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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访龙永图:谈判是这样完成的
2001年11月14日 07:28

中国青年报11月14日报道:在谈判的第一阶段,我们碰上的最大困难是当时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接下来小平同志提出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此以后,我们和外国谈判代表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

记者: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谈判历程很漫长,是否应当理解为其间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龙永图:可以这么说。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本来,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席位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1971年,台湾的代表被关贸总协定驱逐出去以后,当时关贸总协定的总干事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如果我们当时对关贸总协定有足够了解的话,复关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由我国驻日内瓦的大使写一封信给关贸总协定的总干事说,中国表示愿意加入。然后,他们开一次会议,可能中国就已经加入了。

当时中国没有加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认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关贸总协定的主要成员都是发达国家成员,所以中国决定不参加。1971年、1972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也是很自然的。

中国为什么过了十几年后决定在1986年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呢?主要就是改革开放进程使中国领导人觉得,再不加入可能在经济上遭受很大损失。中国在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之前,也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的一些谈判,主要是关于纺织品的谈判。当时,全球纺织品协定要分配“配额”,中国的纺织品当时在整个中国的出口中占了1/3。如果不能参加关贸总协定组织的全球纺织品谈判,中国就不可能在全球纺织品配额中拿到自己的一份。所以,中国在1983年参加了纺织品谈判,并拿到了一部分全球纺织品配额。中国纺织品出口随后在五年里几乎翻了一番,尝到了甜头。

所以说,当时中央作出“复关”的决定,是出于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

记者:记得谈判从1987年开始很顺利,但后来却充满了曲折。

龙永图:应当说,谈判一开始是顺利的。主导整个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主要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关贸总协定是一个经济贸易组织,但是他们在作出到底吸纳谁成为关贸总协定组织成员决定的时候,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考虑。中国谈判之所以一开始比较顺利,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还没有解体,而且没有进行任何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以来已经进行很多年,西方看好中国的改革进程。虽然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要求,但还是想把中国吸收进来。

但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断了和中国的谈判。现在说中国入世经历了15年谈判,其实真正的谈判大概是13年,中间中止了两年多,一直到1991年下半年才重新开始。

那时,中国不仅仅把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看成是一场恢复国际外交和经济地位的谈判,更看成是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围堵和制裁的重要政治举措。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做工作,李鹏同志给关贸总协定所有成员经济体的政府首脑都写了信。中国复关谈判就是在此背景下恢复的。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不断起作用。正因如此,这样一场非常技术性的贸易谈判,常常是由高层从政治上进行推动。这也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个规律吧。

比如在这个谈判的第一阶段,我们碰上的最大困难是当时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对我们当时谈判代表团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从此以后,我们和外国谈判代表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开始了真正的对话。

关贸总协定和WTO谈判的景象就是:少数人在谈判,多数人在喝咖啡

记者:在谈判中,最主要的对手就是美国了。为什么中美谈判格外艰苦呢?

龙永图:中美谈判之所以非常艰苦,我想,首先是因为美国财大气粗,谈判地位非常强。美国在关贸总协定历年谈判中的方式和态度都是:我要求一、二、三、四,你必须做到一、二、三、四,而且,“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美国人与我们谈判的时候,一开始口气也是这样。美国这一套屡屡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上得手,所以他们认为,谈判就是这么一场游戏。

恰恰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所以谈判一开始并不是所谓实质性的谈判,而是对谈判态度的谈判。美国人花了五六年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需要平等谈判地位这样一种要求。我这几年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让外国人知道,你与中国人相处需要平等的态度。

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谈判代表,我们可以说彼此欣赏,他卸任以后讲了我很多好话。但是我们谈判的时候,是最针锋相对的。我一直到现在还感到遗憾的是,一次他在我的办公室谈判的时候,我把他赶出了办公室。因为他那天讲的话太让我生气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凡是美国肉类机构检查合格的肉类,应该无条件地进入中国市场。我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商品检验机构呢?中国是主权国家,美国肉类是一定要检查的。他说,你没有必要检查。你们自己市场上的那些肉在美国通通都不合格。我生气了,我说,建议你最好离开我的办公室。

从个人来说,我与美国的历任谈判代表都变成了好朋友。毕竟,他们不过代表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我们也是一样。

记者:“打态度”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实质性谈判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冲突呢?

龙永图:美国人的实质性要求可能是最多的,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只有小国要求才会少。比如我们与冰岛代表团的谈判,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冰岛的产业结构单一,是鱼类出口大国。冰岛大使告诉我,只要解决几种鱼的关税,就可以结束谈判。我记得在日内瓦,一个天气很好的早晨,我和冰岛大使谈判。他说:“这就是我的要求。”整个要求还不到一页纸。我一看,上面所列鱼的品种与中国的出产差别很大,对中国渔业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影响。我表示可以同意单子上的要求。一个小时结束谈判,然后就签字了。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贸易代表说,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非常全,对于中国进出口的6000多种税号全部都有兴趣,所以“我们都必须一个一个谈”。

这完全没有道理。就算美国经济实力再强,也不可能6000多种商品都是强项。比如说,难道冰岛产的那几种鱼类品种,也是美国的强项吗?与美国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打破它所谓“全面谈判”的要求。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剩下了4000多种。这4000多种产品,再加上它最感兴趣的银行、保险、电信、分销还有律师等,构成了漫长谈判的内容。

美国当时是摆着一副代表世贸组织所有成员“领头羊”的姿态来谈判。事实上,它的领头羊地位是得到许多成员认可的。这也是为什么世贸组织130多个成员经济体,只有30多个成员经济体与我们进行了谈判。其他100多个没有谈判的其实就是相信美国的谈判立场能够充分代表他们。

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进行谈判。不可能发生美国和孟加拉国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这种事情。过去的关贸总协定有很大的咖啡间,周围都是会议室。那些会议室里面,美国和欧盟、日本和欧盟、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对手去谈判,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成员特别是那些小的成员经济体代表,基本是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等待消息。这就是关贸总协定谈判的景象———少数人在谈判,多数人在喝咖啡。

在这个意义上,关贸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没有经济实力,很难参与真正的谈判;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它也是平等的。根据关贸总协定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原则,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欧盟关在小屋子里面所谈的结果都会完全、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成员。如果美国经过艰苦谈判,把日本汽车的关税拿下来了,美国代表就会很骄傲地从会议室里出来表示,美国已经和日本达成协议,从多少降到多少。那么外面喝咖啡的所有成员都会喝彩,因为这些条件将适用于他们。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所以说,美国在和我们进行谈判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大多数成员在和我们谈。因此,对美国的谈判的复杂和艰难也有其合理性。

我知道她(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绝对是要想谈成协议的。4点半到7点半有3个小时的时间,足以把最后的文本全部“clear”,全部解决

记者:听说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之前六天的谈判,曾经出现非常激烈的场面。当时美国人摆出随时准备走的姿态。能否介绍一下,转折是怎么出现的?

龙永图:那几天的谈判真是跌宕起伏,一会儿觉得有望,一会儿又觉得无望。美国谈判代表的表演水平很高,我后来说,美国人做戏太厉害了。我与他们谈判时间太长了,很知道美国人作秀的技巧,特别是女谈判代表。我知道他们对那次谈判是志在必得的。因为他们在1999年4月已经失去了一个机会,结果后悔得不得了。

记者: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未能与美达成WTO协议,后来你们离开美国后去了加拿大。传说克林顿总统特别后悔,还希望你们回来再谈?

龙永图:是。美方公布中美谈判清单后,美国企业反响很大,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结果。美方谈判代表也这样认为。但是,当朱镕基总理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会见时,克林顿总统说,很抱歉,我觉得谈得很好,但是,这次不能签订协议。美国谈判代表团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很多人哭了。由于上层的政治决断,那次不能够达成协议。他们的失望比我们还大。

记者:1999年4月,本来谈判就要成了,为什么美国最高层又作出否定的决策?

龙永图:因为克林顿总统对于中美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作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可能得不到国会的支持。后来知道整个美国商界和国会都很支持后,克林顿很后悔。当我们还没有离开美国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就打电话给朱镕基总理说,能不能够把谈判班子留下来,作一点最后的修饰,就可以达成协议。朱镕基总理说,美国人想达成协议时就要签字,不想达成就不达成协议,天下没有这样的事,不谈了,要谈到北京去谈去。

美国人一直追我到加拿大,我记得在离开加拿大前,美国贸易代表还两次打电话给我,想确定在北京谈判的时间。她要求,我们前脚到北京,他们第二天就赶来。我说,你们也给我们一点休息时间吧,还要倒时差呢。她说这个事太急了。我们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美国谈判代表团就赶来了。

到了11月以后,他们摆出一个很强的谈判阵容,而且用高压的手段,想榨取更多的东西。我们知道他们心很虚,4月的那些东西已经完全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根本不想作任何新的让步。

记者:当时,你们已经知道底牌,胸有成竹了。

龙永图:不过,当时我们确实也想达成协议。中央主要从中美关系大局来看,5月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后,中美关系很困难,双方都需要转机。中美关系对双方来讲,毕竟太重要了。

我理解,江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就是想用中美达成协议使中美关系从最困难的局面中走出来。从中美关系战略全局考虑,中国是愿意达成协议的。但是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双赢的协议。美方到最后,还提出了很多超过4月间条件的无理要求,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拿掉了。但是美国人总觉得他们还得拿到一点新东西,才能解释为什么不在4月接受这个协议,所以也表现出很强硬的态度。他们做戏一直做到最后一刻。

到了11月14日晚上7点钟以后,整个美国谈判代表团全部消失。我们打手机、打到饭店房间都找不到他们。打通的惟一一次电话,对方说他们现在都想休息,有些人到酒吧间去了,有些人逛商场去了,准备次日早上启程回国。他们还给礼宾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说是人很多,要求安排一个开道车,并在机场上给予一定的礼遇。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明天是肯定要走了。

当天晚上11点钟,我打电话给美国的驻华使馆代办(当时他们的大使在美国国内)。我说,作为常识,在经历这么一个世界瞩目的谈判以后,双方总得见一次面吧,至少需要商量一下如何对新闻界发布此次谈判的结果。大概一个小时以后,美国贸易代表给我打电话来了。她说,出发之前见一见是必要的。我说,好啊,你看几点钟见,她说能不能4点半钟见。

凌晨4点半,我心里就笑了。我想,如果你们打算走,为什么要4点半钟见我们,你们不是10点钟的飞机吗?七八点钟见一下,半个小时不就解决了吗?我说,是不是太早了。她说,不早,我们还习惯于美国的时间。

我知道她绝对是想要谈成的。4点半到7点半有3个小时的时间,足以把最后的文本全部“clear”,全部解决。我很快就向上报告了,我觉得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果然我们4点半钟去了以后,他们把谈判的协议文本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一页一页地核对文本,最后剩下七个问题。她说,这七个问题,中方必须接受,如果不能接受,前面还将以失败告终。我说,很抱歉,如果要签订协议,就是这个东西,那七个问题免谈。这七个问题是他们在这几天谈判过程中施加强大压力一直想要解决的。

我把情况作了汇报,上面很快作出了决策。在最后关头,朱镕基总理出现在谈判第一线。

朱镕基总理谈判技巧非常高明。他到了以后,马上跟我说,龙永图,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把它写下来,不要多说;这些问题你已经跟我谈过很多次,我都已经知道细节了,但是我要知道是哪些问题。他说,只用一张纸。

我把七个问题写下来。朱镕基总理说,如果他们决定改行程,我可以跟他们谈。话一说完,美国人就来了,根本就不谈什么改行程的问题了———他们根本就没订那天的飞机。

朱镕基总理也不跟他们多说,就说,这七个问题,有两个问题我可以让,其他你们必须让步。如果接受,马上可以签订协定。我不是来跟你谈判的,我是来作决策的。五比二应该说是不错了,而且让的那两个问题也不是什么特别要害的问题。但是作为谈判代表,我们把这七个问题作为底线把了这么多年,所以一旦要让的时候,也不太情愿。当然大家都知道对谈判的定义就是妥协的艺术。美方拿到这两个让步,喜出望外,他们生怕我们一点面子也不给,七个问题都不让步。这实际上是给了一点面子,给了一个台阶,使大家有了签订协议的可能性。所以美方很快就答应了。

记者:这就是说,朱镕基总理以两个问题的让步,换来了五个问题的不让步,同时换来了整个中美协议。

龙永图:关键是换来了整个中美的协议,换来了中美整个关系的转机。朱镕基总理讲,不是他自己来的;那不是他的意思,是江主席的意思,是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对那七个问题当中两个问题作出让步,也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执行整个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决定。在这样一种关键时刻,的确需要政治领导人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决定。

多年谈判的经验告诉我,在谈判最关键的时候,不管是中美谈判也好,中欧谈判也好,还是世界的谈判也好,没有政治领导人的推动,谈判很难进行。这可以说是贸易谈判的规律,也是我们这几年从贸易谈判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条。

记者:七个问题中让步的两个问题,是在保险与金融方面的让步吗?

龙永图:两个问题不包括在保险与金融方面的让步,我们没有在保险和金融方面作出任何让步。

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很大程度上是满足欧盟作为强大经济体的自尊心要求

记者:刚才谈到的中美谈判,是整个15年谈判中最艰难的一个环节。在经历了惊心动魄、峰回路转之后,当时大家就觉得,中国可能在1999年内入世。但是,马上中国又面临和欧盟的谈判了。为什么又会出现一次挫折呢?

龙永图:国际关系是很微妙的。美国固然财大气粗,但欧盟也觉得其15国的经济总量比美国还大,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希望与欧盟先达成协议,以此来推动与美国达成协议。但是欧盟15国各自有很强的声音,所以欧盟在协调15国的立场时,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些欧盟代表悄悄跟我说,“我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和你们先达成协议的”。我知道他们的苦衷。所以我们和美国先达成了协议,达成协议以后马上和欧盟达成协议,因为欧盟提出的要求和美国提出的要求基本上差不多。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些规则,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市场的要求就这么多,不可能一个最强大的谈判对手谈判出来结果以后,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到最后,欧盟和美国产生了攀比的心理。欧盟代表跟我们讲,打个比方,在一个晚餐会上,你不可能把请美国人吃的菜单,同样请我们吃一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要求。中国与欧盟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欧盟作为强大经济体的自尊心要求。当然,欧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与欧盟的谈判花了好几个月,基本上就是花在解决欧盟的特殊关切的问题上。

外国人怀疑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作出了这么多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够履行。这种怀疑到现在可能还存在

记者:为什么与欧盟谈完之后,又持续了一年多呢?

龙永图:结束与欧盟谈判后,就进入到多边进程了,因为中国与30多个国家都进行了双边市场准入谈判。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定,要把30多个谈判达成的协议综合成一个协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不会有37个协议,而只会是一个综合协议。在综合出这个协议的过程中,有很多技术工作要做。比如说,我们和哥伦比亚咖啡达成的关税水平是15%,与巴西达成的咖啡的水平是12%,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归纳整体协议都要取最好的谈判结果。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工作。

还有,要把我们中国十几年谈判的结果归纳成一个报告书。15年谈了什么东西,中国做了哪些承诺,外方提出了哪些问题,这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文件的起草过程也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开始我们都认为,既然和美国人、欧盟谈判都已经结束,应该是很顺利了。但实际上并非特别顺利。其中有他们的原因,也有我们的原因。他们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度始终不是那么强,始终怀疑中国是不是能够履行承诺,所以要用大量的律师班子来堵住一切可能出现的法律漏洞,使得中国在今后履行协议的时候能够真正像承诺的那样做。

从我们这边的角度来讲,确实也存在法律意识不强的因素。比如说,中国人喜欢讲“原则同意”,同意什么呢?常常不知所云。举个例子,开放外贸经营权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说,“原则同意这三年内,全面开放中国的外贸经营权”。最后法律文件起草的时候呢,人家就说,三年开放,你不可能现在不开放,三年以后就突然放开。你跟我讲一讲,你第一年放什么,第二年放什么,第三年又放什么,你放开的标准是什么,你对外资企业怎么放开,国有企业怎么放开,民营企业怎么放开。他要黑纸白字写进来。所以在后来整个起草法律文件的过程当中,又花费了很多时间。

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度还是有些问题。他们怀疑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作出这么多的承诺,到底能不能够履行。这种怀疑到现在可能还存在。

到了重大时刻,我不流泪。可能是因为在重大的时刻,想得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东西记者:15年谈判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你从1992年开始就担任复关谈判的秘书长,后来又成为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这些年来入世是件有争议的事情,依你扮演的角色,有的人称你为“民族英雄”,有的人说你是“卖国贼”,这两种评论都非常极端。你怎么看?

龙永图:从我本人来讲,我们无非就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对于我们的褒贬很多都是因为对情况不了解,在这样大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所作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对我们的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消失。我自己一直是以非常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什么事情,事后总有一个结论,就像历史上很多事情一样,哪怕当初并不能有很明确的判断,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记者:有报道说,在这15年谈判过程当中,你曾经流过好几次泪,真的吗?

龙永图:我从来不太爱哭的。谈判中我惟一一次流泪是在2000年初与欧盟大使的谈判中。这位欧盟大使是有名的中国通,也是我的朋友,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以为自己的民族是很优越的那种人。当时中美已经达成了协议,中欧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只剩下很小的几个问题。他跟我谈判的时候,突然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手段。他说,如果中国不能答应某个问题,欧盟就不可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知道他在唬我,作为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在中美达成协议的时候,而是在中美达成协议以后。因为全国、全世界的期望值,都是中国很快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我压力最大的期间是1999年底到今年9月在日内瓦全面达成协议。没有期望值的时候,我没有压力,因为当时中央对于我们整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急不躁,水到渠成就行。我对于自己掌握谈判的节奏是非常有信心的。我真正着急是在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以后,当时全国老百姓有那么大的期待,中央也有很大的期待,如果不能很快解决,如何交代?

但是事情一拖再拖,开始觉得是1999年,后来觉得是2000年,而有很多事情我又无法向公众披露,也不能到处去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很波动。

欧盟大使跟我谈话后,我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我本来答应给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作报告。但是我血压一下子很高,于是向同学们表示道歉。我说我今天不能够作报告了,我就讲起前一天的事情,我那次流泪了。这是出于心理压力的一种发泄。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流过泪。1994年底的那一次冲刺,我和很多同事做出了最大努力,希望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之前成为创始成员。当时我的心情是,既然中国当年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也应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而且,我坐在观察员的位置上太久了。当时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开会,我还不愿意去开会,我就不愿坐到观察员的角落里。所有的成员都讲完话后,你才有资格讲话。这是一个大国代表很难忍受的耻辱。

1994年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突破的。但是,因为国内一些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和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认识不够,扯皮拖了后腿。比如说,那次谈判开始时,形势很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跟我们说,坚决支持中国,但是希望解决一下羊毛的进口配额问题。当时给我的授权是每年进口16.9万吨羊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的是18万吨。他们说,如果中国同意18万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力支持中国。这两国是西方国家,如果西方国家谈判的营垒出现了分裂,那么中国复关的机会就很大了。我很想同意他这个18万吨,但是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的时候,他们堵死了任何可能性。

我只好按16.9万吨这个数字谈,最后拒绝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坚决站在美国方面与我们进行了非常强硬的谈判。使我感到沮丧的是,1994年我们实际进口了31万吨羊毛,远远超过18万吨的要求。当时管理很松散,“一般贸易进口”、“加工贸易进口”以及其他贸易形式的进口不一而足,而管理则是分兵把口,各管其事,连全国每年进口多少羊毛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所以拿出了一个奇怪的16.9万吨配额,而澳大利亚、新西兰明明知道当时中国平均每年是进口22万吨,要18万吨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感到我们当时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我们的进口管理体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改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1994年冲刺没有冲出去,应该说很大的问题在于内部协调和管理体制。所以我感到的是失望,而失望的人特别是我这种人是不会哭的。

然后就是1999年,我看到报纸上说,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我哭了。错了,我激动的时候是不会哭的,有什么好哭!最后达成协议时,我当时脑子里面想到的,不是达成协议这个事情,而是一直在想,哪个问题要再那么谈一点就好了。我有很多的遗憾,我那天并没有出席签字仪式,我一直在想着那些谈判的条款。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胜利的喜悦,更没有哭。我那天甚至没有笑过,因为我当时还在想谈判细节,哪一点我更好地把握一下就更好了。我是个责任心很强、追求完美的人。

有些人说,这次到了9月最后全面结束谈判的时候,我也哭了。又错了,我当时也是一点笑容也没有。我感到如释重负,总算了结了。我没有什么激动心情,更谈不上什么哭。

我是很有感情的。有时候看一个普通电视剧的时候,我会流泪。但是到了重大时刻,我不流泪。可能是因为在重大的时刻,想得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东西。

记者:我们最近采访了入世前后的法律修订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评论?

龙永图:中国外经贸法律体系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透明度的问题。过去有很多所谓内部的文件,现在得把过去大量的内部文件着手整理,要么废止,要么公开,或者经过修改以后公开。这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所作承诺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过去缺少的许多法律法规现在需要着手制定了,比如说《反倾销法》、《反补贴法》,还有关于保障条款的法律,我们只有建立这样一些国内法律,才能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并不是自动适用于某一个成员,这个成员必须把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条款转化成自己的“国内法”,然后每个成员按照自己的“国内法”来实施。(本文转载自《财经》杂志11月号,经龙永图本人校改。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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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稿:褚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胡舒立 胡野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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