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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個臺灣女人,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從俄羅斯到南非,從以色列到菲律賓,全走遍了;以為這世界上能讓我真正驚訝的事情大概已經沒有了,直到我認識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開始閱讀大陸文學的時候,印像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難、十年浩劫什麼的,而是:咦,怎麼小說裡下廚燒飯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書架,隨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倆要請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廚房忙活。”

這周敏可是個男人。“因為臨時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處旅館租借了三個碗、十個盤子、五個小碟、一副蒸籠、一口砂鍋。”周敏緊接著開始剖魚,他的女人就試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妝打扮。這樣的情節在臺灣的小說裡可難找到,臺灣作者要編都編不出來。

社會主義教出來的男人還真解放,我記得自己暗暗驚嘆。

在海外見到的大陸女人,說得誇張些,個個抬頭挺胸、驍勇善辯,沒有人認為應該犧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業。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諺語,“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溫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陸女人身上;她們昂首闊步地走在前頭,不在男人的陰影中。相形之下,臺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德”的痕跡: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儀態舉止上仍講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業一不小心太順利時,還覺得對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還沒有投票權。德國的女人,婚前也許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發現幼兒園、小學、中學都隻上半天課,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潔婦、廚師、司機兼園丁,而這些工作又全是無給職,她變成一個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費的配偶。德國女人是歐洲有名的賢妻良母,為丈夫子女犧牲自己的事業不僅不被當作美德,簡直就是女人應盡的義務。走過德國的小村鎮,你可以看見一戶一戶的女人在曬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家來誇獎。

所以我對大陸男女關繫的平等是有心理準備的,隻是沒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還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隻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麼,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走進安徒生的家鄉,你會聽見人們竊竊私語小美人魚如何受父權壓抑,不讓她追求愛情。走進格林兄弟的小鎮,你會聽見人們如何議論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後母。走進李昂的“殺夫”小村,你會聽見人們耳語婦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強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話或寫實,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兒童和婦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兒童被虐史,《列女傳》是一部婦女自虐記。但是在20世紀末的中國上海,你說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趕了出去,在黃浦江邊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單位發的,所以女人指著門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頭有了情人,妻子便讓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來來回回地拖,直到他一隻手脫了臼;沒關繫,裝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發現他的寫字桌、書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門外,像丟垃圾一樣。某人想離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著手腕威脅自殺,男人遂不敢再提離婚,但女人從此每晚強迫男人向她求愛

“男人––”我小心翼翼、結結巴巴地問,“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強迫嗎?”

我並沒有那麼無知,可是我們是在談上海男人,情況也許特殊些。

“怎麼不可以?”親戚輕蔑地白我一眼,繼續說,“小張每天都像死人一樣去上班,再也沒力氣要離婚。他老婆還揍他呢!”

哦!那麼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國外的報上曾經讀到一份聯合國發出的文件,說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毆打的情況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護男人組織,拯救被虐男人。在歐洲,瑞典的男女平權被認為是最進步的,可是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爭?我來不及深究,因為眼前這個上海男人正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怎麼怕老婆。

我愛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說起來眉開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講講講,講你怎麼上廁所。他就說,老婆愛干淨,不準他用身體去踫馬桶,所以他總是雙腳蹬到馬桶邊緣去辦事的。有一次,一個打掃廁所的老太婆,從外頭往下看,哎呀,他腳不見了,就一面叫罵,一面用拖把打門;他不為所動,老婆的命令,不下來就是不下來。

和一個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喫了一碗螞蟻湯之後,他開始吐露一點婚姻上的苦惱。“你別看我在外面好像還是個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額頭的汗,“在家裡呀,我什麼都不是。”第二天我們要一起參加一個會議。“我老婆叫我提早趕回家去買菜做飯,她有個親戚要來看她。”

他搖搖頭,憤憤地說:“我纔不趕回去呢!是她的親戚,你瞧瞧。”第二天,會還沒完他人已不見。別人不知他到哪兒去了,哈,我知道。

接著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喫午飯。我當然要她別麻煩,出去喫好了。不麻煩,不麻煩,她說。到她家時,飯菜已熱騰騰擺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來喫,廚房卻仍乒乓作響,是誰在做菜呢?

端著熱湯走出來一個年輕男人,表姨介紹,是她將來可能的女婿,一個工程師,剛巧從外地來訪,所以要他下廚。果真不麻煩。

喫過飯之後,是這個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廚房。

清洗之後,他陪我們兩個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時候,他跟在我們後頭,手裡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個下午。

“你說嘛,這種情況,”回到臺北,我問一個在大學裡教書的朋友,“在臺灣可不可能?”

她並不回答,卻若有所思地邊想邊說:“我想起來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對不怎麼熟的夫妻家裡。有一天出門回去的時候,發現男主人把我換下來的內褲都給洗了,晾在陽臺上。我大驚失色。”

“現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來,“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發來證明自己男性的價值。啊,這纔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

“我纔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歲的上海讀者翻起白眼,一臉不屑,“長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氣概。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

我憐憫地看著她光滑美麗的臉龐,很想告訴她:年輕的女郎,為這大男人氣概,你可得付出昂貴的代價,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發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寶貴的男人就在你的身邊呢。

我沒說,隻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開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不見得。隻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觸的是上海的所謂文化菁英––踫來踫去都是男人,和在臺北,在德國、美國,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在公領域裡,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裡。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干,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兩性權力分配的均勻隻是淺淺的一層表面,舉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歲的女郎對大男人的向往,並不是輕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所寫的《鐵約翰》成為暢銷書,可能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令許多男人女人困擾的問題:

解放的男人、溫柔的男人、不以幫女人洗內褲為恥的男人,當他們發現女人竟然開始嫌他們不夠男子氣的時候,何去何從?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褲,跨著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與他並肩開闢天下,當她們發現男人竟然開始嫌她們不夠女人味的時候,又何去何從?

在上海,被男人養著玩兒的“金絲雀”和小女人又開始出現了,好像歷史又往來時路倒著走。兩性之間究竟是否脫離得了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繫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究竟是什麼呢?

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心裡有點兒憂郁?

龍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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