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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综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17日 13:56) |网络参考|牛群:“我给蒙城创造了10个亿”(17日 13:49) 

综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今年的人大会上,许多代表不约而同地提出我们面临着“信用危机”。从山西假酒到河南毒米,从厦门远华案到郑百文事件,从牟其中案到广东虚开增值税发票案……面对发生在身边的走私、诈骗、假货泛滥、股市黑幕等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案例,出席人大会的代表大声疾呼:重整社会信用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

信用危机严重

提起经济秩序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劲力企业集团总裁郑卓辉深有感触。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他多次发言,建议有关部门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不讲信用的企业和个人予以惩罚,保护正常的经济秩序。1997年,郑卓辉要建厂房,一家国有建筑企业找上门来,条件优惠,还持有一类建筑企业的营业执照,郑卓辉便信任地与对方签订了合同。岂料,不但工期从1年拖到3年,而且建筑质量也从合同中的“优良”变成了“合格”,使得郑卓辉蒙受2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官司打了两年多,法院判决对方赔偿,但根本没法执行,因为对方账上没有一分钱。郑卓辉只好自认倒霉。1999年,与郑卓辉关系还不错的一位副总主动要求辞职,自己去开创一番事业。鉴于这名副总掌握着大量的商业秘密,郑卓辉与他签订了一份协议,要求对方3年内不准从事这一行业。副总信誓旦旦地满口答应,为此,郑卓辉除了付清对方每年几十万元的红利,还特意多付了几十万元,希望自己的老部下创业成功。岂料,不到半年,对方开了一家定位、理念一模一样的公司,利用掌握的商业秘密抢走了大批客户,给郑卓辉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从寿,是来自重庆市的代表。他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太缺乏诚信的商业精神了。他对记者谈了公司经常遭遇的两类窝心事:一类是委托运输公司运车,一辆车上装着十多辆汽车,运到中途,运输公司的人把车全都低价卖了!想追究责任,发现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早已逃之夭夭!另一类就是销售公司卖车,卖掉了不付钱,甚至一拖两三年。“我们到现在为止,应收而未收回的款项超过10亿元,弄得企业资金没办法周转!”

说起信誉危机,全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鲁冠球,这位在商界搏风击浪几十年的著名企业家仍然怒不可遏。前年6月,鲁冠球担任董事局主席的万向集团与西部某国有冶炼厂签订来料加工协议,由万向集团进口印度铁块矿5万多吨,委托这家冶炼厂加工。但这家冶炼厂先是推说车皮紧张,运输困难,后又以资金紧张为由,只返还部分生铁。无独有偶,去年万向集团从国外进口铜精矿上万吨,委托东北某大型国有冶炼厂加工。交货期一拖再拖,一打听,这家冶炼厂早已进入破产程序。至今,万向集团尚有价值6800多万元的原材料无法讨回。虽经多次催讨,对方就是置之不理。鲁冠球感慨地说,20多年来,万向集团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小客商交往频繁,几乎没有发生合同纠纷。而国内企业形形色色的欺诈已经使集团损失了数千万元。有的企业甚至是趁国内市场价格回暖之机,将已在海关备案、产权归委托方所有的产品擅自转卖,以赚取差价,完全视信誉如儿戏。其后果是造成万向集团无法按时向外商提供返销产品,严重影响在国际市场的信誉。

信用危机四伏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样本企业中,至少有34.76%的企业被假冒产品侵权,结果守法经营的企业步履维艰,甚至出现了“李逵斗不过李鬼”的怪现象。

来自沿海地区的一位代表告诉记者,中国制假现在是“名扬国际”,不少外商来中国投资都要把“假货”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风险指标”加以考察。一些为假货所害的国际名牌企业,甚至不得不每年拿出巨额经费用于打假,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信用危机不仅表现在假货横行上,而且充斥金融、证券、合同、统计等各个方面。一位来自金融领域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对记者说,去年披露的“郑百文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股市黑幕还没有彻底揭开。他有一个佐证:日前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被抽查的157家企业中,竟然有155家存在虚报利润的问题。可见数字作假、信息作假之严重性。

企业之间,尤其是国企之间的“三角债”、逾期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顽症。据一份资料显示,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来自唐山的代表向记者诉苦说,开滦集团饱受货款被拖欠之苦,被拖欠货款超过十几亿元,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牵涉到个人信用不良记录的现象更多,比如恶意贷款,住房不还款;手机欠费,恶意透支;申请助学贷款,毕业后“失踪”等等。

呼唤“信用经济”

“信用”,在《辞海》上的解释是:诚实、不欺;遵守诺言。上下五千年,在中国上至管束皇帝的“君无戏言”,下至约束草民的“言必信,行必果”,许多老话代代流传下来。而中华民族作为信义之邦,新中国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说话算数,也是举世闻名。

但有学者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信用意识正受到冲击,主要表现在商业活动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制假贩假活动猖獗,不守信用,不践成约,破坏市场秩序,损害公民利益,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主要是物质产品,也包括一些精神产品;主要在国内市场,也包括个别地区的国际市场,一些制假贩假者为牟取暴利不惜损害国家形象;主要是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政治领域投机钻营意识对于国民素质的影响,对于干部队伍的腐蚀。信用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突出,整个社会都在呼唤信用。”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问题?据悉“我国信用制度的尚未完全法制化,还没有形成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观点,目前为许多专家学者所持有。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信用体系发育程度低和种种失信行为妨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目前金融诈骗、赖账失信行为干扰着正常的工商业活动。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服务的空白,也已成为阻碍消费信贷增长的“瓶颈”。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信用服务的落后状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吴敬琏说,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而正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因此,中国应当加快建立信用体系。

有专家认为,相对于莎士比亚笔下威尼斯商人为索债割下债务人一磅肉的故事基础,相对于至今约用了150年时间才健全的发达国家的“契约社会”,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可能一朝一夕建成,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建立信任感、自觉维护信用机制时,当每个人从小和从小事做起就注重在信用社会以“德”立身时,每个人才会像爱惜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惜自己的信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指出,社会信用严重恶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少带来三大消极影响:首先是使企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能正常进行。由拖欠导致的连环拖欠,破坏了信用,扰乱了经济秩序,使企业资金周转受阻,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其次,信用恶化使银行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借钱不还,银行还怎敢放贷!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银行由不敢正常放贷到不敢吸收存款,那么银行的生命就该终结了。第三,没有信用,虚拟资本就无法产生和发展,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向高级阶段发展。虚拟资本完全是社会信用的发展,没有社会信用,债券、股票就不可能产生,交易无从谈起,各种衍生金融工具也就不可能产生。他提醒大家说,现在伦理道德滑坡、精神文化失重,信用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加剧了信用危机,对这个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信用危机怎样克服

民革海南省副主任童石军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协调采取如下措施:(一)公安、法院、银行、税务应将公民个人和法人企业的各种违法犯罪记录、民事诉讼记录、欠贷款和信用卡恶意透支记录、偷逃漏税记录向社会开放(确定一个期限,比如7年,超过7年如没有新的不良记录就自动取消),允许任何人查询。(二)建立失信企业名单,鼓励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充分披露不讲信用的人和事,让舆论谴责不讲信用者。(三)成立各行各业的同业协会,让失信者自愿接受同业协会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四)严禁失信人员担任企业的管理人员,尤其是担任企业的董事长、董事、经理、会计。(五)对失信企业给予工商年检不合格的处罚,如连续二年不修复失信记录予以取缔。(六)由人民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在给企业和个人贷款时,要求企业必须提供信用管理服务中介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查询个人贷款者的信用记录。(七)政府部门应通力合作、大力支持用市场手段建立发达的征信服务业,鼓励中外合资、合作开办信用管理服务机构,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规范从业行为,在市场竞争中树立公正、中立的形象避免政府垄断重新出现。(八)政府有关部门对信用管理公司这些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实行联合年检,以确保它的客观、公正、中立。这样可避免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多头管理和可能产生的过多干预及对企业的管、卡、压,利用市场的力量制约、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达到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九)宣传部门要加大对信用问题的宣传报道,要造成一种态势和氛围,让那些失信者、背信者、无信者、骗信者的恶名昭然天下、无处躲藏。(十)在大、中学校开展信用教育课程,培养人们的信用意识和培养信用管理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研究员说,“信用”二字可以用很简单的道理解释,那就是“借了钱要还”。改革开放后,大锅饭体制没有打破,而许多企业又可以存在政策性亏损,慢慢滋生起借贷不还的现象。于是,借贷不还、借钱不还,就像烈性传染病一样,慢慢从承担政策性亏损的企业传染到了一般国有企业,并逐步扩大到非国有的、集体的、个人的等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间,甚至是个人。张卓元说,既然信用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锅饭造成的,因此还是要先从政策上进行解决。张卓元认为,之所以出现欠债是因为政府以前对企业干预太多,因此,首先要把政企真正分开,政府少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让企业真正成为商业主体,一切都按市场规律办事。另外,张卓元认为,解决信用问题越演越烈的重要措施,并不是加强立法,主要是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为执法不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出现信用问题的纵容因素之一。

有专家指出,要改善企业的信用问题,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源头活水,怎么费尽心机也是一潭死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经营不佳,连生存都成问题,连基本的信用能力都没有,你怎么让他去谈信用。二是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破产制度,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与其让一班子老弱病残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让更强更壮的新人来冲击市场。现在有很多企业,负债早已超过了资产,盈利前景也不佳,但宁愿让它每天半死不活的,一天天亏下去,就是不让它破产。原因在于,破产在美国是一个很普遍很正常的经济问题,它甚至每天都在发生;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破产就不单是一个正常的经济问题,而往往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在我国,第一个让国有企业破产的,甚至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改革开放20年20人”。三是加强信用观念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任务。

“要把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对于朱镕基总理的这一论述,记者在代表驻地采访时,不断听到热烈的响应。大家在讨论中纷纷建言献策,认为应从法治、道德、干部和政府行为等方面着手,尽快刹住歪风邪气,让不守信用、不讲信誉者在社会上无法立足,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首先是用法律武器攻克“顽症”。谢平代表认为,治顽症应当用重药。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必须严刑峻法。在立法环节,要加重处罚标准,使严厉打击有法可依;执法环节也应切实加强,特别要解决行政执法软弱无力、以罚代管的问题。此外,应加快建立个人信用和商业信用体系,让不守信用、不讲信誉者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其次是用道德的力量驱散“流行病”。再者是转变政府职能拆除“温床”。代表们指出,地区封锁、部门分割、行业垄断等,违反市场经济根本原则,破坏社会信用和金融秩序,严重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的经济秩序。治理市场经济秩序,必须坚决拆除围墙,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企业自律组织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在继续培育发展市场和提高市场运作管理水平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对市场秩序的监管水平。

(中国工商报 3月17日 )
    • 代表委员呼吁要用法制保证社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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