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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女教师诉男上司"性骚扰"案当事人自述
2003年8月1日 09:01
 

东方网8月1日消息:2003年6月9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对女教师诉男上司“性骚扰”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侵扰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已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此案原告叶英子向笔者诉述了将“性骚扰”者告上法庭的前前后后……

我受到三年的“性骚扰”

1997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市某商业学校任英语教师。后来,我和大学同学钱一鸣结婚。婚后,在我的大力支持下,丈夫钱一鸣又在职进修了某高校的研究生。我现年31岁,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我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不幸的是近三年来我遭遇到难以启齿的“性骚扰”,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心里有一种抹之不去的阴影。耻辱感、恐惧感、自闭症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不得不一吐为快。

骚扰我的是我的男上司许刚。许刚是我们学校中外语言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我的直接上司,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许刚37岁,大学文化,高级职称,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许刚的爱人是高校教师。许刚看上去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我没有想到,他的心理是如此的龌龊,竟然对我进行恶劣的“性骚扰”。

我校中外语言教研室是一间普通的50平方米的办公室,中间一层玻璃墙将其隔成“两间”,中间开门相通。沿着墙壁相对摆着四排办公桌,3男5女8名英语教师,每天就在这里共事相处。我与许刚的办公桌在同一间,两人的办公桌正好相对。

刚开始我和许刚的关系还比较好,有说有笑,相处融洽。因工作关系,我们两人经常一起外出办事,一起吃饭。许刚跟我拍拍肩,那是经常的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同事们见我们两个人关系很好,也经常开玩笑地说我是许刚的老婆。我虽然很反感,但因为是玩笑,也不好多说。

自2000年下半年起,许刚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对我进行“性诱惑”,对我的“性骚扰”越来越厉害,胆子越来越大。后来,发展到让我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两人的关系紧张起来,到后来发展到白热化。关于我与许刚暧昧关系的风言风语,传到我老公钱一鸣的耳中,而且钱一鸣也多次看到我和许刚一起外出,一起吃饭,便认为我与许刚的关系不正常,为此还一度影响到我和老公钱一鸣的夫妻关系。

2001年4月,学校组织职工到木兰山风景区去春游。当晚11时多,许刚和三四个老师打牌后,以谈工作为名尾随至我住宿的房间。我的房间里本来有两名女教师,见许刚进来后,两位女教师借故回避了。许刚突然将门反锁,乘四下无人对我强行亲吻,对我轻薄。我大声喊叫,许刚才罢手。

此后,只要办公室没有别人,许刚便肆无忌惮地对我动手动脚,摸一下手、摸一下腰、搂一下肩,许刚的骚扰越来越大胆,有时当着同事的面对我动手动脚,嘴里还念念有词:“摸摸你的手好温柔,摸摸你的腰好风骚。”我非常难受,却不好得罪他。但许刚却得寸进尺,连续不断地给我发一些黄色短信息,对我进行“黄色诱惑”。

2001年6月,那天中午,吃过午饭,几位同事围在一起打牌,周围也围了一圈人。我跟对家打输了,同事们便起哄要求赢家亲输家一下。在大家的推搡下,许刚故意和我撞到了一起,我不愿意,许刚还是强行亲吻了一下我。

2001年12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将手机放在桌子上,许刚把我的手机拿起顺手看了一下短信息,我不愿意让他窥探我的隐私,便从许刚的手里抢过手机。许刚两手把我一抱,顺势将我搂在怀中,两手在我的身上乱摸,又亲了我一次。

对于男上司许刚的性骚扰,我十分害怕。开始只敢跟丈夫说要调换工作。丈夫问我这是为什么?我难以启齿,无言以对。这以后,许刚看我一再隐忍,更加肆无忌惮。情况发展得越来越不妙。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午休,突然感到腿上坐了一个人,我吓了一跳,发觉竟是许刚。我大为愤怒,许刚却嬉皮笑脸。

我受到“性骚扰”不是一天两天,前后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迫于维护名声、迫于许刚是我的上司的压力,一直不敢声张。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将我的不幸遭遇,告诉了丈夫。我丈夫非常气愤地说:“简直是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丈夫要许刚给我个说法

2002年1月28日上午九时,我爱人钱一鸣带了两个男人到学校找许刚,要他向我赔礼道歉,给我个说法。我丈夫质问道:“你一直骚扰我老婆,使我老婆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你说怎么办?”

许刚听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态度有所收敛,表面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辩解道:“我与你老婆之间仅仅限于开玩笑,有时可能过分些,但绝没有不正常的两性关系。”

我当时也在场,听了许刚为自己开脱责任的“辩解”,我不由得悲从中来,忍不住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委屈的我啜泣道:“许刚,你这个衣冠禽兽,几年来对我的伤害还少吗?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难道说‘一个开玩笑’就为自己开脱了吗?”

第二天,我的丈夫钱一鸣想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和丈夫再次来到学校找到许刚说:“你必须写下保证书,承诺今后决不再‘骚扰’我。否则我们就去找你老婆,这事总要给个说法。”

许刚无可奈何地写下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今后与叶英子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决不再伤害叶英子,对以前所做的事对叶英子及其丈夫表示歉意。”我丈夫又问许刚:“你骚扰我老婆多年,作为男人,我不能容忍你玩弄我的老婆,我和我老婆的精神损失怎么办?”许刚想尽快私了此事,不想把此事搞大了,只得口头承诺:“赔偿精神损失10000元。现在我手头没有那多钱,要暂缓几个月再说。”我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大声呵斥许刚道:“这是金钱能够赔偿的?几年来我身心俱惫,胆战心惊,痛苦不堪的日日夜夜,难道几个钱就能抚慰我心灵的创伤吗?”

2002年3月初,开学一个月后,见许刚口头承诺赔偿一事无果,我和丈夫第三次到学校找到许刚。丈夫诘问许刚承诺赔偿10000元一事,到底怎么解决?许刚回答说:“我和你老婆的事不是写下保证书,已经了了吗,你还来找我干吗?”

我丈夫听完后,气不打一处来,看来私了是不行的。我们找到学校的校长和纪委书记,我向学校哭诉了近三年许刚对我难以启齿的“性骚扰”事实。我们强烈要求学校处分许刚,开除出校。学校见我们反映的事实比较严重,决定调查处理此事,妥善解决问题。

2002年3月末,我丈夫见学校还没有拿出处理意见,带着一帮朋友第四次来到学校。给学校施加压力,尽快调查处理此事。

他的朋友在学校不解恨地说:“许刚这小子不老实,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才知道我们的厉害,才晓得玩别人老婆的后果。”于是,他们把许刚叫到校外,说是要单独谈谈。学校也有两位老师陪同许刚,他们一行人“打的”来到小南湖公园。

刚一下车,我丈夫的两个朋友想教训许刚一顿。前往的许刚的两位同事,赶快上前劝架道:“学校正在处理此事,要相信组织会妥善解决。”

2002年4月6日,许刚迫于压力,考虑到此事给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向学校领导递交了辞去中外语言教研室副主任职务的报告。同年4月8日,学校以(2002)02号文件,同意许刚辞去职务。该文称,许刚“由于思想上放松了政治学习,未注重对自己教师行为规范的约束,在与本教研室个别教师交往中言谈举止过于随便,由玩笑失当发展到行为举止不当,有损教师的职业形象”。“学校办公会决定:责成许刚在本教研室和党支部大会上作公开检查;同意许刚辞去中外语言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2002年4月中旬,我丈夫钱一鸣第五次找到学校领导。尽管许刚已经辞职,并作出检讨,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总觉得还不解恨,因为许刚对我心灵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

我们表明对学校调查和处理许刚“性骚扰”我一事很不满意,说道:“应该是‘撤职’,即撤销许刚的中外教研室副主任职务,而不应该让他很‘体面’地‘辞职’;再则,就是对‘性骚扰’没有作出精神赔偿,以抚平我心灵的创伤。我们认为对许刚的处理,比起我受到的心灵之痛来说还很不够,必须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终身铭记这个教训,引以为戒。我们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的权利!”

2002年5月,我的妈妈听说自己的女儿遭遇“性骚扰”,也为女儿流泪,为女儿成为受害者鸣不平。她和我一起来到学校,找到我校的纪委书记和其他校领导,声泪俱下地诉说女儿的不幸遭遇,诉说女儿的难言之隐,诉说女儿的心头之痛,要求严惩“肇事者”。

这次,老母亲很有心计,悄悄准备了一个微型录音机,偷偷录下了她和学校有关领导谈话的录音,后来这成为了法庭上的证据。

我的丈夫钱一鸣也曾打电话给许刚的爱人李芳,投诉许刚“性骚扰”我一事,希望李芳好好管教她的丈夫,以此给许刚造成精神压力。奇怪的是,作为高校教师的李芳并没有对许刚兴师问罪,反而站在许刚的立场上,为他的罪责开脱。“性骚扰”的当事人似乎都是受害者,没有胜利者。我的压力也非常大。从无奈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因为“性骚扰”事件毕竟涉及自己的隐私,将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的父母亲坚决反对将此事曝光于法庭之上,想通过私了解决。为此,钱一鸣和我的父母闹得很不愉快。我父母一气之下,从武汉迁居深圳。钱一鸣和我的许多朋友也曾劝我们:“‘性骚扰’的案子打来打去,实在是没有光彩,没有面子。有的只是耻辱和羞愧。”

我决心将“性骚扰”案进行到底

2002年7月4日,我和丈夫钱一鸣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痛定思痛,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决定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我们夫妻俩手牵手,肩并肩,毅然走进了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

2002年8月19日,此“性骚扰”案在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许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庭审。虽是公开开庭审理,但因涉及个人隐私,没有允许其他人旁听。

2003年6月9日,此案拖了将近一年之后,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终于对此“性骚扰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被告未就其书写“保证”系受胁迫的问题举证,受胁迫一说不能成立。而原、被告系异性同事关系,在相互交住中,被告在室内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夜探原告,在公开场合强吻原告,结合被告给原告丈夫书写的“保证”,被告侵犯原告的事实成立。责令被告许刚对原告叶英子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叶英子精神损失2000元。

“性骚扰”案一审判决以后,我和丈夫钱一鸣尽管还不是特别满意,但总算讨回了个说法。我们夫妻感情在“性骚扰”官司中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更加亲密了。尽管在打着这场特殊的官司,但我与许刚现在还是在一起办公。天天见面当然有些尴尬,但同在一个单位也没有办法。两人形同陌路,如同仇人一般。但我们并没有为此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被告许刚已经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我也决心将“性骚扰”案进行到底。”

被告许刚有话说

同时,笔者也采访了此案的被告许刚。

许刚说,他和叶英子以前的关系很好。两人是同事,又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叶、许两人都不否认,与其他同事相比,他们平日里关系要好一些。因工作关系,两人一起外出办事、一起吃饭,那是经常的事。

一次,叶英子和许刚一起去逛街,那天天下着大雨,他们共用一把伞。后来,她还把雨伞留给了许刚,自己冒雨回家。这事有同事们亲眼所见。第二天,许刚将伞还给了叶英子。

叶英子曾经去深圳出差,她还特意给许刚买了一个打火机。还曾送给他领带、围巾、剃须刀、电熨斗等礼物。许刚一口气说了一大串事实,用以证明他俩以前的关系很好。

许刚还特别提到:叶英子为参加一个市里的竞赛,要制作一个课件。许刚亲自帮她修改课件,一直忙到深夜。钱一鸣来接叶英子回家时,亲眼看到两人有说有笑地下楼。后来,叶英子的课件获得市里的二等奖。

2001年12月,叶英子担任2000级商务二班的班主任,学校要检查各班的黑板报。叶英子主动打电话,要许刚来帮忙写标题。其实许刚的板书在学校里并不是写得最好的。当时他也忙于组织学生排演“庆元旦”的节目,但是接到叶英子的电话后,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帮叶英子班级写好黑板报的标题。

在评职称的过程中,他们相互探讨经验,许刚给予叶英子许多帮助,使她顺利地获得了中级职称。这一点叶英子从心里感激他,不由心生了许多好感。许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我俩很谈得来。”

2002年元月,就是期末放假前一天,叶英子的丈夫和两个人来到学校找到许刚,问他对叶英子做了什么?许刚想来想去,只觉得就是打牌吻她的那次有些过火。随后,他们把许刚带到小南湖公园打了一顿。提出要10000元钱,并说两条路由你选,要么给钱,要么挨打。

后来,又有好几次来学校闹事,许刚不堪他们的威胁和利诱,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叶英子丈夫的意思写下了“保证书”。叶英子的丈夫还要求许刚写一张10000元的欠条,许刚拒绝了。

许刚对“性骚扰”进行了辩解:“我真的不知道,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定。要是男女之间‘拍拍什么的’就算性骚扰的话,那我是不能理解的,也无法接受。”

许刚面对一审败诉,精神压力很大。此事对他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曾一度精神低靡,幸亏妻子了解他,支持他渡过难关。妻子的精神压力也很大,一天两次给学校打电话,说:“许刚每天要面对学校一百多个同事,我作为高校教师每天要面对四五千双眼睛,让我们如何做人?”她暂时在家休息,不吃不喝不上班。不过,她在电话里对学校领导讲:“要多关心许刚,因为他的精神压力很大。”他们夫妻感情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并未没有弄到妻离子散的地步。

许刚说道:“以大众的平常心态出发,一旦听到涉及‘性骚扰’的案件,首先就会同情女性这一方,而男性肯定会被大家所痛恨。”采访中,许刚多次声称自己才是被害者。他说,自从女方将自己告上法庭后,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他欺负了女方。其实“结果恰恰相反的,我才是被欺负者”。许刚说这话时,眼圈已经发红,脸上露出几乎绝望的表情。

许刚最后说:“我很冤枉,原告所述的事情不存在,我必须上诉。原告丈夫想勒索我10000元,勒索未果,便将我告上法庭。”

 
 
编辑:姚明绮   来源:《法律与生活》杂志  作者:王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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