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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2001年9月25日 01:20

清晨的阳光洒进小屋,90高龄的钱学森又开始了工作。虽然因行动不便卧床多年,钱老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身边的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可活动的工作台。现在,他就倚靠在床头翻看刚送来的报纸。花白的头发虽已稀疏,双眼却依然闪烁睿智的光芒。

这是一个空阔澄明的季节,一个散发着丰收的清香的早晨。为了祖国和人民,在科学领域辛勤耕耘70多年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又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他永不停歇的思考、探索……“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诺言。“我是中国人,当然属于中国人民”

1956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礼堂里,200多位科技专家正在聆听钱学森讲授工程控制论。大学刚毕业的戴汝为深深折服了:不仅仅因为钱学森新锐、深邃的科学思想,更因为刚从美国归来的这位科学家,和常见的“留洋派”不同,整个讲课过程中没有夹杂一个英文单词,全是流利的中文。

在美国生活了整整21年,钱学森的中文其实远不如英文。戴汝为至今还记得他多次虚心地向人请教英文单词的中文意思。“为了用中文讲课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是他爱国之情的自然流露。”

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她的语言、土地和人民,这是钱学森90年风雨岁月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钱学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难成为他人生最初的记忆。为了救国,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工科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的学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年后,钱学森远渡重洋,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硕士学位。

贫弱的祖国,沦为常被耻笑的对象。当一位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只会抽鸦片、裹小脚,愚昧无知时,钱学森热血奔涌,蹭地站起,对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国同学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美国学生伸伸舌头,一个人也不敢应答。他们谁也不会忘记,当没有一个人能解答一道复杂的动力学题时,正是这个钱学森轻而易举就给出了答案;当全班都在抱怨试题太难,大部分人考不及格,准备找教授说理时,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他们看到的,正是这位中国学生工整清洁,没有任何错误、圈改和涂抹痕迹的试卷。

带着为国争光的一股冲劲,钱学森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1936年,钱学森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指导和合作下,钱学森开始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年青的正教授,拥有了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地位、名誉和舒适的生活。

钱学森却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他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这正是他的祖国——中国的自然条件。

多年以后,钱学森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仿佛蓄积了全部力量的弹簧,所有的准备,只为回归的一刻。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让他痛感报国无门,但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在望却让他看到: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临!钱学森欣喜若狂,开始了紧张的归国准备。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的坎坷。

骚扰、阻挠纷至而来,美国当局动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让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的住宅响起激烈的敲门声。产后刚刚满月的钱夫人蒋英抱着女儿把门打开,两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钱学森逮捕。联邦调查局如临大敌,钱宅周围立刻布满特务、便衣。

钱学森被关在只有几平米的牢房里,不准与人接触,不准说话,夜里每隔10分钟,狱警就“啪”地一声打开电灯,折磨得他整夜不能入眠。15天时间,钱学森的体重整整减轻30磅!

坐牢、软禁,恐吓、跟踪,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无法让钱学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无畏的斗争。面对检察官的无理指责,钱学森掷地有声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给谁就给谁。”“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的报纸报道说: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在钱学森的长期抗议和祖国外交斗争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当局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带着丰厚的学识和一腔热血,钱学森登上了归国的航船。

5年,整整5年,为了生命中这最深情的回归,钱学森和他的家人,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抗争了整整5年!

祖国向钱学森畅开温暖的怀抱。广州、上海、杭州、北京……,钱学森所到之处,掌声、鲜花、笑脸相迎。新中国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翻天巨变,让归来的游子澎湃起万丈心潮。

1955年10月29日清晨,前一天刚刚回到北京的钱学森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喃喃低语:“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

1991年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的仪式隆重举行。80高龄的钱学森身着深蓝色中山服,许下他晚年的心愿:在有生之年建立一套系统科学体系,用以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从研究应用力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到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从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到晚年积极建议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钱学森广泛的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醒目的红线——把自己的科研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联,为祖国的需要而攻关,为人民的未来而思索。

1955年11月,回到祖国没几天,钱学森便登上火车,奔赴东北考察,开始了科学事业新的征程。整整一个月,他从哈尔滨到旅大,一路风尘仆仆,参观、访问、演讲……钱学森边看边记,边记边想:如何让力学这古老而年轻的科学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组建力学研究所的设想逐渐成熟。3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第一任所长。

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钱学森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完的劲头。人们常常看到这位刚刚回国的科学家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不是开会、找人商量问题、筹建实验室,就是闭门苦读,奋笔疾书。

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阴云笼罩全球。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挑衅,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发展。新中国迫切需要强大的国防。

1956年春节后不久,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北京的西郊宾馆,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作了一场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

1956年2月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叶剑英一道向周总理汇报发展火箭、导弹的设想。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听到总理称自己为“同志”,钱学森心头涌起一股热潮。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钱学森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后,一份详尽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半年多后的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简短的成立仪式后,钱学森向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了“导弹概论”。新中国曲折而辉煌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此正式启动。这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人才奇缺,只能借助前苏联的支持,从仿制入手。1960年,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前苏联却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

黑云压顶,进退两难。面对困难复杂的形势,负责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这字字千钧的话语,震动钱学森的心坎。5年前在东北参观时,陈赓大将曾问他,我们自己能不能造火箭、导弹?钱学森回答说:有什么不能?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同样能造!

困难,激发起的只能是强者的斗志。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毅然承担起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的历史重任。多少个白天、黑夜,多少次测算、试验,凭着中国人的志气、勤奋和智慧,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下前苏联专家有意留下的一个个难题。

科学的事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在地面,钱学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事小事亲自过问。他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

众志才能成城。为了发挥大家的才智,无论多忙,每个星期天下午,钱学森总要把几位总师请到家里,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这番话让老总们几十年都念念不忘。大家畅所欲言,枯燥的讨论会开成了心情舒畅的“神仙会”。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这一天,离钱学森回国仅仅5年;离我国正式启动导弹计划不过4年。而美国为了这一步,花费了近10年时间。

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导弹试验成功不久,他就开始思考我国导弹事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着手研究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爆炸试验。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正式建议:早日制订人造卫星研究计划。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因此被代称为“651工程”……风雨能消磨山岩的锋利,磨不去钱学森的报国壮志;岁月能改动河流的方向,动不了钱学森的一颗丹心。他那为祖国、为人民的科学追求,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息。

进入80年代,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推动了“863”计划的实施。进入90年代,他建议组建科技公司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张发展第四产业——科技和情报信息业,关注祖国的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倡导建立精神文明学。对正在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冷静提醒:虽然开发是全面的、综合的,仍然要以农业发展为基础……殷殷赤子情,拳拳报国心。这是一位科学老人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在这深情之中,闪耀着钱学森把有限生命融入祖国和人民伟大建设事业的光辉一生。

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钱学森得知后彻夜难眠:“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1978年,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神州,中国的航船正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航程。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经济建设,都亟需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技术。

9月2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钱学森等人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系统工程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没过多久,“系统工程”这一新颖而陌生的名词广为引用,成为一时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敏锐的思维、超前的意识,始终引领时代潮流,始终站在科学的最前沿,这是钱学森最显著的科学品格。

1948年,美国科学家维纳发表《控制论》,遭到科学界的冷遇,37岁的钱学森却敏锐把握到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将这一新理论运用到自己的喷气技术研究。1954年,钱学森发表《工程控制论》一书,开创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47年来,这本著作为世界各国科学家广为引证、参考,成为自动控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经典著作。

在美国研究火箭时,钱学森曾大胆提出以火箭助推飞机实现洲际飞行,与此后航天飞机的迅速发展不谋而合;在计算机还只是新名词的50年代,他就预见到“许多复杂的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极力主张加快研发;在能源、交通被普遍视为国民经济两大基础的1985年,他向中央领导建议,信息、通信、计算机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发展……活跃的思维,创造的激情,非但没有因为年事的增长而减退,反而迸发出更加璀璨的火花——继系统科学后,钱学森又相继提出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的概念,试图通过对人类思维活动和人体系统的研究,探索实现人工智能、揭开人体秘密的新途径。

1990年,79岁的钱学森发表《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及其方法论》的论文,总结系统学和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概念,并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实现了还原论、整体论的辩证统一。

两年后,81岁的钱学森在系统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大成智慧学,试图以人为主,通过计算机和因特网,实现人机结合,综合集成古今中外、成千上万人的知识和智慧……伟大的创造来自科学的方法。年轻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这正是钱学森不断超越他的同行,始终走在科学最前沿的“秘密钥匙”。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汇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500多页的《钱学森手稿》,形象地折射出钱学森严谨、不苟的治学精神。从一万多页科研笔记中选取的这些手稿,一串串英文清秀流畅,一个个数学公式推导工整严密,一幅幅图表规范整洁,即使小小的等号,也标准得如同直尺画的一样。为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他研究的手稿长达800多页。到500多页时,他写上“不满意!!!”;问题解决后,他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注上“最后定稿”,接着又加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从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从一名科研工作者升华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在不懈的科学追求中,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跨跃。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

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出席开幕式、剪彩仪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钱学森推辞了一切应酬,只为能静下心来,抓紧每一分钟,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专心工作。这是他的乐趣,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伟人的真实写照!

 选稿:邱曙东 来源:新华社9月24日 作者:曲志红 孙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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