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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生活情趣
2001年7月9日 11:14

“养生无术是有术”

季羡林自认为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多年以后,到头来自己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那一套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之时,他也曾幻想过,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他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自己感到可叹亦复可笑!

但是怪也怪在这里。季羡林虽然已近米寿,慢性病有一点,主要是老年哮喘和白内障,然而身躯自称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有人问季羡林,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他笑笑回答说,怎么不愿意睡觉,其实我很喜欢睡觉,也很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论文他每天能写上几千字,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也是一天创作出来的,他的速度和效率是毫不含糊的,别人以此为怪,他自己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们有人说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自己也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相信自己并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相信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问季羡林,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没有?

季羡林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所谓“不锻炼”,绝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魂,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游游泳,但也都不精于此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的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

不挑食是很简单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他反对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这样挑来挑去,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季羡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

不嘀咕实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他对有人无病装病,有人无病却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厌恶,看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有的人吃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这自然不在话下,而削了皮的苹果还要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羡林心想,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他还能活下去吗?

季羡林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愿意观察许多别的老年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人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这样的人,他绝对看不起。他欣赏那些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近期颐,已经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人。季羡林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甚至对人生,他采取的态度是道家的。他的具体态度和立场是: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20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对待名利,季羡林也采取道家的态度,是超脱的。他是陶渊明的信徒,陶渊明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顺尽

无复独多虑

成了他的座右铭。而对待工作和事业,则采取儒家的态度,是进取的。这也可以算儒道互补吧!

猫趣

大约在1978年,季羡林开始养猫。第一只猫起名为虎子,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的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虎虎而有生气,因此起名为虎子。虎子脾气也暴烈,不怕人,谁想打它,不仅不回避,而且要向前进攻,声色俱厉,谁得罪了它,永世不忘。后来,除了家中老祖、老伴和他自己以外,无人不咬。

1981年,季羡林又要了一只雪白长毛的波斯猫,因为是洋猫,起名为咪咪。

季羡林同虎子和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两只猫抢着到他床上去睡觉。

到了虎子十一二岁时,咪咪也八九岁了。虎子依然如故,脾气暴烈,威风凛凛,见人就咬,而咪咪却有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几乎无处不便。

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了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

后来,咪咪随意拉屎撒尿的频率增加了,范围也扩大了。桌上、床下、澡盆中、地毯上、书上、纸上,只要从高处往下一跳,尿水必随之而来。季羡林便以耄耋衰躯,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纵深的暗处去清扫猫尿,钻出来之后,往往得喘上半天粗气。他不但不气馁,反而大有乐此不疲之势,心里乐滋滋的。年近九旬的老祖这时就笑着说:你从来没有给女儿、儿子打扫过屎尿,也没有给孙子、孙女打扫过,现在却心甘情愿服侍这一只小猫!他这时也是笑,但不回答,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原因何在。

家人终于忍无可忍,主张把咪咪赶走。咪咪被送出门去,关在外边。但晚上睡觉,季羡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过几天,咪咪病得更厉害了,给它东西吃也没有胃口,季羡林看了直想流泪。有一次,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到海淀肉店,买回猪肝和牛肉,想给它吃,一开始,咪咪有点想吃的样子,但一沾嘴唇,又把头缩回去,闭上眼,不闻不问了。后来,咪咪不见了,他到山上、塘边、草丛、树后、石缝,都找遍了,“屋前屋后搜个遍,几处茫茫皆不见”了,咪咪永远地消逝了。他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直到今天回想起来,内心还颤抖不止。

现在,虎子已不在人世,咪咪三世丢了,家中还有二世和四世。

在老祖、老伴、女儿去世之后,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给了他极大安慰的,就有咪咪二世。

也得念念消费经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中年人中有说他是老保守、老脑筋、不合时宜的,青少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话得从头说起。他因为是名人,所以约稿者纷至沓来,于是也就有人请他来谈个人消费,于是也就有了他的消费哲学。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七折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700到800块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季羡林心肠好,善良,待人宽厚慷慨;二是让小保姆的孩子在身边上学,也免去了她要回四川老家探亲的后顾之忧。可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300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顿大约1.5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块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300多块钱的原因。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60多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这样,他手头虽只剩300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做后备军。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凌晨4点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500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雨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50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有了这样一种穿衣哲学,我们也就看到他的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我们看到他用的一只手提包,是一种最简单的敞口式的,十几年一点变化没有。而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

 选稿:赵师谊 来源:《书摘》2001年第6期 作者:蔡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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