、情感不健全。并且由于被迫与亲生父母分离,他们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不但很少得到家庭的温暖,与自己的养父母也颇为疏远。

  彼得·纳曼恩是“生命痕迹”组织的主席,他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是最近才站出来讲话的,我们大多到了退休的年龄,这也是回顾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的年龄。”海德瑞克是第一个出书讲述自己“纳粹婴儿”经历的人,她表示这个“险恶的”计划在当今世界仍然有着它的警世意义。有的人仍然自认为有遗传学上的优势。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可能性,纳粹时代的邪恶并不一定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人们通过现在的手段继续设计金发碧眼的孩子,我们又怎能仅仅指责希特勒呢?”海德瑞克表示,有必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故事。“如今孩子们知道很多历史事实,他们的历史知识很丰富,但他们对历史缺乏情感上的联系,”她说:“‘希特勒婴儿’的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是关于母亲、父亲和孩子的故事。这能帮助学生们把历史和自己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历史。”组织成员维奥莱特·瓦伦博恩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鼓起勇气公开身份,讲述我们的故事。”

  纳粹“优生学”

  在德国,因“生命之源”计划出生的“纳粹婴儿”大约有8000万,在挪威有1.2万。

  纳粹在德国和奥地利建立了14个“生命之源”家园,在挪威建立了9个,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卢森堡也建立了类似的“家园”。

  在“生命之源”家园中出生的有缺陷的新生儿通常被实施安乐死。

  纳粹经常在其他欧洲国家绑架具有雅利安人特征、金发碧眼的儿童,数量达到25万。

  “纳粹婴儿”寻根难

  “生命之源”计划出自于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之手,他深得希特勒的信任,29岁参与建立党卫军并充任党卫军首脑,36岁总揽法西斯特务组织,权力一度仅次于希特勒。

  纳粹从1935年开始秘密实施“生命之源”计划。在希姆莱授意下,从这一年开始,那些所谓的党卫军精英便选择与金发碧眼的妇女发生性关系,为“元首”创造优秀人种,目的是防止未来世界被纳粹所称的“劣等民族”主宰。

  “纳粹婴儿”的“家园”

  根据“生命之源”计划,纳粹建立了一些“生命之源”家园,一些符合若干种族标准的金发碧眼女性可以在此“生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未来精英”。1937年,该计划第一家“家园”在巴伐利亚建成。

  二战爆发后,随着德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获胜,这些基地开始在被占领国领土上推广。

  直到最近的20年,一些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生命之源”档案,他们披露出惊人的内幕:原来“生命之源”家园是纳粹的妓院,里面纯种的金发女子们是用来同党卫队员风流产子的。

  在“家园”生产的女子大多数未婚,她们不但可以秘密生孩子,还能接受被纳粹雇用的医生和护士的周到服务。在这里出生的大多数孩子也都会得到精心的照顾,但那些有“瑕疵”的孩子结局则是非常悲惨的,他们通常被带到安乐死诊室进行处理,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注射毒药。

  条件精良的“家园”对于那些犹太人、残疾人、遗传病患者,或其他任何与不受欢迎因素有联系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拒之门外。

  由于“家园”里条件优越,一些纳粹高级官员的妻子也会选择在这里进行分娩,以此标榜她们血统的纯洁。

  “纳粹婴儿”父母是谁?

  被“生命之源”计划选中的妇女,60%是未婚女子,她们必须有雅利安人的特征:金发碧眼,并且身体健康。“生命之源”产房也并非毫无选择地接收每个孕妇。在这里,女人可以不必提供结婚证明,但她和孩子的父亲必须提供相关文件,证明他们是雅利安人并且身体健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种纯洁度”,她们甚至需要证明自己祖父母的血统。她们还要宣誓对纳粹主义效忠,当然,在待产的时候,她们就一直在被洗脑。

  很多“纳粹婴儿”的生父都是德国党卫队的已婚官员。

  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鼓励手下的人背叛婚姻,和纯种的雅利安妇女生下私生子,以此作为繁衍德意志优等民族的手段。“纳粹婴儿”人数成谜

  据称,1936年至1945年间,在“家园”中大约出生了6000至8000名孩子。但“生命之源”计划到底炮制出来多少孩子目前并没有确切数据。

  在德国,“生命之源”家园里出生的孩子大多被记录在其特别档案中,但这些文件很大一部分都在战争快要结束时被烧毁,具体人数现在几乎已经无从考证了,这也使得为数众多的“纳粹婴儿”一生面对不知自己身世的尴尬。

  由于计划是秘密的,许多“纳粹婴儿”一直蒙在鼓里,对于自己出生的细节和生父的身份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即便有出生证明,上面也没有标明父亲是谁,更有很多人,现在依然没有了解到真相。

  他们的母亲,即使还活着,也并不太愿意谈论生命中的那段时光。许多人都不愿意被看成在那段历史中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作家多尔迪·克斯特女士曾写过一本详细讲述“生命之源”的书,她说:“与挪威或是其他国家‘纳粹婴儿’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别国许多孩子的父亲仅仅是德国士兵。而在德国,很多孩子的父亲是党卫成员,是战犯,因此他们在德国本土有着更强的负罪感。”

  挪威成重灾区

  那些出生在德国境外的“纳粹婴儿”,命运要灰暗得多。

  比如在德国占领的挪威,纳粹同样建立了“生命之源”家园。由于挪威人非常接近纳粹雅利安人种的标准,都是金发碧眼,因此希姆莱大力鼓励德国人和挪威人“生产”孩子。挪威也成为纳粹实施该计划的核心地区之一。

  根据挪威当局的资料,德国占领挪威期间,在那里留下了大约1.2万名孩子,他们的父亲绝大多数是当时驻扎在挪威的德国士兵,母亲是当地人,其中有约8000人生于设立在挪威的“生命之源”家园。

  当时,挪威有300万人口,但却有40万德军驻扎在那里。德国人和挪威人结合的例子非常多,即便在德军撤离之后,“生命之源”家园也还存活了一段时间。

  他国孩子被绑架

  希姆莱为了实现所谓“光大德意志优等民族”这一极其荒谬的目标,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以生孩子的多寡为标准来提拔党卫军成员。

  纳粹用激励机制鼓励德国妇女生孩子,当时如果一个母亲有3个甚至更多10岁以下的小孩,将会获得“荣誉证书”,可以在租房子、买东西的时候得到折扣。纳粹还颁发“母亲奖章”:生4个是铜奖、6个是银奖、8个是金奖。

  纳粹甚至还嫌十月怀胎批量生产“雅利安婴儿”速度太慢,于是干脆直接绑架其他国家具有雅利安血统和相貌特点的金发儿童,将他们送到德国给人抚养,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德国的“铁军”。

  二战期间,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至少有25万儿童被纳粹分子绑架,送给德国家庭收养。由于战争后期德国资源缺乏,许多被绑架儿童都因营养不良而死去。

  在耻辱中保持沉默

  克斯特女士说:“孩子们就是这样出生的:他们是男女双方恋爱的产物,或是一夜情的结果。在那时,堕胎在德国是非法的,但是,孩子生下来后,很多妇女不愿意抚养他们。”在当时的德国,女性未婚先孕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她们要承受非常大的社会压力。“生命之源”家园正是为这些妇女提供了一个秘密分娩的场所。

  很多孩子被党卫队的家庭收养,有些则是由他们的母亲抚养长大,她们在战后经受着“战败国公民”、“风尘女子”和“未婚母亲”的几重煎熬。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们不得不保持沉默,有人患上了精神疾病,有人酗酒成性。母亲们通常欺骗孩子们说,他们的父亲在战争中战死了。而当疑惑的孩子们渐渐揭开身世之秘的时候,他们感到了刻骨铭心的耻辱和伤害。

  “许多‘纳粹婴儿’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自己身上隐藏着一个秘密,”克斯特说,“他们迁怒于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要么被遗弃了,要么被欺骗了,他们感到耻辱。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感到自豪,认为自己是‘精英’。”


选稿:谢婧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经 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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