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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反盗猎相煎何太急!

    

可可西里广阔的土地上,战斗着两支队伍,扛起反盗猎藏羚羊的大旗。但记者在深入可可西里采访时发现了诸多问题和矛盾:两支隶属于不同主体的队伍同时在可可西里执法,其间矛盾不断。有消息说,目前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即将成立保护区管理局森林公安分局。但更多的人呼吁:为了还给可可西里一片安宁,所有的人都应该珍惜可可西里这面血染的旗帜。

记者近日赴可可西里对“巡山反盗猎队员被困”一事进行采访,就在采访即将结束时,突然听到京城一媒体发出这样的声音:6月19日,这次被困的巡山反盗猎队在可可西里月亮湖畔遇到“野牦牛队”(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的反盗猎队伍)。由此,这家媒体认为,当时野牦牛队看着巡山队员还能正常活动,为什么第二天就宣布“被困”了呢,并由此对巡山队员是否真的被困产生了怀疑。怀疑理由是:按照惯例,在“无人区”内,一遇险情,应该主动向路过的人求援。巡山队员既然没了油,应该主动向野牦牛队求援。

“队员围困”难道是假新闻?这一“声音”一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立即召集当时正在那里采访的记者开会。说到可可西里反盗猎的事情,才嘎局长用“一言难尽”来形容。谈及双方的恩怨,才嘎用了另一句话:说来话长。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才嘎局长将其中原委向众记者一一道来:

“1998年7月,我刚上任,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带队被困在可可西里。玉树州政府下令叫我们管理局组织营救。我们当时只有一辆车,没有武器。我就主动找到当时的野牦牛队副队长梁银权商量,提出由我们出钱出人,他们帮我们租车借枪,共同营救。但没想到梁不冷不淡地说,车和枪都找不到。第二天,我们只好自己租车。正准备出发,传来消息:扎巴多杰回来了。我立即过去看望他,但奇怪的是以前大家都很熟悉的扎巴多杰对我完全象陌生人,把我凉在一边不理不睬。回来后队员们告诉我:野牦牛队曾宣称,管理局成立,抢了他们的饭碗。甚至有人摸着枪说,要看这个答不答应。

后来,事情越来越明白。我们局成立了不冻泉和五道梁两个保护站后,经常就有野牦牛队的队员喝了酒跑来闹事:‘可可西里是我们打下的天下,你们来干什么!’甚至有两次我们的反盗猎队在巡山时遭到野牦牛队队员的围攻谩骂。

但最严重的冲突还是发生了。据刘中和肖鹏虎说,春节前两天,我们管理局的人开车去火车站送人,遇见野牦牛队的人,对方指着车上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捐赠保护藏羚羊行动’的字样,上前讥笑:‘你们保护什么藏羚羊!’

回到局里后,两名野牦牛队队员酒气冲天地闯进来,踢管理局的门。我们局的人跟他们吵了起来,最后两名同行的记者将他们劝走。谁知过了一会儿,野牦牛队冲进来十多个人,说管理局打了他们的人,操起铁棒、砖头、瓶子就打砸,将管理局办公室的窗户、车辆、办公用品全部砸坏,还重伤工作人员四名(包括肖刘二人)、轻伤三人。”

说到这里,管理局巡山队为何不向野牦牛队求援也就变得不言自明。才嘎局长说:“双方本来就就这样的不和背景,怎么会向他们求援呢?”

管理局的巡山反盗猎队是否真的被困?记者就此专门问了才嘎局长。他说,巡山队与野牦牛队相遇时并不是一点汽油就没有,但剩下的汽油不可能按计划完成巡山任务。而要完成巡山任务,汽油肯定不够用。在那样的“无人区”,车辆没有汽油,人就不可能走出来,怎么不能说是“被困”呢。

据一直跟随这支巡山队采访的西海都市报记者朱生龙说,当时汽油的确是不够用,他亲眼目睹。

对于此次巡山队被困的原因,才嘎局长专门做了解释。他说,这次巡山队上山带了一辆牵引车,这种牵引车是第一次上山。耗油量之大超乎预料,巡山没多长时间变发现油料不足。这是此次被困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说到底就是饭碗问题,或者说是谁来管辖可可西里的问题。

野牦牛队书记梁银权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历史渊源。1992年,鉴于可可西里盗猎、采金等非法行为严重,治多县委决定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任书记,开启了可可西里反盗猎行动的先河。

1994年1月索南达杰光荣牺牲后,西部工委工作停滞了一年多,才由县委派出扎巴多杰任西部工委书记。

从索南达杰到扎巴多杰再到梁银权,8年间野牦牛队共破获盗猎案件92起,缴获枪支114支,车辆101台,藏羚羊皮8601张,抓获盗猎者376人,被人称为可可西里反盗猎队的头号功臣,也因此在国内外声名鹊起。

1997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业务由省林业厅指导,行政由玉树州管理。梁银权表示不满:“我们本来认为,保护区管理局会以我们西部工委的人马为主体,可是玉树州又另外派出一套人马,形成现在的两张皮现象。”

1999年8月7号,为解决两个执法主体的问题,青海省决定撤销治多和曲麻莱两个西部工委,并将治多县西部工委并入管理局。梁银权说,当时我们正在巡山,8月9号通过深圳一名记者的卫星电话获知此事,所有队员都哭了。旁边一名队员补充说,“队员们都说,我们打下来的天下,凭什么说撤就撤!我们不干了!”

纪要上确定的移交时间是9月26号,并定下来由领导出席仪式。但至今已10个月,两个西部工委依然健在,且继续在可可西里行使职权。

在救援采访途中,记者们至少看到三个车队在可可西里进出,觉得奇怪:怎么无人区还这么多人。巡山队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捞卤虫的。卤虫是特产于咸水湖中的一种浮游动物,打捞起来运到沿海养虾,可卖到30万左右一吨。巡山队将这些捞卤虫的挡下来,一问都说有西部工委批准的手续,而且大部分都有西部工委专车护送。才嘎说,我们也没办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禁止任何人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捕捞等活动,但我们一管就会和西部工委发生冲突。

这些捕捞者都与治多县地矿局签有合同。每支队伍交几万不等。在有些大湖上,据说有5支队伍同时捕捞。

沿途还可见一些废弃的金矿,据深入腹地的西海都市报记者讲,还看见那里有规模很大的大型推土机的残留物。管理局的人说,这些都是有西部工委发的采金证。我们见到了收缴的采金证和合同,甲方是治多县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法人代表签字为梁银权。其中一份合同允许260人进入采金,需向公司交费9万元。管理局方面说,去年可能有两三千人凭此进入可可西里采金。

有人说,这完全是有些单位把可可西里当成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才嘎说,这么多人和车辆未经管理局批准进入可可西里,极大的破坏了无人区的宁静和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甚至有些人乘机猎杀藏羚羊,去年我们就抓到几名捞卤虫的人射杀藏羚羊吃掉,并在现场发现了藏羚羊皮和骨头。现在藏羚羊见到人车就跑得远远的。他们说,虽然猎杀动物的人少了,但破坏环境的人却多了,这是可可西里面临的新问题。

对此,梁银权解释说,以前我们确实批准了一些淘金者进入可可西里适度开发。那是因为治多县财政紧张,无法解决野牦牛队的巡山经费。经县上批准我们开展了一些经营。但总的来说,当年可可西里高峰时有几万淘金者,都是我们把他们赶走的。今年省上下文禁止淘金,我们就没干了。那今年为什么出现由西部工委护送的捞卤虫者呢?梁说,他们是与县地矿局签的合同,收的钱一部分用于解决县上财政困难,一部分用于补贴西部工委。

甚至我们听说了这样一种惊人的说法,为什么每年野牦队报告战绩时说缴了多少藏羚羊皮,但最后上缴或焚毁时却少了许多呢?据说野牦牛队把缴的羊皮和车辆、枪支拿去卖了赚钱。梁银权直接承认有卖藏羚羊皮的事,但那是扎巴多杰在任时的事了。现在他们已经进行了严厉的内部整顿,绝没有这种现象。梁透露的数字是,一共卖过藏羚羊皮1000多张,但他否认关于队员违法乱纪的行为的说法,包括私自带挖金者和捞卤虫者然后收钱。

梁说,当时野牦牛队经费非常紧张,这样做也是为了凑点巡山费,实出无奈。但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讲,这些显然会成为野牦牛队光辉旗帜上的一个污点。也成为有人指责甚至主张撤销野牦牛队的一个理由。

据梁银权讲,现在西部工委有32人,每年县上拨人头费30万,巡山费10万,社会捐赠有30多万,但全年所需费用80万,还有一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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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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