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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新世纪思想解放的里程碑
2001年8月19日 03:58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学说。“三个代表”正在激荡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观念,促进人们新的实践。这是继真理标准讨论和姓“资”姓“社”争论之后,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继续和深化。

两次重大思想解放及其尺度

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过两次影响全国、影响历史的思想大解放。这两次大的思想解放,都是针对当时人们思想当中的迷惑、矛盾和冲突,针对关系改革开放、中国前途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个认识问题、评价事物的根本尺度。

70年代末,中国在历经十年“文革”之后,人们的思想十分混乱,当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所有问题都集中到一点: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判断真理和谬误的尺度又在哪里?这是当时整个社会思想问题的焦点和难点,是全党感到困惑和迷茫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在一步步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引导和领导了思想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过这场讨论,人们获得了基本统一而清醒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据此,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彻底否定了“文革”,对“文革”期间及此前的大量冤假错案作了彻底平反;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鼓励人们大胆实践,进行农村和城市的改革探索,实行改革开放。有了真理标准这一尺度,那些教条的、扭曲的、颠倒的东西便迎刃而落。由此我们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也会不断地遇到障碍。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之后,在中国改革需要继续推进的时候,特别是面临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顺应时代潮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抉择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难免出现困惑、彷徨乃至冲突。当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该做的,什么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什么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符合与不符合的尺度和标准又是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无法继续下去。

面对这样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一标准的提出,是邓小平对实践标准的进一步深化和运用,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也带来了实践上的大突破。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新世纪进一步思想解放尺度的确立

“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又一次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推动了全党思想的新的大解放。

为什么说“三个代表”带来了新的思想解放?首先必须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认识。所谓“与时俱进”的“时”,就是指我们国家和社会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处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时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多样化,例如,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利益的多样化,等等。与此同时,世界上高科技发展、信息化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先进性,如何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实行有效领导?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诸如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等,最终都是同党的自身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和焦点,需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说法,进一步理清全党的思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三个代表”囊括了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对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在新时期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同时与以往的某些观念又有具体的区别。例如,讲“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是笼统地讲“生产力”,不是单纯地讲过去所说的“大工业”,也不是强调人为地去搞某种单一的经济模式;在文化问题上,一方面承认广义的先进文化的存在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上汲取其精华、代表其精神,这正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新意所在;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明确说法,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因为一个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要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就不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像“文革”那样靠“斗争”去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实际上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对‘左’的进一步否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新的时代和自身历史使命清醒的、深刻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科学精神,体现了一个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具有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政党的雍容大度。

思想解放是一个深入持久的过程

理解思想解放及其尺度,不能从本本上、字面上去理解,而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从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来理解。同样,离开这个时代、离开这个时代的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三个代表”思想深刻的、丰富的、崭新的内涵。

纵观历史,每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都是同时代发生的变化、提出的要求紧紧相连的,解决的都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而根本的思想观念问题。如果我们离开特定的时代,仅仅从经典作家是否有过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述的角度来考察,就不可能理解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和展开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同样,如果我们离开当今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文化更新、社会利益多样化以及世界新的发展潮流等一系列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三个代表”思想对于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中国21世纪发展的意义所在。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中国发生了持续的思想解放潮流。这一思想解放潮流并没有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而完结,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并且一直在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逻辑向纵深方向展开。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如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也是如此。这三个尺度是不同领域中的根本尺度,但不是并列的。其中真理标准是认识事物的根本尺度,因此它是最广泛、具有终极意义的尺度,“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则是它的进一步深化。因此我们说它们不是相互孤立的三场思想解放,而是一场持久的思想解放大潮流,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相继展开的三个高峰。

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全党乃至全社会的一场观念的更新;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会带来实践上的进步;而每一次思想解放,也都必须通过制度的探索和建设来巩固。观念更新、实践进步、制度建设,这是思想解放的三部曲。三者之间的循环互动,将不断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选稿:邱曙东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学习时报》副总编钟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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