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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考一分都是浪費" 走近"新主流"青年
2001年10月6日 11:39

中國青年報10月6日報道: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自在、時尚,他人的看法不會是束縛他們的繩索,他們按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他們很“IN”(時尚)。和以往的年輕人相比,他們身上似乎又多了些與傳統理念相抗衡的東西。他們說:“我們引領的是時代的主潮,我們纔是這個時代的主流青年。”

多考一分都是浪費

“60分足夠了,70分對我來說是奢侈”,武漢大學’98新聞的謝學軍一臉坦然地對筆者說,“考試隻是檢驗一個學生對書本知識掌握程度的手段,而不是斷定一個人能力的尺度,學生最重要的在於培養動手能力、社交能力、創新能力等綜合素質。書本知識為實際能力作了一個積累,但決不能代替實際能力,所以對書本知識的考察,60分就夠了,我重視的是在實踐中培養自己的個人能力。”雖然自己是應試教育的幸運兒,但在謝學軍的話中,我們感到了他對應試教育的不滿和憂慮。

同樣是“60分萬歲”,我們還聽到了不同的解釋。在北京一些著名高校的院繫中,有的教授治學嚴謹,有時在考試中,一個班的最高成績也隻有80來分。“及格萬歲,是我們知足長樂,安慰自己的方式,現在的學習壓力這麼大,如果不想開一點,以後就沒法面對社會競爭了。我發現我拼命學也隻有這麼多分,我隨便學學,有時也可以拿到這麼多分,既然付出全部的精力和付出一部分的精力得到的結果都一樣,我還不如把這些時間拿出來干自己喜歡的事,給自己一個多樣發展的空間。”一位同學說起來時,似乎頗有些無奈。

“60分萬歲”的口號早在80年代就有人喊出,一位已經在一家軟件公司工作的先生坦言:其實,那時的年輕人在實際中照樣刻苦學習,力爭拿高分,隻是在沒拿到高分時,纔“阿Q”式地這樣說。“大學生在80年代時是國家計劃內分配,畢業時成績的好壞顯得不是特別重要,反正國家總會給你安排個地方,而且單位也必須接受你,所以當時不是很重分數,弄個及格就能拿到畢業證,也會有個工作,何必那麼拼命,分分必爭。”現從事教師工作的一位老師對筆者說。

首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院教育繫主任王建平說:“這是一個怎樣評價分值含金量的問題。社會評價和選纔的標準在變化,以成績論英雄的年代已經過去,例如,現在的用人單位往往在招聘時強調要有實際工作經驗,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生就會想,實際能力究竟是在怎樣一種基礎上的提高,與其死啃書本,不如多參加一些社會實踐,而且更實用。大學由此隻是他們頭上的光環,他們沒有意識到大學四年的積累是他們日後發展的深厚底蘊,而隻考慮到眼前的利益。”

隻與能給我帶來經濟利益的人做朋友

筆者在采訪中發現,在迅速變化和發展的時代面前,年輕人的交際內涵正不斷拓展和豐富,一些傳統的交際格局漸趨退化,代之而起的是更具有時代特征、更表現個性的嶄新的交際趨向。

也許市場經濟環境孕育著當今青年男女的經濟意識,他們的交際活動也圍繞著經濟利益而展開。在這種交際關繫框架下,不少年輕人無論是面對諳熟的友人,或是新結識的朋友,似乎都在尋找著“商機”,拓寬能給彼此帶來經濟合作的可能性。在這些人看來,現代人的交際應該是務實的,也應該有經濟頭腦,尋求能讓雙方帶來收益的經濟生活途徑。

王勇是一位經濟意識頗濃的青年,他的交往原則很鮮明,即以經濟生活為中心。在此主題下,他與身邊新老朋友的交往活動,多與經濟利益有關。“我的朋友絕大部分都是在生意場認識的,我曾利用業餘時間搞過房地產信息傳遞、廣告生意的中介,以及風風火火的營銷,這些都是與朋友們合作的成果。人際關繫摻合著一種經濟利益並非不好,因為在現今環境下,總得要做些與利益相關的事。即使我和朋友在交際中不做這些事,我們也會常說些與經濟相關的話題。至於人品、性格,我都不考慮,我重視的是他的職業和身份給我帶來的利益。”

這種朋友也能算得上朋友嗎?老一輩的人們覺得這種交友方式不可思議,朋友是自己的鏡子,朋友是能互相促進,互相幫助的人,在最緊要的關頭可以在自己身邊幫助你的人。可是這樣的朋友,在你困難的時候,可以指望嗎?“年輕人的這種思想帶有濃重的功利色彩,朋友是建立在真誠基礎上相互幫助、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一種信義關繫,而不能是純粹的赤裸裸的經濟利益關繫,這樣的友誼不會長久,這樣的擇友標準也不為社會所認同。”王建平對新主流青年的擇友標準存有異議。

我為自己的興趣打工

就在政府和有關方面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趨難頗感憂慮時,不少年輕人早早就遞上了一張“不就業申請表”,為自己選擇了另一條道路。據了解,這些對就業說“不”的畢業生約占應屆畢業生人數的2%。

畢業的時候,郭亮沒進單位,按照戶籍管理規定,他被打回了街道。帶著戶口簿去街道辦“打回”手續,民警捧著他的碩士學位證書愛不釋手,遲遲不願在他的戶籍材料裡寫下“待業”兩個字。民警一臉惋惜,郭亮卻仿佛終於獲釋,掩飾不住心中歡喜,因為待業的日子他已等了很久。郭亮現在的身份是自由股民,在很多旁人看來,他走的不是正途。郭亮的邏輯是這樣的:“我之所以學計算機,是因為我喜歡,我還有其他愛好,還有其他能力,為此我還想做其他事情。至於為什麼要做股民,那是我其中的一個興趣,對我而言,炒股是個相對公平的數學遊戲,在遊戲中,金錢是獎品,比的是心智,不涉及我不擅長的人際關繫。”對於正途他還有這樣的看法:“它是條陽關大道,但和整個世界相比,一條路總是太窄,而且太多人爭著往裡擠,對此我並不喜歡。”

身為人師,並已為人父母的王建平教授談到這點時似乎有些激動:“這怎麼成?學習就是為了找一個好工作,否則學習干什麼?父母辛辛苦苦把你培養大,就是讓你能在受了良好的教育後能找到個穩定的工作,有條件開始獨立生活,孩子也應為父母多想一點,光圖自個好玩、開心,去干那些風險大、沒有任何保障的事,讓家人操心,又沒什麼收獲,能正正正經經做點事,為什麼不?如果真喜歡炒股業餘時間不也可以干嗎,為什麼以這個為職業呢?”

王建平教授同時認為,對畢業不就業一族應一分為二地看待:“現在的大學生在選擇上更個性化,更理想化,浪漫化,他們自由地為自己的人生設計方向,但在這個選擇過程中過多地考慮自己的權利,而沒考慮自己能為社會做點什麼,對傳統文化中責任感的背棄或丟棄是產生他們這種選擇的深層次的原因。當然,我們也不能說,炒股、辦樂隊就沒有為社會做貢獻、在社會多樣化的背景下,個人實現價值的標準也在變更,體現自身價值的方式也呈多樣化。”

專家眼中的“新主流”青年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傑英抱著極大的理解和寬容看待“新主流青年”,比如他認為“新60分萬歲”現像很大原因是,“由於我們的教材更新速度太慢,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每五年更新一次,學生從課本中學到的知識和實際脫節,這使他們不願意為那些陳舊的知識費工夫,他們更願意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和社會接觸緊跟社會發展,這種取舍是明智、合理的。”但他同時指出年輕人也應力爭找到個人興趣和社會需要的結合點來更有效地回報社會。

郗傑英認為,這些年輕人成長於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務實求實是他們的特征,這個特征也正是社會進步所不可缺少的,也許有些時候他們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選擇方式帶有太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但我們不能苛求他們都是一個模式,時代變化了,我們當然沒必要拿舊時的標準衡量和評價他們、更不要指責他們,我們該做的是在充分理解和包容下引導他們。至於他們所特有的缺少責任感、以自我為中心,欠缺成熟和理性,這些都可以在時間的流逝中,經過個人經驗的積累、個人的體驗達到自我修正、自我完善。

“新主流青年是優秀的、可愛的。他們敏銳、獨立、真實,富有創新精神和求實精神,這是時代所賦予他們的,也是時代所需要的,他們應該為我們的時代所信賴,也應該被更多的人接納。”郗傑英滿懷信心地對筆者說。

選稿:遊海洋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遊愛蓮 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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