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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已成為一種高消費

沉重的20%

當大學學費漲到1000元的時候,我國的大學貧困生比例已經占到25%,作家何建明為此而寫出一部震撼國人的長篇報告文學––《落淚是金》。然而,就是在許多學生上小學還得靠“希望工程”、上大學依然是“落淚是金”的時候,今年的大學學費又在去年的基礎上猛漲20%,達到每年4200–6000元,有些藝術院校的學費甚至高達9000元。

學費是4200–6000元,生活費、住宿費、教材費、軍訓費、上機費、實驗費 這費那費加起來差不多又是4000元–6000元,這意味著供養一個大學生,一年就得一萬元!

而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僅為5854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僅為2210元。大學學費差不多相當於城鎮居民收入的80%、農村居民收入的200%,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承受能力。

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SSIC)針對今年的大學學費上漲問題,在北京、天津、廣州對1000位家長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58%的家長表示“收費標準不合理,難以接受。”這還是在北京、天津。廣州三個沿海經濟發達城市的調查結果,如果是在包括農村、包括西部在內的全國範圍內進行調查,那麼,表示“收費標準不合理,難以接受”的家長恐怕不止58%,而可能是85%。

港一家資助機構在1998年6月以“高等教育價格與需求彈性評估”為題,對他們資助的大陸9所高校1萬名大學生進行的調查顯示:每當學費增加10%,就會有大約11%的學生因交不起學費而準備輟學。第一學期,家長可以砸鍋賣鐵,那麼,第二學期呢?第三學期呢?現在許多農民連為孩子上鄉村小學的學費都交不起,以至於出現“失學兒童”,那麼,以後會不會出現“失學大學生”呢?會不會把“希望工程”延伸到大學校園呢?

教育真的能刺激消費嗎?

為刺激消費、拉動市場,一些經濟學家整天忙著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先是“住宅消費”,結果沒刺激起什麼來;緊接著又是“私家車消費”,結果也沒刺激起什麼來,於是又想到了“教育消費”。

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父母,隻要孩子有受教育的機會和可能性,都會即時投資”。他算了這樣一筆帳:全國老百姓在銀行的儲蓄已經超過5萬億元,而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人們準備花在教育上的占10%(高於準備買房的7%),所以,即使有一半人兌現了他們的打算,全國居民潛在的教育支出,每年就是2500億元。

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又指出:“若中國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學生一律實行全額自費,學費每年1萬元,其它費用4000–5000元,則高校每年可多收學費200億。其在校其它消費還有約40億。再考慮到這筆錢帶動的間接消費,這240億將可以拉動近1000億元左右的最終消費。”

然而,據財政部一位官員在解釋開征利息稅政策時透露:我國居民的銀行存大約有6萬億,其中66%的存款是掌握在10%的人手裡。6萬億隻是一個總量,但分布很不均衡。比如胡長清可能會有500多萬,成克傑可能會有4000多萬,而全國8億農民的存款有加起來纔1萬億。

退一步講,即使老百姓把存款全部拿出來投資教育,就真的能刺激消費嗎?一個簡單的道理是:我戶頭上的存款是一個相對固定的數字,如果為孩子投資了“教育消費”,那麼,家裡的“住宅消費”、“私家車消費”以及“假日消費”恐怕就暫時不敢考慮了。另外,我每個月的可支配收入也是一個相對固定的數字,當兒子在北京某大學“刺激消費”時,我在山東老家這邊就得勒緊褲帶,節衣縮食,把生活維持在“最低消費”水平上。這樣,在單位時間內,隻不過是主要消費領域發生了轉移––從“住宅消費”轉移到“教育消費”。主要消費地區發生了轉移––從山東轉移到北京,主要消費者發生了轉移––從老子轉移到兒子,而我們這個家庭投入全國市場的宏觀“最終消費”轉來轉去還是那點錢,怎麼能靠我去“拉動市場”呢?

增加學費還是精筒機構

有關專家也許會說:你們要轉變觀念嘛!交不起學費,可以到銀行貸款嘛! 不過,在申請助學貨款之前,我們很想明白一個問題:在師資水平、教學質量、教學設備、住宿條件並沒有相應的提高的情況下,學費為什麼提高這麼多?

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高校教職工共有103萬人,其中,行政後勤人員占60%,所以社會上有這樣一般廣為流傳的順口溜:“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也就是說,龐大的行政機構已成為消耗高校教育經費的沉重負擔。 估且不論把行政機構造成的教育成本上升轉嫁到學費裡是否合理,但高校走向市場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收費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改革的問題。

高等院校是計劃經濟體制最後一個堡壘,通過精減行政機構來降低教育成本,也許是降低學費的一種現實選擇。

個人效益與公共效益

自從大學學費“漲”聲響起來,一些學者專家紛紛搬來美國的“約翰•斯通教育成本分擔理論”說:誰上大學誰受益,當然應該分擔教育成本。 然而,他們在“與國際接軌”的時候,可能還沒來得及閱讀美國智囊機構蘭德公司發布的1999年教育研究報告。該報告的研究結論是:教育的公共效益遠遠超過了個人效益,教育平等能夠給政府創造巨額的財政收入,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包括:降低失業率、犯罪率,提高就業率、社會勞動生產率,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減少失業救濟、政府福利開支,同時因個人收入提高而增加國家稅收

2000年2月16日,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會均等全國委員會”舉行的一次宴會上,克林頓發表演說:“美國黑人婦女失業率創40年來最低紀錄,貧困人口比例也是20年來的最低點,如果沒有教育提供的均等機會,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對此我感到特別特別的自豪。”

在美國政府2001年度預算報告裡,又提出多項增加教育投資的政策,比如:增加2。23億美元政府財政開支,幫助全國4。4萬名14–21歲的貧困人口接受教育;政府列支3。25億美元,資助140萬名學生;TRIO項目增加7。25億美元,資助7。6萬名大學生;在未來10年內,通過減少300億美元的家庭納稅額度,以增強百萬家庭支付子女大學費用的能力。

事實上,自從1999年以來,我國每年都在教育方面增加30多億元投資。但中國承擔著世界總教育人口的25%,這30億元絕大部分是用來補貼基礎教育的,分到高校不到1%。

我們的國家沒那麼多錢,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在教育上投入太多的錢。不過,我們的人民也不像我們的經濟學家所想像的那樣富有啊! 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魏新提出:“如果在制定高等學校收費政策時,沒有充分考慮我國居民的承受能力,沒有有效的幫貧助困措施,由此產生的高等教育機會競爭的不公平將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帶動經濟增長的目的也難以實現”。

高等學院畢竟不是高爾夫俱樂部,學費就不應該像會員費那麼貴!

(新華網 馬其諾 選稿 吳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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