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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亚洲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欲速则不达
2002年4月22日 22:22

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会期间,本报记者就亚洲区域合作问题专访了麦肯锡公司资深董事、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潘望博(TonyPerkins)先生。潘望博也是麦肯锡公司亚洲高科技行业咨询业务的领导人。他于1988年加入麦肯锡达拉斯分公司,1995年调至北京,在大中华地区生活工作了八年多时间。

作为世界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对亚洲区域合作的评说值得关注。

重在参与全球分工

《经济观察报》:麦肯锡一直置身于重塑企业、市场、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的前沿。请问你们认为亚洲的产业和市场是否需要整合?如何整合?

潘望博:我们从北美和欧洲的经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区域合作的价值所在,如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为资本及人才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等等。然而合作的形式是可以选择的,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美、加、墨三国间合作组织,不是太正式。而欧盟则高度一体化,拥有单一货币,组织也更为正式。但对当前的亚洲来说,我并不认为采取像欧洲那样的一体化合作方式是最佳选择,这甚至也是不可能的。考虑到人口、地区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亚洲进行产业和市场整合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亚洲经济体之间的松散合作是很有价值的,它能够消除这一地区内部的贸易壁垒、资本流动的障碍等。当然同时它也会带来诸如劳动就业等问题。日本人会说,日本好的就业机会都跑到中国去了。这种抱怨经常发生在相对富裕的国家里,就好像美国人抱怨好工作都跑到墨西哥去了一样。而相对贫穷的国家通常会抱怨说很多重污染工业都转移到了本国,因此产生了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另外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是金融及货币风险协调监控机制的缺乏。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亚洲经济互补性很强,有很大的内需空间,完全可以通过区域合作实现自发性增长。这种说法正确吗?

潘望博:实际上,“亚洲区域合作能够减少亚洲地区对欧美的依赖”的说法并不正确。我认为亚洲对欧美大量的产品出口是件好事,以此为基础,内需会不断扩大。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消除贸易及其他壁垒使墨西哥经济发展更快,也创造了更多的内需,反过来又促进了墨西哥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进口,所以实际上这种区域合作对所有的成员都有利,关键在于它在三个国家内都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同样,三国间的有机合作虽然扩大了内需,但却并没有、也不应该代替它们对欧洲的出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亚洲内部也存在着产业结构雷同的问题,如果不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区域内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低层次的内耗。

亚洲金融:先改革,再一体化

《经济观察报》:在博鳌论坛,麦肯锡的汉城负责人推介了韩国金融系统改革与重建的经验,称如果韩国重新选择,依然会选择进一步开放市场。但一些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东南亚银行家牢骚满腹,认为亚洲弱小的金融体系无法抗拒国际资本的进攻,难以防范国际金融疾病的传染,因此需要亚洲各国联合起来,进行货币改革与合作,他们提出了“亚元”的构想。亚洲货币合作与银行改革之间,哪一个对亚洲更重要?

潘望博:我认为,贸易与劳动力的一体化不难做到,难的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它的风险更大。欧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统一货币,这需要各国中央银行鼎力合作,来协调通货膨胀率、统一利率等,非常不容易。我认为亚洲现在还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现在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央行仍在忙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建立和改革,解决金融行业和企业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国家间的合作,难度会很大。显然,亚洲各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比亚洲金融一体化更为迫切。

谈到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并不一定要放开货币,亚洲各国完全可以在维持货币独立性的基础上,允许外国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来深化体制改革。货币控制完全可以同其他的金融控制手段分开。

中国:从世界加工厂到世界工厂

《经济观察报》:许多人认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也有人认为中国只能说是世界加工厂。您对此有何看法?

潘望博:我想可以把中国叫做“世界加工厂”。但是请看日本和韩国五、六十年代的状况。日本在六十年代也曾是世界的加工中心,但渐渐拥有了自己的技术和公司,像索尼Sony和丰田Toyota这样的公司就成为了自身行业的技术领先者。日本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达到了现在的地位。韩国亦然,曾是加工中心,现在已有三星这样的公司成长起来。今天的中国确实是加工中心,但我们已看到联想、华为这样的公司,虽然在使用外来的部件组装自己的产品,但却在积极地建立自己的技术和研发体系。我相信中国通过对“他山之石”的借鉴,必将成为“世界工厂”。

这种发展需要时间,但只投入时间是不够的,还应该在院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方面进行大量投资,比如给予大学足够的自主权,使之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制定教育内容。如果中国企业要像印度为美国进行后台服务那样为日本企业提供后台服务,那么大学就需要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日语人才。另外一个解决人才“瓶颈”的途径是人才“回流”。在台湾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八十年代台湾产业改革,导致大量人才涌回,对经济起飞功不可没。

中国有成为“世界工厂”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中国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点与美国相似,对制造业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优势,同时也是东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一方面,国内市场产生的强大需求使中国企业有能力上规模、降成本,因而就可以凭借低成本的优势向海外市场发展。另一方面,跨国产业巨头也愿意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性制造中心设在中国,因为这样既可以首先满足中国这个大市场,又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中国去年的手机销量几乎是泰国和菲律宾市场手机持有量的总和,因而不难想像跨国公司为什么不把全球制造中心设在东南亚国家。

优势还来自中国的政策环境。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发展扫清了关税和其他壁垒。政府制定的政策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也为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中国的制造业得以很早就打开了大门,直面国际竞争。像联想、华为、海尔这样的公司很早就面对开放的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培育了国际竞争能力。又比如,中国政府公布了18号文件,鼓励半导体和软件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而中国的服务业,如银行、电信等,因长期受到国家政策保护,竞争力反而不如制造业强。

另外,在文化方面,我认为中国企业家似乎天生具有极强的创业精神,这也是保证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

摈弃说“不”情结

《经济观察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我们最经常听到的是这样一种呼声:加强亚洲内部合作,亚洲要对美国说不,不能使亚洲变成事实上的美国经济殖民地。尤其是来自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代表,他们更多的是对全球化的抱怨与委屈,在谈论亚洲区域合作时始终保持着对西方的警惕。我们担心,这种区域一体化情结,将影响到亚洲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体系中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另外,对全球化的戒心也有可能导致亚洲的企业不能引进全球化作业模式,排斥开放与竞争。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条件下,对亚洲区域合作治理机制的追求,会不会阻碍亚洲自身的结构改革和制度发展?如何避免这一趋势?

潘望博: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我认为应该区别看待这个问题。一边是市场,一边是制度。对可以出口产品的欧美市场说“不”是愚蠢的。现实是,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想要争夺份额,就要向美国出口。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制度当然可以对美国的制度说不,对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不。很多国家的制度都与美国不同,亚洲也不例外。如法人制理结构、银行业的管理体系等等,虽然国际上有一些标准作法,然而也不排除有独特的方式。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需要决定适合自己的最佳的经济体系,对自身文化和发展水平最合适的经济体系。但是在市场方面,必须理智一些,面对现实。

我个人认为,全球化是件好事,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会使中国受益,也会使各国都受益。全球化意味着互动和合作,然而各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由国家自己来决定的。如果是某国的制度导致汇率不稳、低储蓄、高通胀等问题,那么我们不能说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使自身的制度更具竞争性和吸引力。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每年吸引到400-50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创造了财富。全球化已经不可回避,抱怨与委屈于事无补。当然,在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也有劳动力、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注意。

编辑:张向林  来源:经济观察报 4月22日 作者:仲伟志 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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