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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诉劳工回京 张五奎精神饱满应对采访
2002年5月5日 14:22

金钱难以补偿伤害日本必须公开道歉

在日本一审部分胜诉的“中国劳工诉讼案”的中国劳工诉讼案代表——张五奎、杜宗仁日前悄然回到北京。2002年5月2日晚9点43分,两位老人走出北京首都机场的国际航班出口,身着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蓝灰色解放帽,风尘仆仆。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们,大家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远赴日本福冈打赢劳工索赔官司的——张五奎,杜宗仁。在日本福冈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中国劳工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因为二审还有待时日,两位老人从日本东京回国。

中国劳工诉讼案,是从2000年5月10日开始提起诉讼,在日本律师团和我国律师的支援下,以张宝恒为首的15名“劳工”起诉三井矿山公司和日本政府,提出在报纸上刊登谢罪广告和每人支付2300万日元的赔偿要求。经过近两年的法庭斗争,4月26日福冈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公开谢罪和对日本政府的赔偿要求,判令三井矿山公司向原告每人支付1000万日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和100万日元律师辩护费用。就此,中国劳工三井矿山索赔案部分胜诉。这是二战时日本强征劳工案明文判决的第一次。日本三井公司已经提起上诉。

经过长途旅行的两位老人,并没有什么倦色,一手提着一件行李,步子很快。张五奎老人身材较高,人很清瘦,杜宗仁个子不高,人也胖一些,七十多的年纪,两人的身体还都硬朗。两位老人的家都是在河北农村,他们当年就是从老家被抓到了日本。这次他们是4月25日抵达福冈县的,5月3日回到河北的家中。

资料:向福冈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的张宝恒等15名中国公民在1943年和1944年先后抵达日本,在福冈县境内的三池、田川两座煤矿内充任劳工,直接受到了三井矿产公司的役使,被迫每天长时间在井下劳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非人生活,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才结束了这段梦魇般的生活。日本在侵华战争末期,为补充穷兵黩武造成的国内劳动力严重紧缺,从中国强掳劳工押解日本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有记载者即近4万人,死亡率高达17.5%。其中,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共使用5517人,成为日本矿山企业奴役中国劳工最多的公司,有1072人死在残酷的奴役之下。

5月2日晚在首都机场大厅,记者看到了刚刚返国的本次福冈诉讼的劳工代表--76岁的张五奎老人。也许是由于诉讼进展顺利的原因,老人看上去很精神,没有丝毫的疲惫,面对记者的采访也很是从容。

“判决结果一出来,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友好的日本人民!”张五奎操着一口浓浓的家乡话激动地告诉记者,“我们一到日本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特别是判决一出来,好多地方都请我们开会讲话,我们一说完他们就热烈地鼓掌表示支持。而且走到哪里,都有好多日本新闻界的记者对着我们拍照摄影,就是这个样子!”老人一边说,还一边摆出一个摄像时的半蹲样子示意给记者看。

据张五奎介绍,他是从河北被日军抓到福冈的三井矿山的,当时只有16岁。那时他是被骗说到保定市修飞机场,谁知竟被捆绑着到了日本的三井三池煤矿。在那里劳工们每天早上不到4点就得起床,坐缆车到很深的矿井下作业,一直到下午5点才能收工。每顿饭日本人只分给他们一个高粱面馒头,肉菜什么的就根本见不着,这点伙食对于干重体力活的劳工根本吃不饱。有病也不能休息,因为一旦休息就分不到伙食。就这样,张五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矿下干活,一天也没敢休息。1945年日本战败张五奎才被从残酷的劳动中解救出来。而日本人事先许诺的工钱他从谁的手里也没领到。说着,张五奎指指自己红红的双眼告诉记者,“由于长期在黑黑的井下干活,现在两只眼睛一见光遇风就流泪,全都是他们给害的!”

对于这次来日本出庭,张五奎表示开始希望很渺茫,但日本律师团一直给自己鼓劲,自己的信心就越来越足。“我们有理当然会取胜。虽然法官判决他们(三井矿山公司)赔钱给我们,但他们不服,又接着上诉;我们不怕,我们也要上诉,就一直跟他们打下去,直到告赢为止!”张五奎说到激动处挥了挥拳头,“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更不会怕他们。而且光赔钱这事还没完,我们还要他们道歉,让日本政府和那些企业向所有受害的劳工公开道歉、谢罪。”张五奎表示,中国劳工们在日本所受的迫害靠金钱是远远补偿不了的!

日本律师为何替中国劳工打官司

此次由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审理的中国劳工索赔案能够获得部分胜诉,与一群正直的、有良知的日本律师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由300余名来自日本各地、素质相当高的律师组成的团队,如此庞大的规模和阵容在日本国内都很少见。

实际上,这个300多人的日本律师团应称为“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自1994年这些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四处奔波,无代价地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劳工诉讼事件则是他们担负的几起诉讼之一,其他提起诉讼的还有“慰安妇”、“731、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平顶山屠杀”、“遗弃毒气、炸弹”、“李秀英名誉损害”等事件。以上这些诉讼事件都是由“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所属地方的各个诉讼事件律师团承担。

这300余名日本律师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1994年5月,小野寺利孝作为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司法制度调查团的副团长访问中国,期间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里血淋淋的证据使他确信,南京大屠杀是客观存在的。而就在当时,日本法务大臣却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为有血有肉的律师,小野寺利孝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回到日本后,小野寺利孝在同行中奔走相告,最终使300余名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走到了一起。

作为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义务为中国人打官司?在一份日本律师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就二战中中国劳工索赔事件写给福冈地方法院的意见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正义无私是没有国界的。以下就是小野寺利孝在这份意见书中对法官表达的一些看法:

“我在反复倾听那些受害者们用坚定的语调讲述他们‘谢罪’、‘赔偿’的要求中,渐渐明白,他们不仅是就自己的一个事件,在揭露加害和受害的事实,而且代表着受同样之害的同胞们。而且我深深地认识到,他们所受之害并非仅仅是过去一个时期的事,那悲伤、苦恼、愤怒在战后是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他们谋求的是治愈那至今没能治愈的创伤,恢复人的尊严。

对于侵略战争中的加害和受害问题,日本国家和国民在战后应该主动地进行战争犯罪的调查,制裁犯罪者,同时向被侵略国的受害民众谢罪,从中引出不再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将这教训体现在近代史、现代史的教育中,为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事实上,无论是日本的政府还是国会,战后从未去做这本该做的事。这就要求我们日本国民去真挚地接受那些受害民众的要求,改造自己的‘历史认识’,为实现‘战后补偿’而努力。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决定接受中国战争受害者们的要求,为实现对他们的谢罪和补偿而工作。

二战劳工问题从本质上是个国际性问题,应该基于国际上确立的规范,基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进行国际性解决。希望被告——国家和企业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警惕自己不要受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站在日本司法的立场上,承认客观事实,学习德国基金的经验,早日下决心,自觉地为全面解决劳工问题而努力。如果不这样,而是面对所谓‘外来压力’左右招架,就会在国际上失去信誉,被看做践踏国际道义的国家和企业,受到亚洲以至世界各国的谴责。我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非常担心出现这种情况。

我相信,在21世纪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市场上,日本这个国家和日本企业要想得到各国人民的信赖,建立和平的、广泛的国际关系,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快地解决二战劳工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为什么要现在解决’,那是因为我们有必要考虑尚活着的受害者的生命。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告刘连仁曾在北海道的严冬中熬过13年逃亡生活,他有着强韧的身体和意志。他早就宣布说:‘在自己有生之年如果不能解决,我的儿子、孙子将继续斗争’。国家和企业也许认为,一切受害者都死亡后,战后补偿问题就自行解决了。但是全体原告都有着同刘连仁一样坚定的信念,而且大多数中国人是支持他们的。

请想一想,如果当事者都死光了,战争责任和战后补偿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的老百姓能信任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吗?随着受害者们的高龄化,活着的人一天天减少,我希望至少对现在活着的受害者,要尽快做出决断,像德国正在做着的那样,对他们真心地谢罪,恢复名誉,真诚地补偿。这不仅是作为受害者代理人的愿望,而且是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自觉地投入这个问题的人的热切愿望。”

十万日本人支持劳工诉讼案讲究战略战术

律师团在各地诉讼也都是讲究战略战术的。例如东京诉讼采取的是全面驳斥,而此次福冈诉讼则是集中攻击对方弱点。其中值得提到的是,福冈的社会舆论基础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据了解,在律师团进行法庭斗争的同时,他们还在社会上组织了支援会,开展各种支持中国受害者诉讼的活动,制造有利于使受害者在法庭上取胜的社会舆论。这些支援会的代表委员都是由日本著名专家学者组成。平时,他们都是以支援会为核心,开展市民集会、报告会、签名运动等活动,并募集资金,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制造利于使受害者在法庭取胜的社会舆论。另外,具体承担各项诉讼斗争的律师团也都分别有相应的支援会或是支援会的地方支部配合他们的斗争。

福冈地区也不例外,得到很多社会群众的支持。支援会有名会员是当地的中学教师,他就多次发动学生亲自调查这段史实,让他们自己去了解真相,调查完还邀请家长同学生一起参加讨论,以使更多的人得到教育。据悉,本起诉讼判决前福冈还举行过一次10万人支持劳工胜诉的签名活动。

另据本报3月4日第六版报道,征集签名活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3月3日,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将一份由全国860名律师签名的支援书送到了来京的日本福冈律师团手中。日本律师团此行目的是为二战期间在福冈中国劳工诉讼案审理进行准备工作的。律师团成员纷纷表示:“这是中国同行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这次征集签名活动是春节前开始的,通过与全国各地150多家律师事务所联系,在很短时间内就收集到800多个签名,律师本人来不了,就通过传真机把签字样发过来。记者了解到,有的签名律师的父辈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在支援书中,签名律师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愿:通过与日本同行的合作尽快解决中日间遗留的历史问题,最终开辟两国和平相处的未来。

在日本社会审理劳工诉讼的案子,法官是要顶着巨大的压力,而正是靠这种社会舆论给法庭造成影响,迫使法官也想尽快审完,有时一个月就开庭一次,这种频率在日本很少见。

本案的中方代理人康健律师认为“比预期的好一些”,因为要被告承认加害事实,特别是承认日本国家的责任,这是日本战后索赔的第一次,康健认为,这是本案的一大突破。但因为日本政府对过去的那段历史一直持否定态度,因此法院在宣布判决结果时还是驳回了国家赔偿和国家道歉的诉讼请求。

在谈到本案取得突破的原因时,康健认为,这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她还特别提到,在事实举证方面原告给予了积极的配合,这是至关重要的,“原告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感动了法官,原告到法庭亲自陈述受害事实足以令法官震惊”。另外日本律师所搜集的大量证据是另一个有力武器,它包括当时日本国会的记录、战争时期的文件、战后的文件,这些重要材料都是日本企业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和掩盖的。

康健说,很多中国民间要求日本就二战赔偿的官司都是以败诉告终,主要是因为日本法律中规定的20年时效壁垒。按日本民法规定,即使发生了伤害事实,但是自事实发生后20年之内如没有追究,以后就不再享有追究的权利。但是有关中国劳工的判决并不适合用日本民法衡量,因为过去日本国家和企业共同掩盖了强制劳动的事实,使原告难于起诉,而且强制劳动的事实是相当恶劣和残酷的。

杜宗仁对二审信心十足笑答记者

三井上诉预料之中打二审我们还会赢

第一面见到杜宗仁,记者立刻被他的朴实所打动。杜宗仁老人身材不高,人不像张五奎那么清瘦,很和气,很善良。1944年的4月,老人从河北老家被抓到日本福冈县做劳工。他在三井公司的三池煤矿,度过了非人的19个月,直到1945年的11月才回到了祖国。被抓走时,杜宗仁年仅14岁。

当记者问他得知官司打赢了是什么心情时,他马上露出了很欣喜的表情:“我们都高兴呀!都特别的高兴。一说我们赢了,那底下都是照相的,‘哗啦哗啦’的。”

“那家里人知道了吗?”记者问。老人说:“我们不认得字,也看不懂报纸。多亏了她(手指着康健律师)告诉我们,说全国的电台、报纸都登了,我们是赢了。家里人听说了就打来了电话,也都高兴的不得了。”

对于日本三井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一事。杜宗仁老人说:“这律师早就知道,他们(指三井公司)一定会再上诉的!”记者询问官司的进展,老人说:“那日本人(指日本的三百人律师团)比我们还劲头大,一定要再打下去的!”停了停又说:“要我说,他们该陪的钱就该马上给,他们不干,再打,事情闹大了,知道(劳工)真相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就是没理的!还要再打!”

记者问老人日本当地对他们官司打赢了的反应时,老人又露出了笑容:“他们(指日本人)都支持我们的,那(三井)公司再把事情搞大了,知道我们的人就更多了!”

二审时是否会再去日本出庭,老人还没有决定,他只是一直说:“我们的官司会赢的!”

记者关切地问,72岁高龄的老人没有家属陪伴,只身去了日本打官司,身体上能否承受,旅途是否很累?老人说:“这去了,倒是不怎么辛苦,也不怎么累的!日本啊!我们住的是好地方,可就是吃不习惯的。那饭高不高级?最高级了!可吃了不是个味儿!”记者表示老人明天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老人笑得很开心。

“铁杆”翻译分文不取

朱春立,曾在日本工作生活6年,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副研究员。多年来她一直跟随“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义务地进行大量翻译、联络工作。

朱春立告诉记者,1997年,她在为《战争及对女性的暴力》国际会议作翻译时,曾接触到一些日本律师团成员,为他们执著的精神所感染,也有了一些合作。但真正开始应该说是1998年回国以后的事情,主要做翻译工作,并负责律师团与中国国内有关机构组织的协调联络工作。令朱春立感动的是,律师团的干事长小野寺利孝多年来一直都称她为“partner(伙伴,合伙人)”,并不把她当做单纯的“翻译”,对于她提出的意见律师团也很尊重。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如此不计回报时?朱春立很坦然地说,“这么做让我觉得心里很塌实!我是在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追究过事也是为了全人类今后的美好事业。”朱春立解释道,在日本多年的经历使自己很了解日本社会,在这样一个右翼势力愈发猖獗的国家,还有一批日本人在逆潮流帮助中国受害者打官司,而且他们都是无偿的,其中包括所有劳工往返费用、会场费、翻译费、调查取证费等都由日本律师自己负担,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值得钦佩的。既然自己有这个语言能力,又熟悉中国情况,为什么不尽力去支持呢?这也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编辑:赵师谊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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