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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郎咸平探求民营企业"原罪"出路
2003年8月6日 20:08
 

7月盛夏,SARS过后,著名的财务学专家郎咸平教授也就开始了他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飞机来来回回的学术历程。

“SARS期间的几个月,我有一段完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资产纠纷问题,现在正是和公众分享我的研究成果的时候。”7月21日,郎咸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重申“对民营企业家要保护,也要约束”的立场。

关注民企争产第一案

被郎教授称为“民企争产第一案”的华晨资产归属纠纷,已经扰攘一年多。此前,一方面是接近新华晨系统的媒体宣布仰融影响基本消除,淡出公众视线,另一方面是仰融在英属百慕大法院提出的起诉已经排期在7月22日首次开审,法院已经完成审理送达包括华晨中国及管理层、辽宁新华晨集团及教育金融基金会等数被告的令状,官司一触即发。

所以,6月下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财务系办公室中,在郎咸平和仰融直接通电话之后,他第一时间向笔者介绍了他对整件事情的思路。

他表示很关心仰融在海外针对华晨汽车归属问题提出的诉讼以及最近牵涉甚广的“上海富商事件”,所以他很希望6月中旬刚刚发表的制度化处理民企原罪的综合解决方案能够对解决同类事情有裨益。

“恰当处理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现在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应该给予民营企业家赎罪的机会。实施BOT(先建设、运营,最后再转让的机制)、征收累进遗产税和第三方独立委员会有助于分清权益。”郎咸平对于媒体用“学术参与现实”来形容他并不感到意外。“我研究的是公司治理,而且是这个领域世界第一流的水平,我没有理由不把这个优势回馈给中国。”郎教授说,“企业的有效率经营非常不容易。我今年年初起研究华晨案例,发现里面有很多正好能够体现我制度化解决民企‘原罪’思路的东西。事实上,本着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都负责的立场,我们应该更加慎重地处理华晨资产纠纷事件。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超过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整件事情错不全在仰融,这对于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如果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情。”

仰融也通过网络接受了采访。其间一直非常谨慎地选择词句的仰融,强调最多的是要厘清华晨产权,讨回一个公道。不过,仰融也明确表示,只要各方愿意商谈华晨产权问题,他愿意延缓7月22日在百慕大的诉讼。仰融形容自己,“最近的心态很平静,从1991年到沈阳投资至今,自认为还是对社会、员工做了点贡献。”

2002年3月,财政部5号函将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所持有的香港上市的华晨中国39.46%股权划归辽宁省政府,而最后的结果是由新成立的华晨集团控股通过协议方式向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收购,价格低于当时市价94%,为每股0.1港元。

仰融认为,华晨产权归属的关键是,没有证据显示原来金融教育基金会持有的华晨中国的股权是国有的,如果是国有的,为什么不执行5号文件进行划拨呢?为什么要以低于市价90%多收购?这是非正常、非市场行为。

如果确是基金会的资产,“自己的东西难道会如此贱卖吗?”仰融称,华晨的产权之争,关系到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命运,也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诚信。他完全相信中国新一届政府,相信郎咸平教授的智慧和勇气,他更希望以清白之身回国。让所有国内的民营企业从他身上看到中国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希望。

仰融强调,从主观上讲,他并不愿意打国际官司,也并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因此他非常赞赏郎咸平的观点。委托郎咸平教授加入成为第三方调停角色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有不少人士和他联系,商量加入成为第三方,而仰融表示已经将这些咨询全部转交郎咸平教授处理,对于华晨产权归属他近期不会再发表其他意见。

对于整件事情,仰融通过现在旗下的圆通科技公司发表声明,称“从来没有放弃华晨的产权诉求。仰融一直认为,华晨的产权之争,关系到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命运,也关系到地方政府的诚信。仰融要讨个公道,也包括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产权之争,这将有利于中国发展民营经济。”郎咸平对此种说法也持肯定态度。

仰融始终认为,他在华晨之中应得39.4%的股份。仰融在华晨出资的具体数额以及是依靠银行负债还是自有资本出资,都有待第三方代表进一步调查。郎咸平说,他如果出任第三方代表,将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前提下,协助双方解决股权纷争。

无法回避的资产纠纷

7月中,在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办公室,郎咸平教授表示,很感谢仰融对于他个人人品、独立性和学术性的充分信任,但是,郎咸平强调,之所以提出制度化解决民企资产纠纷问题,提出独立第三方参与协商解决的方案,绝对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企业家而设计的,根本原则还是以国家和股东的权益为依归,为了所有弱势投资者,为民营企业合理合法的利益而努力。当初他提这个观点的时候,也没想到仰融会来找他,他一开始仅仅只是把独立第三方当成一个理论来谈的。

“我暂时还没有答应仰融担任这个角色。因为我还需要考虑一些具体问题。我个人能力有限,民企资产问题的真正解决,还需要国家的支持。”郎咸平表示,“我既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官,而且也不可能直接参与法院的审判。”但他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专业人士,有可能提供更加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如果是小股民直接控诉,他们情绪往往会比较激动。而由第三方出面则能比较冷静地处理问题。最后反而能形成一个保护弱势群体最好的系统。

“如果股权纠纷一直争执下去的话,遭殃的是投资者。而且不仅是华晨的投资者遭殃,其他投资者也会对股市失去信心。理由很简单,当投资者发现一家公司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楚,双方面都可以为所欲为,谁还敢投资呢?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股价一定会打折扣,这一点在很多市场都已得到证明。对整个股市而言,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产权问题能够处理好,股价才会上去,反映真实价值。”郎咸平这样分析华晨归属问题解决的重要性。

就华晨事件独立第三方角色事宜和郎咸平进行探讨的人,有来自于国际著名投资银行、红筹公司负责人以及一些民企的代表,关注和反响程度超出了他的想像。郎咸平称,对华晨产权纠纷案例有兴趣的重要原因,是事件本身具有代表性。既涉及到产权界定问题,又涉及到民营企业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最后还牵涉到地方政府和行政法规,而且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内地绝不只华晨一家。解决好了对未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类似的问题有非常大的示范作用。

“根据我的个人研究,当前内地外逃境外的资金已经达到3万亿元以上。现时海内外商业联系如此紧密,资金外逃其实都不困难,政府为此即使制订了很多法规,但是到头来效果也不是很好。如果民企争产第一案能够和解那是最好的结果。这是民营企业家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关系到日后大量资金去留以及民营企业家信心的问题。”

内地一些地区的行政司法关系紧密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法制化还在一个渐进完成的过程之中,司法制度还处于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是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够完成。郎教授尖锐地提到,“在这个期间,再次发生华晨这样的民企资产归属纠纷应该怎么办?民营企业的权益怎么保护,又怎么约束,这些处理的准则都应该逐步明确,不能永远模糊下去。”

民企很有活力

在郎咸平教授6月份积极提倡制度化解决民企“原罪”之前,有媒体曾经用“民企杀手”来形容郎咸平。对此郎教授非常唏嘘,他自剖说,“我和民营企业无怨无仇,又是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长大受教育的,怎么可能反对民企,其实这里面恐怕更多的是因为现时对于民营企业缺乏一个中肯理性的认识。”

“整个社会对于企业的讨论声音很多,但欠缺成熟全面的视野。”郎咸平在7月中旬先后参加了广州和成都的两个面对民营企业论坛之后,觉得对于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了解得还不是很透彻。

内地的经济学家对于国有企业分析了很多,对于国企的问题谈得尤其深入。但是大家对于民营企业却还不是很了解,很多时候的思维失诸于简单化。郎咸平这样认为,“我觉得最荒谬的事情,就是现在谈产权改革的时候,动辄就强调要民营化,又例如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等说法,实际上都不是很准确的。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经理层不够专业,做得不够好,并非完全是国有控股的问题。很多国家都会有很多的控股企业,这也是企业存在的一种形式,不一定都要消灭干净。例如,空中巴士公司和汇丰银行都是公众持股公司,都没有一个人格化的大股东,但是都能够经营得很好。学者们用所有者缺位来为大量企业管理层的无能开脱是很悲哀的事情。”郎咸平说他曾经面斥一家火腿厂的管理层,他们经营做得好的时候,就说自己是有本事,而做得不好就是体制问题,这是很荒谬的,不过是大量无能平庸的管理者的托词。

郎咸平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民营企业效率高是事实,但是当前民营企业效率高的伴生现象就是做其他事情也效率高,他们一旦作奸犯科,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手法同样效率很高。对于民营企业的杀伤力近期公众应该有所察觉。”

他还讲起了自己的亲身感受,“一年多之前,那时候欧亚农业还没有出事,而另外一家民企上市公司的老板,就因为被媒体严重质疑,所以通过很多管道,约我见面。因为当时我对于内地的民企也不是很熟悉,所以也愿意了解更多的情况。见面之下,这个老板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他当时的反应很奇怪,很情绪化,很悲愤,说自己一生的事业都给这些媒体毁了。”郎咸平如今想起来还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是,对于媒体的指责,也就是他是否有做过一些资产和财务方面的处理,他就闭口不提。这种面对负面新闻的态度其实很不成熟,有点非理性。其后,我也接触过很多民营企业,上市和准备上市的,沿海和内地的,总的感觉是,这些中国的企业家其实都是绝顶聪明,加上一点机遇,就都能做得很好。他们能够在经济转轨期间,迅速找到事业突破口,尽快壮大自己。但是他们有一个弱点,经常钻空子,不按游戏规则做事,所以不约束限制他们的行为,到头来对社会对他们都没有好处。不过,这种约束和限制也要有章法,必须慢慢形成一个制度,总要给他们一个发展空间。”

“原罪”处理可以细化

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相当多民企的发迹是有着这样那样问题的。他们的原罪资金总要解决。政府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也必须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而对民企原罪的“处理制度化”的原则,就是让企业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而后再将部分利益转给公众—这也就是一个制度化的BOT (Build,Operate,Transfer)。前述独立第三方的处理只能针对重大而有争议性的案件,否则事事要求成立独立第三方,一来成本太高而且容易受到操控。

BOT在项目融资上应用得相当广泛。其主要项目就是由民间组织参与需要政府支持而具有垄断性的行业例如电厂、水坝等等。其做法先是透过政府的某种程度担保例如电价担保,而后进行融资建设,再营运,最后再转移给政府。郎建议,我们也可以考虑企业家利用原罪资金创业(Build),而经营(Operate),最后经过多年的营运赚了钱以后再转移(Transfer)给政府。

郎咸平提议的制度化处理民企资产归属的BOT制度设计如下:

假设仰融向国家拿了100元股本金投资,再透过银行借贷900元而将企业做大。五年以后企业的资产变成了1万元,而每一年的现金流是1000元。更为复杂的是五年以后又有一名股东投入了100元,而又向银行借贷了900元继续将企业做达到2万元,而每一年的现金流是2000元。他建议学习美国证监会的“轻罪和解,重罪司法”决策方式。如果900元银行资金是靠提供假资料和行贿得来,那么就可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依法处理。但是第一个100元和两次银行借贷各900元事属于不清楚的灰色地带,那么应引进遗产税制度进行和解。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根本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因此和解的真谛就在于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能力和维护国家的利益。最好的做法就是实施遗产税制度。

具体做法如下,前述案例2万元资产里面,有1万元是非常清楚地属于新股东,因此这部分股东利益应该确保。我们将另外整笔1万元资产当成原罪资产。这笔钱如果辽宁省立刻收回,又形成了“类国有企业资产”,这对于公众利益是有损的。但为了有效发挥民营企业家的创造能力并确保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先行肯定仰融利用国家财产所创建出企业王国的贡献—Build。这笔资产仍然交由仰融经营—Operate。等仰融过世后,国家可以利用累进遗产税的方式收回产权不清的部分资产—Transfer。但是累进遗产税的最高税率绝对不能超过60%,以维持企业家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减低企业家在逝世前透过贱卖贵买资产方式转移资金的诱因。另外,累进遗产税的配套措施还包括下列数项条款。

1.新股东的利益要确保完全和原罪无关,政府任何制裁行动若伤及新股东利益,则新股东可透过司法系统申诉。

2.透过遗产税清洗后的资产可将原罪完全注销,成为法律保障的清洁资金。

3.为防止资金转移逃避遗产税,在缴交遗产税以前的任何资金移转、买卖资产等均需申报。

可资参考的申报制度

对于第三项条款而言,郎咸平建议采用美国证监法的申报制度。美国1934年订定的《证交法》第16条款首先提出了对公司内部人员及大户订定监管制度。更具体地说,只要是公司董事,高级经理或持有10%以上股份的大户均列入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这些人统称内部人。这些人必须在每个月15日填表向证监会举报他们(包括家人)上个月的股权结构及交易资料。具体而言,对于同一种股票,你当前的买入交易和下一次的卖出交易,或当前卖出交易和下一次买入交易之间的时间跨度要在六个月以上。不到六个月都是违法交易,你所赚的利润或逃避的损失(例如卖出股票后股价下跌,则下跌部分即列为逃避的损失)必须交还给公司,还要交罚款。

郎咸平认为,我们一样可以采行类似的申报行动。当资金移转和买卖资产行为发生时,必须向有关当局按表格申报并由有关当局在网站公布。只要按规定详细申报即无法律责任,否则原罪将跟随该笔资产。申报内容包括资产型态,评估价值,评估单位等等。如将来任何一方提起异议均透过民法由司法途径处理。但处理方式应采取辩方举证方式也就是有罪推定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任何一方对于该资产转让有意见的话,那么应由民营企业家提出无罪答辩,也就是要由民企自行收集证据证明自己的交易是没有移转资产的嫌疑而且是清白的。如此做法可大幅减低法院负荷。如说不清楚,则应有独立第三方指派公正会计师重新审核评估该资产价值并做出相应赔偿。

采取征收累进遗产税的做法,有着一系列的实际裨益。首先,肯定了第一代企业家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第二,给予第一代企业家一个洗刷过去产业积累过程之中的“原罪”的机会,使他们免于被秋后算账的恐惧;第三,能够继续鼓励第一代企业家努力赚钱,个人积累财富之际也贡献国家社会;第四,免除民营企业例如仰融被收归国有而成为无效率的国营企业弊病;第五,能够减少第二代企业家普遍经营不善的资源浪费;第六,以前不够合法由国家资产和公共利益所取得的资源,可以在第一代企业家运作下而提高资本回报率,并透过遗产税制度回馈于社会;第七,这将有利于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累进遗产税制度,而不是简单的抄袭国外的制度。造福长远。

郎咸平表示,实行BOT以形成一个制度的做法应该是一个常态。而对于在第一代企业家尚在世时就发生的企业纠葛,就需要采取更为理性务实的有独立第三方参与的民事协商或者诉讼来解决。但是不能轻易用行政命令或者缺乏普遍性的地方法院判决来简单化处理。

 
 
编辑:娟子   来源:南风窗 8月6日  作者: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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