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8日，巴纳德降生在南非西开普省西博福特镇一个贫寒的白人家庭，父亲是一名牧师，为当地黑人和有色人布道传教，而这在当年种族歧视极为严重的南非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因此巴纳德兄弟4人的童年不仅要忍受贫困的煎熬，还要遭受别人的冷眼。童年的不幸促使巴纳德早早立下刻苦学习、行医养家的志向。

中学毕业后，巴纳德考取了开普敦大学医学院。因为贫穷，他买不起汽车，每天要步行7公里去学院上课，这比上中学时每天徒步8公里少了1公里。1946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开普敦大学附属医院工作。10年后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前往当时的世界心脏外科学中心———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学习新的外科技术。两年后，他回国与同事成功地设计了心瓣修复术，并将术后护理新技巧用于临床，这为此后成功地进行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为他带来巨大声誉后，巴纳德利用自己的身份强烈抨击种族隔离制度，由于发表了“南非白人政权等同于法西斯纳粹分子”的演讲，被当局禁止公开活动长达20年之久，直到新南非诞生后受到曼德拉总统的邀请，他才重新露面。其间，他与人合作完成了自己的传记《第一生命》和其他书稿，同时还经常在《开普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专栏文章。

20世纪80年代，巴纳德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感情挫折，先是做医生的长子不幸去世，后是他的婚姻第二次破裂。1983年，由于受风湿性关节炎的影响，61岁的巴纳德不得不放下心爱的手术刀。退休后，他应邀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移植研究所做了两年客座教授，并在65岁时回国完成了第三次婚姻。

晚年的巴纳德旅居欧洲。随着年龄的增大，他渐感体力不支，特别是第三次婚姻的失败，更使他心力交瘁。他用破碎的心支撑着病弱的身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心脏保健50条》。前年他又接受了面部皮肤移植，通过激光外科手术治疗他的皮肤癌；年末，他因腿关节骨折而在维也纳的一家医院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孤寂的圣诞节。他的女婿维瑟说，自从去年离婚后，巴纳德感到非常寂寞，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不可否认，他是个伤心之人”。

当记者问巴纳德此生有何遗憾时，他说：“在进行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前一个多月，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父亲未能看到我的成功，与我分享成功的喜悦。”话语之中饱含着一位儿子对父亲深沉炽热、历久不变的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