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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已成为一种高消费

沉重的20%

当大学学费涨到1000元的时候,我国的大学贫困生比例已经占到25%,作家何建明为此而写出一部震撼国人的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然而,就是在许多学生上小学还得靠“希望工程”、上大学依然是“落泪是金”的时候,今年的大学学费又在去年的基础上猛涨20%,达到每年4200—6000元,有些艺术院校的学费甚至高达9000元。

学费是4200—6000元,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军训费、上机费、实验费……这费那费加起来差不多又是4000元—6000元,这意味着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就得一万元!

而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为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2210元。大学学费差不多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的80%、农村居民收入的200%,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针对今年的大学学费上涨问题,在北京、天津、广州对1000位家长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58%的家长表示“收费标准不合理,难以接受。”这还是在北京、天津。广州三个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调查结果,如果是在包括农村、包括西部在内的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那么,表示“收费标准不合理,难以接受”的家长恐怕不止58%,而可能是85%。

香港一家资助机构在1998年6月以“高等教育价格与需求弹性评估”为题,对他们资助的大陆9所高校1万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每当学费增加10%,就会有大约11%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准备辍学。第一学期,家长可以砸锅卖铁,那么,第二学期呢?第三学期呢?现在许多农民连为孩子上乡村小学的学费都交不起,以至于出现“失学儿童”,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失学大学生”呢?会不会把“希望工程”延伸到大学校园呢?

教育真的能刺激消费吗?

为刺激消费、拉动市场,一些经济学家整天忙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先是“住宅消费”,结果没刺激起什么来;紧接着又是“私家车消费”,结果也没刺激起什么来,于是又想到了“教育消费”。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父母,只要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都会即时投资”。他算了这样一笔帐:全国老百姓在银行的储蓄已经超过5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人们准备花在教育上的占10%(高于准备买房的7%),所以,即使有一半人兑现了他们的打算,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支出,每年就是2500亿元。

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指出:“若中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4000—5000元,则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其它消费还有约40亿。再考虑到这笔钱带动的间接消费,这240亿将可以拉动近1000亿元左右的最终消费。”

然而,据财政部一位官员在解释开征利息税政策时透露:我国居民的银行存大约有6万亿,其中66%的存款是掌握在10%的人手里。6万亿只是一个总量,但分布很不均衡。比如胡长清可能会有500多万,成克杰可能会有4000多万,而全国8亿农民的存款有加起来才1万亿。

退一步讲,即使老百姓把存款全部拿出来投资教育,就真的能刺激消费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我户头上的存款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字,如果为孩子投资了“教育消费”,那么,家里的“住宅消费”、“私家车消费”以及“假日消费”恐怕就暂时不敢考虑了。另外,我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字,当儿子在北京某大学“刺激消费”时,我在山东老家这边就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把生活维持在“最低消费”水平上。这样,在单位时间内,只不过是主要消费领域发生了转移——从“住宅消费”转移到“教育消费”。主要消费地区发生了转移——从山东转移到北京,主要消费者发生了转移——从老子转移到儿子,而我们这个家庭投入全国市场的宏观“最终消费”转来转去还是那点钱,怎么能靠我去“拉动市场”呢?

增加学费还是精筒机构

有关专家也许会说:你们要转变观念嘛!交不起学费,可以到银行贷款嘛!不过,在申请助学货款之前,我们很想明白一个问题:在师资水平、教学质量、教学设备、住宿条件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的情况下,学费为什么提高这么多?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高校教职工共有103万人,其中,行政后勤人员占60%,所以社会上有这样一般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也就是说,庞大的行政机构已成为消耗高校教育经费的沉重负担。估且不论把行政机构造成的教育成本上升转嫁到学费里是否合理,但高校走向市场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收费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改革的问题。

高等院校是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一个堡垒,通过精减行政机构来降低教育成本,也许是降低学费的一种现实选择。

个人效益与公共效益

自从大学学费“涨”声响起来,一些学者专家纷纷搬来美国的“约翰·斯通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说:谁上大学谁受益,当然应该分担教育成本。然而,他们在“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可能还没来得及阅读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发布的1999年教育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研究结论是:教育的公共效益远远超过了个人效益,教育平等能够给政府创造巨额的财政收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包括:降低失业率、犯罪率,提高就业率、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减少失业救济、政府福利开支,同时因个人收入提高而增加国家税收……

2000年2月16日,在美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克林顿发表演说:“美国黑人妇女失业率创40年来最低纪录,贫困人口比例也是20年来的最低点,如果没有教育提供的均等机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此我感到特别特别的自豪。”

在美国政府2001年度预算报告里,又提出多项增加教育投资的政策,比如:增加2。23亿美元政府财政开支,帮助全国4。4万名14—21岁的贫困人口接受教育;政府列支3。25亿美元,资助140万名学生;TRIO项目增加7。25亿美元,资助7。6万名大学生;在未来10年内,通过减少300亿美元的家庭纳税额度,以增强百万家庭支付子女大学费用的能力。

事实上,自从1999年以来,我国每年都在教育方面增加30多亿元投资。但中国承担着世界总教育人口的25%,这30亿元绝大部分是用来补贴基础教育的,分到高校不到1%。

我们的国家没那么多钱,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教育上投入太多的钱。不过,我们的人民也不像我们的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富有啊!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魏新提出:“如果在制定高等学校收费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居民的承受能力,没有有效的帮贫助困措施,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不公平将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也难以实现”。

高等学院毕竟不是高尔夫俱乐部,学费就不应该像会员费那么贵!

(新华网 马其诺 选稿 吴麒敏)
    • 中消协警示:五类不良消费危及健康
    • 中国消费者要学会打“洋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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