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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女眼中的周恩来
2001年12月21日 09:25

不成功的初恋

1955年夏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北京朝阳区第三小学当教师。后来,区委宣传部要调一些年轻党员去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不知真是我长得挺甜,还是平时太热情太单纯,就在临走时,一位男青年流露出对我的好感,想与我交朋友。我大大方方地答应了。当时我才18岁。

周六晚回到西花厅,我开心地哼着歌。吃饭时,我把自己与那位男青年认识的过程,以及自己要调到区委工作的事都讲了出来。“你怎么不当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伯伯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我可没打伯伯的牌子找过人。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上级临时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工作的。”我有点委屈地说。

可是,七妈邓颖超很快发现,这样匆促地恋爱,对我并不合适。她提出了一些反对的理由,还不时转过眼睛看看伯伯。

伯伯想了想,开始用现身说法来启发我:“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当着七妈的面,伯伯和我讲起了恋爱史,这让我非常意外。我看了看七妈。

“是呀!”七妈笑着说,“你伯伯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伯伯接着告诉我:“开始两人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伯伯回忆起往事,显然动了感情,他看了我一眼说:“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开始与你七妈通信,还向她求婚。”

“怪不得刚到法国一段时间你没有什么信给我,后来突然又那么主动热情,弄得我好紧张。”七妈笑着说。伯伯并没讲我谈的对象合不合适,他只讲了自己恋爱的原则,但对我是不是一种启示呢?我心里不断琢磨着。饭后七妈让我陪伯伯在院子里散散步,她希望伯伯对我再谈点什么。

“伯伯,我想问你:你决定选择七妈后,对那个张阿姨怎么说呢?”“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要断,这个决心并不好下。起先我也多次劝她,不要因为受点委屈就退党。可她听不进去,她宣布退党后,也就帮我下了决心。”“你作出这样决定后,内心痛不痛苦?”“当然不平静。”伯伯看着我说,“秉德,你知道世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那位张阿姨后来怎么样?”我问。“张若名后来在法国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与丈夫杨一同回国任教。1955年4月我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

听了伯伯这番话,我暗暗下了决心。几天后,我主动找到那位青年,说自己太年轻,请他另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三十多年后,从张若名以及邓中夏儿子的口里,我还知道了这样一段故事:1928年伯伯去苏联开会,回国时,为了安全从欧洲绕行,那次邓中夏托伯伯给他新婚的妻子带一件礼物。到法国后,伯伯去找了张若名。她不仅在里昂掩护了伯伯,还帮伯伯选定了一块银质的瑞士坤表。后来邓中夏说,他妻子特别喜欢这块表。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牺牲二十多年后,伯伯见到他妻子。她告诉伯伯,那块银表是中夏留给她的珍贵纪念,至今还珍藏着。

亲自下了逮捕令

1963年,我与沈人骅结了婚。他是沈钧儒先生的长孙,空军上尉军官。婚后我随同他去了西安。1968年初的一天,小妹带了七妈一封信,急匆匆坐火车到西安找我说,爸爸被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抓走了。信中七妈反复强调:“你们必须站稳立场,要旗帜鲜明。这是对你们最深切的考验!”

小妹讲了事情的经过:前天半夜,来了四五个解放军,为首的一个大个子对小妹说:“你爸爸要出趟远门,今后无论是谁问起你爸爸,就说出差去了。”接着他又转脸对妈妈说:“王老师,明天你也继续上班,关于周同宇的情况,我们会向你学校说明的。”第二天,弟弟秉钧回家知道了此事。他也是从小在西花厅长大的,参军七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秉钧担心有人背着伯伯冒充卫戍区抓走爸爸,或者是想从抓爸爸入手来整垮伯伯,立即在公用电话上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七妈让他去了一次,告诉他我爸爸确实是卫戍区带走的,伯伯也知道这件事。

到这年八月下旬,我回北京,生下了老二。那天我正在洗尿布,忽听婆婆招呼:“秉德,有人来看你!”我来到客厅,见到一位解放军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真像你父亲周同宇啊!我叫王金岭,是8341部队的。”“您认识我父亲?”“今年初,就是我带人去你家带走他的嘛!”老王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像是带走了一个朋友。我急不可耐地问:“我爸爸现在怎么样?关在哪个监狱?”“我就是怕你月子里担心,特地来看你。你父亲一切都好,放心吧!”

第二天,我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时,自以为是从组织上了解到父亲近况的,就兴冲冲对他们说:“参加审查爸爸的解放军王金岭来看我了,他说爸爸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王金岭怎么这样说话!”伯伯立刻板下面孔,叮嘱我的丈夫人骅:“你明天去找他,叫他今后讲话要注意!”第二天,人骅找到他,转达了伯伯对他的批评。谁知老王却神秘地笑了。他伏在人骅耳边悄悄说:“总理对我的表扬,都是通过组织传下来的。对我的批评,就让你们这些孩子转达———这是对我的提醒。”

以后,王金岭一直关心着我们一家的生活。而真正的内情,是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原原本本告诉我们的。原来,王金岭是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的,他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那天,王金岭奉命先到谢富治的办公室。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他一看,是周总理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二十七号。”谢富治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

具体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王金岭接着敲响了傅崇碧办公室的门。“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傅崇碧司令员态度明朗,“周同宇就是和王光美的哥哥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总理找我去商量,我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以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我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好!”傅崇碧司令员紧握王金岭的双手说。于是,去东北、上海、广东等地外调,王金岭亲自带队;每回提审周同宇,王金岭也都在场。之后上面有命令:周同宇人押在卫戍区,案子全部移交刘少奇专案组。于是周同宇案一拖再拖,直至1975年5月,我父亲才被释放出来。

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整整七年多没见,爸爸的头发铺了一层白霜;因病打过激素,脸显得有些浮肿。我忍不住抱着爸爸痛哭失声。我无法想象,整整七年,一张《参考消息》就是他和世界的惟一联系。

“秉德,别哭!”爸爸两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被关的这七年中,我天天对自己讲,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就是有天大的压力,我也要活下去。”

这使我回想起在西花厅,伯伯曾对我说过的那番话:“秉德,我知道你妈妈对我不理解,哥哥当总理,却不为亲弟弟说话。其实平心而论,你爸爸被隔离审查已经六年多了,难道我这当哥哥的是铁石心肠,毫不关心?当然如果是国民党,可能不用开口,也有人看面子赶紧放人了,可我们是共产党,是有组织原则的!我不分管刘少奇专案组,就无权过问你爸爸的问题,只能依靠组织,耐心等待。”坦白地说,当时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是伯伯最后一次单独与我谈心。那天,伯伯仿佛很愿意继续谈下去,倒是我担心伯伯身体不好,主动告辞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天七妈把我们全家接到西花厅,她对我们说:“你们伯伯的历史,也关系到你们下一代。林彪还对清华、北大的学生说,总理的弟弟在坐班房。同宇怎么会坐班房?当时是世界知识出版社送来了一大叠材料,说有一个五个人的聚餐会。”爸爸叹口气说:“姐姐,其实我没有搞什么聚餐会,只是几个人有时见见面,吃吃饭。”七妈问道:“你是这几个人的召集人?”“召集人是王光琦。”爸爸解释说。

“戚本禹拿来一大堆材料,找到恩来这里,话中有话地说:‘牵扯这案子的五个人,其中两个人自杀了,一个跑了,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另一个是周同宇,是你弟弟,请你办。’送来叫恩来处理。你伯伯亲自下命令把同宇逮捕。现在才明白,他不处理,群众组织会处理,那更不得了,那是非常惨的,要逼供。又怕同宇软弱,走了下策。”妈妈插话说:“那就死无对证了。”七妈点点头:“在那种非常时期,你伯伯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干部。”

后来,作为纪念,七妈把十多年前伯伯亲笔写的有关逮捕爸爸的报告草稿给了我,上面写着:“有关王光琦的反革命聚餐会(1963——1966)的召集人有四:王光琦在押,梁欧策(一月自杀)、游补钧(二月五日夜突然死亡)两人已死,只有周同宇在外,必须依法处理。其办法有二:一、交群众审查,但周同宇已退休,无所属。二、交公安部军管机关拘留审讯,较易弄清真相。或者要与群众审查相结合,我提议采取第二个办法,请即议定……”

如今我的资料夹中,与伯伯亲笔手稿一起存放的还有两份材料,一份是1979年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给我爸爸的复查结论,一份则是爸爸的亲笔回执。

 选稿:吴麒敏 来源:《我的伯父周恩来》 作者:周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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