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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均益与"东方时空"(自述)

我与《东方时空》是一次奇遇,也是一种缘分。应该说,没有《东方时空》,也就没有我的今天。然而,能够有机会和《东方时空》结缘,一定程度上讲,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

1984年夏天,我即将从兰州大学外语系毕业。母亲希望我这个小儿子能够留在她的身边。为此,她背着我偷偷地找到外语系的领导,说明了家里的困难,要求他们分配的时候能尽量把我安排在兰州。系领导后来果然找我谈话,说他们考虑让我留校,在兰州大学当教师。

正巧,那一年,国家教委在毕业生分配上实行了一些改革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是毕业生按照大学四年平均成绩择优分配,成绩好的可以优先选择去向,不再严格执行"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四年的平均成绩在我们班名列前茅。于是,我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找到了系领导。我告诉他们,我不愿意在学校当老师,我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

其实,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要比这个复杂一些。我们家素有"书香门第"、"教师之家"的称谓。从我爷爷开始,我的伯父、我的父亲、我的三个叔叔和一个姑姑,甚至连我哥哥和姐姐都是老师。而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分子的背景,我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饱经风霜。当时,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心态往往会导致逆来顺受,不敢面对社会现实。说白了,就是容易受人欺负。我强烈地希望从我开始改变这种状况。

我的这种论调终于说服了父母亲。他们同意我不留校,也同意了我离开兰州的想法。

靠着国家教委的改革措施和我的四年平均成绩,我得到了优先挑选单位的待遇。那一年,在北京的分配名额中,有农牧渔业部、全国总工会、中国银行、广电部、政法大学、民航总局、《中国日报》和新华社。

在众多的单位名称中,我的目光停在了"新华社"这三个字上。"就是它。"我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

老实说,当时我对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并不了解,我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新闻理论。当记者是个什么滋味我只能靠电影里的描写和合理的想象。我作出这样的选择多少是靠了一点直觉。我直觉,当记者肯定会是一个比较刺激的职业。天南地北,独来独往,也一定很浪漫。我还凭直觉感到,记者这种职业肯定充满了变数,总是那么新鲜,总是那么无拘无束,一定很自由。这些都比较符合我的性格。

上大学期间,我就曾因"独来独往"和"无拘无束"而屡次受到批评,我们班级的政治辅导员也因此给了我一个"雅号"--"自由战士"。

当我指着"新华社"对负责分配的老师说出"就是它"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在选择着命运。14年后的今天,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那时我已经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可能永远也没有尽兴的漫漫征途---新闻事业。

应该说,在新华社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的那些关于记者的"直觉"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泡沫在迅速地消失。

在一个月的"入社教育"和近半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实习之后,我被安排到了新华社国际新闻部中东非洲编辑室。经过了一段因刚参加工作而感到的短暂兴奋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我最不习惯的坐班。每天早晨8点上班,打水,拖地,擦桌子(我经常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这些),然后就是处理稿件,然后就是看报,喝水,聊天,直到下午5点多下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准备"下海"当时国际部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叫做"选报组"。这个组有一个24小时不停运转的"报房"。那里有许多台电传机,分别接受外国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新闻稿和新华社驻世界各地记者发回北京总社的稿件。这里是新华社的一个重要岗位。按照国际部的惯例,每来一批大学毕业生,都要安排他们到这个重要的岗位工作一段时间。我也不例外。

选报组的工作劳动量很大。这不仅体现在每天分拣的稿件数量上,而且,在这个组实行的是四班倒,分为早班、中班、小夜班和大夜班,24小时不间断。7天一轮的大夜班下来,身体非常难受。久而久之,生物钟也发生了变化。晚上睡不着,白天却总是迷迷糊糊的。到今天,常有朋友同事问我:"你怎么那么能熬夜?"我就回答说,这是在新华社练出来的。

选报组不仅锻炼了我的熬夜本领,而且,我就是在那些不眠的大夜班里,真正接触了新闻,知道了新闻是怎么回事,也体会到了好消息应该怎么写,从而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电传机上撕下来的一条条新闻稿件成了我的最好教材,特别是四大通讯社的稿件。他们的稿件读起来很有意思,所有你想要知道的都会告诉你。

一年后,我从选报组回到了中东非洲编辑室。这时候,就像一个士兵一样,我开始渴望能够上"前线",到第一线去当一名记者。

新华社国际部实行的是采编合一的制度。国际部的业务人员只有出国去分社或者驻外记者站才能当记者。在国内,我们都是编辑。从1984年进入新华社后,快5年过去了,眼看着我身边的同事一个又一个兴高采烈地奔赴了"前线",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到国际部的大学生,而我自己却迟迟没有动静。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1989年年初,我被派到了新华社设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中东总分社。中东的岁月,使我有机会去切身体验当记者的滋味,去学习,去总结,去感受新闻。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真正的开端。

从中东回来后,我回到了中东非洲编辑室,继续当编辑。那几年,正值"下海"风盛行。我身边的不少同事、同学也纷纷下海做起了生意。这对我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冲击。看着那些下海的同事们没过多久就意气风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向我现身说法,劝我也早日离开新华社,再看看新华社那种一成不变的工作,每月几百元的微薄薪水,渐渐地我开始动摇了。

1993年年初的一天,一个朋友找到了我,他向我推荐了德国西门子公司和北京一家无线电厂合办的合资公司。

"这家公司现在需要一名公关经理,你太适合了,又懂外语,又干过新闻。"那位朋友向我积极推荐道。

"可是我不懂无线电啊。"我心中无数。

"嗨,你不用担心,你的任务是公关,"他说道,"一个月好几千,总比你在新华社这么苦干好吧?!"

我决定到这家公司去看一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主管业务的高级经理,一位个子很高,一头金发的德国男人。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我来公司的具体问题,比如,房子、工资、其它待遇、工作环境、深造机会等等。很快,我们达成了一致。我决定从新华社辞职,到这家公司"下海"。

正式"触电"德国经理是个急性子。他马上让我接管公司的公关部,就任经理,并且,已经让人替我印好了名片,安排了办公桌。而那时,我还没来得及向新华社提出我的辞呈。

看着名片上"水均益,公关部经理"的字样,我突然觉得一阵好笑。想想新华社的那些个大夜班,那一条条剪贴而成的稿件,想想中东的岁月,想想在埃及的沙漠里飞车,连夜采访恐怖事件的景象,"下海","公关经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应该是那激动人心的新闻事业,苦也是它,乐也是它。

我没有离开新华社,没有去那家合资公司。那一天,我把已经写好的辞职报告偷偷地撕了。

就在我把那份辞职报告撕了的几个月后,命运又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安排:我加入了《东方时空》。

从迈进新华社的大门开始记者生涯以来的14年里,绝大多数时间,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编辑。我并没有指望过有一天会成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像有些朋友所说是一个"名记者"、一个"大腕"记者、一个名主持人。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水均益"这样一个很怪的姓所带出的一个名字,能够被人们所熟悉。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特别是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电视记者、电视主持人,这要归功于一个名字,一个至今在中国还依然很响亮的名字---《东方时空》。

1993年4月的一天,我所在的新华社国际部中东非洲编辑组的一位同事盖晨光对我和组长刘也刚说,他有一个朋友在中央电视台,现在准备搞一个新的电视节目,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他们想定期做一些国际题材的报道。电视台想和我们合作,具体说就是跟我们编辑组合作。

对于我来说,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都是拿着录音机采访,或者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回来自己伏案疾书,从未接触过电视。我很想看看电视是怎样把我笔下描写的索马里变成一组一组的画面。另外,我也很想通过这个当时的"副业",增加一些知识,增添一份阅历。我从小就有一个"毛病",对我不知道的事物永远充满好奇。

我们第一次帮助电视台制作的一期节目,是关于俄罗斯就国家体制和经济政策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话题。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做了第二期节目,是一个关于波黑的话题。这两期节目,都是由《焦点时刻》的记者主持人张恒在演播室里和两位专家进行访谈。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新华社收集并分析资料,请有关方面的专家作为采访的嘉宾。作过两期《焦点时刻》节目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触电"有多么特殊,只觉得帮电视台作一期节目就像通常给《北京青年报》或者某个报纸、杂志写一篇外稿一样地平常。

5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准备睡午觉。突然,盖晨光对我说:"水哥儿们,我想起一件事,昨天《焦点时刻》的制片人张海潮跟我说了一个想法。"盖晨光露出了一种神秘、庄重的表情。他说:"《焦点时刻》节目组的制片人张海潮,希望由一位当过记者、对国际形势又比较了解的人,来当国际题材节目的记者主持人,我已经向海潮很郑重地推荐了你。我说小水没有问题,他当过很多年记者,而且在中东也干过,情况非常了解,对国际形势没得说。"我从用三张椅子拼凑而成的"小床"上坐了起来,一时有点茫然,问道:"我?我行吗?"

"如果你能熬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觉得你肯定能行。而且这对你来讲可能会意味着很重大的变化。你记住我的话:有一天你会成为名人,也许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脑袋上会有一个光环。"直到今天,我总也不能忘记那个中午的那次谈话。

1993年的5月,我正式"触电"。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盖晨光一个台前,一个台后,一起吃方便面,一起"攒词",一起熬夜;同甘共苦,精诚合作。在《东方时空》,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黄金搭档。盖晨光学过4年希伯莱语,在新华社值班的时候,虽然编辑稿件速度比我慢,但是他可以把一大堆英语单词拼凑起来写出一篇中文非常流畅的稿件,让人叹服。盖晨光对于电视感觉好得出奇。我们在一起商量制作一期节目的时候,往往我先搜集一大批资料,然后向他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而他则坐在那里,微闭双眼,频频点头。遇到精彩之处,他会两眼放光,说声:有了,就用这个作切入点。虽然,现在我们各自在不同的部门,但是,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是最好的搭档。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开始准备一个关于中东和平谈判问题的节目。这是我初次上镜,我们请来两位专家,准备在演播室里对他们二位进行访谈。我调集了厚厚的一大摞关于巴以双方的背景、和平进程、目前状况等等中外文资料,并列出了一个详细的采访提纲。

在这之前,我已经参与过两期节目的制作过程。节目主要形式就是主持人与专家一问一答。我对这个过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真的落到我自己头上,心里也没有底。晚上在家里,我开始撰写需要我单独对着镜头说的那两段话--一段开场白,一段结束语。我写了又写,大概写了四五遍,直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为止。然后一个人在家里模仿电视播音员说话的那种语气,琢磨说话音量应该多大,等等。

老实说,我对自己的普通话没有任何自信。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兰州人,虽然说经过百般努力,我的普通话和我的同乡们相比应该算是过关了,但是兰州方言中前后鼻音没有区分,这使我经常在正宗普通话环境中"露怯"。小学毕业后,我到了兰州铁路职工子弟第四中学学习。我的同学们都是铁路局系统的子弟,他们绝大多数都讲普通话。记得第一次上语文课,老师点到我,让我念一篇课文,内容就是《东方红》歌曲的歌词。那时候我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我硬着头皮,站起来,怯怯地念道:"敦方混,太阳深,准国出了个毛泽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只记得我的周围一片狂笑。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直到现在,我时常会收到观众的来信,指出我在某一个节目中的某一个发音不准。普通话比我过硬的我那老父亲,也会不时地在电话中婉转地提醒我某一个字应该如何如何发音。我自己也非常渴望我能像我的中学校友、现在《新闻联播》担任播音员的李修平一样说话。无奈,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一切似乎是太难了,也太晚了一点。

第二天上午10点,在一种稀里糊涂、基本上没有什么自信的状态下,我来到了演播室。走到门口,有人告诉我说,你进去吧。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小时候被推进照相馆照相那样。平生第一次坐在电视主持人的讲台前,我感到呼吸频率飞快,好像周围的氧气不够。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得也特别多:外面"切换导演台"旁边的人会不会笑话呀?我身边的两位专家会不会笑话我呀?等等,等等。

灯光一亮,盖晨光在外面一声令下:开始。我对着正前方开始了我的开场白。一句话之后,我的脑子里猛然间一片空白。我已然忘了我应该说什么,或者说,我在说什么。面前那个玻璃片的镜头使我感到极不自然,我的眼睛不自觉地在躲避它。不到一半我又忘词了。外面的人(估计是导播)说,没关系,没关系,再来一遍。重来。灯光一亮,我又开始了。但是,还是只说到一半,又忘了。每到这时,我的嘴里就在不断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那一个上午,仅仅为了一段开场白我一共录了七八遍,有一遍刚说了一个"观众朋友",就"你、你、你"了半天,也没把"好"说出来。最后,总算连滚带爬地通过了。

水均益:兰大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是1980年上兰大的,当时只有16岁。本来我是报考北大、上外的,因为年纪小,母亲动用了一点特殊关系把我留在了兰大。但我不会后悔上兰大。

因为父亲、伯父都在兰大任教,我对兰大有特别亲切的感觉,像半个家似的。70、80年代的时候,因为支援大西北,也因为“文革”时期不少优秀教师滞留在兰大,兰大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而且兰大也注重改革,像我上的外语系在我上大一时就请了外教,算是比较早的。这对开拓眼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同时分进去三十多个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北外、上外、北大这些名牌大学出来的不少,大家互相交流,我自己感觉不错,没觉得水平比别人差多少。

因为地处西北,兰大的名气相对来说较小。我跟人家说我来自兰大,总有人觉得我念错了字,应该是“南大”。这时候我就会很认真地跟别人说明,而且要列举数据、事实。可以说很好胜,很捍卫兰大的名誉。这是兰大人的一种心态,不愿意别人瞧不起他们。

兰大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历史,出了不少人,像《读者》就是兰大的一帮人创办的。兰大在冰川冻土、沙漠治理、现代物理、量子力学等领域有着独特的贡献。从名声、资源、经费等方面来看,兰大力量相对单薄,不可能有很大的手笔,但兰大一直孜孜不倦地想尽一切办法靠近国家的前沿。今天的兰大在师资力量上有所流失,生源也不像原先那样广泛,局限在了西北地区,多多少少会影响质量、实力。可以说,实力是有的,但对外形象的包装、宣传不够。实际上西部高校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兰大的校园环境不错,在西北这种飞沙走石的环境中是很少见的,是兰州老百姓的一个景点。而兰大的存在在西北绝对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兰大,很多学生就会失去成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