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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牛皮冲天 昏官比贪官更可怕
2003年12月3日 08:55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用到官场也颇为恰当:好官有其共性,坏官各有坏法。

坏官有四种,一曰庸,二曰贪,三曰昏,四曰昏且贪。其危害依次递增。长期以来,贪官成为过街老鼠,而昏官似乎还逍遥于口诛笔伐之外。其实,从各方面看,昏官比贪官更可怕。

“GDP牛皮”下的“大手笔”

昏官之为“昏”,利令智昏是也。这里的“利”,包括“利益”和“功名”,而追求功名的背后,则是向上爬的冲动。官员追求升迁的动机本无可厚非: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问题只在于怎么个爬法。爱财应取之有道,无道者是为贪官;求名亦应谋之有道,无道者即为昏官了。

谋名无道主要在决策。从决策者角度找原因,政策失误无怪乎三种情况:“背”、“愚”、“昏”。“背”者时运不济也,运气不佳,源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愚”者本事不济也,主观上不乏审慎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无奈肚子里的“水”太少,所以常常算错了盘,看走了眼,导致决策失误;“昏”官大多信奉“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信条,决策好大喜功,不循定规,不顾起码的理智和常识,知其不可而为之。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行为颇为典型。在制定“九五”计划时,他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主要依“政治需要”制定发展目标。阜阳市计委一开始提出了GDP增长13%。但这个数字被认为“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计委无奈调到15%,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计委只好第三次调整,从15%提到18%,但再次遭到否决。最后,在和计委“讨价还价”之后,王怀忠作了让步,把阜阳“九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目标定为22%(不是他理想的28%)。实际情况如何呢?挤出水分后,阜阳“九五”期间GDP实际增长率为年均4.7%。回过头看,王怀忠相信能实现22%的目标吗?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当决策者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堂而皇之成为政策时,那就只有用“昏”字来解释了。

牛皮吹大了,当然得硬着头皮撑下去,支撑“GDP牛皮”的往往是“大手笔”,于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就顺理成章了。王怀忠“好大”在阜阳人人尽知。那几年,“大”字几乎是口号、标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仿佛重新回到了“大跃进”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有人算了一笔账,机场如果启动,阜阳财政每年将要补贴700万元以上,以阜阳连工资都发不起的财力,如何可行?然而可笑的是,一直到飞机场扩建完毕,王怀忠连可行性报告都没有看几页。与大机场相媲美的是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计划,里面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怀忠在没有规划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思路的情况下,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做开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工程历时3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费。

昏官的大致轮廓

竭泽而渔、劳民伤财当然会引起民怨,于是瞒上欺下就成为昏官的又一个必然特性。王怀忠决定开挖龙潭虎穴毁了不少良田,被占土地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前往市委市政府上访请愿,王允诺给村民赔偿,到现在也没有兑现。从决策的草率程度看,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兑现的问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失信算个什么,违法也在所不惜。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幕:1995年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某乡镇曾经发生过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对此不闻不问。

寅吃卯粮也好,劳民伤财也罢,无奈当地的基础实在支撑不了大牛皮,最后只能在数字上做文章了。于是,无中生有,在数字上玩点金术,就成为昏官的另一绝招和共性。在任亳县县委书记的时候,有一年亳县向安徽省上报乡镇企业的产值,当时全县乡镇企业产值只有几千万,但王怀忠大笔一挥,上报材料上产值就变成了几个亿。这个“成绩”很快成了安徽省的典型。王怀忠造假到极致的是,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

至此,我们对昏官的“生相”应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好大喜功图增长,吹牛皮;用“大手笔”支撑大牛皮,借政绩工程造势,劳民伤财吃子孙后代,而决策上又极为草率;瞒上欺下,一意孤行,目无党纪国法;无中生有,数字游戏,弄虚作假造英雄。

政绩虚假,好处一点不假

昏官此时比贪官更可怕,首先在于昏官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胡长清贪污受贿600万,成克杰1000多万,肖作兴2000万,在贪官中算得上登峰造极了。然而,与王怀忠“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区区几千万显得不足挂齿。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结果怎样呢?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王肖(作兴)时代”结束后的2002年,阜阳经济首次出现增长,增幅为4.1%。

昏官此处比贪官更可怕,还在于昏官的腐蚀效应具有全方位性。贪官和昏官都会改变当地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在贪官治下,“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能当更大的官”。可恶是可恶,但还限于贪官“治下”:我不在阜阳,想升官也犯不着给阜阳的王书记送钱。换言之,贪官的腐蚀效应主要是向下的,即便免不了对个把上级也孝敬孝敬,顶多也就是垂直辐射而已。昏官可就不同了。说王怀忠“昏”当然只是从黎民百姓的立场来说的。换个角度看,王怀中不但不“昏”,而且还聪明绝顶。王被誉为官界“奇才”,为了往上爬而频出“昏招”其实并无新奇之处,奇就奇在他的招数特灵验,政绩虽然虚假,给王怀忠带来的好处可一点不假: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3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王怀忠现象”给他的下级、同级甚至高一级别的官员传达了什么信息呢?

昏官最可怕之处,莫过于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可怕。毒鼠强之可怕,在于有剧毒而无味。昏官较之尤甚:不仅无味,而且往往会被冠之以“香”—用王怀忠恩师的话说,这叫“有开拓精神”。王有贪的一面,更有昏的一面,他栽在“贪”字上,但假如他不腐不贪呢?会不会继续“开拓”着,继续升迁着,继续向上下左右示范着,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昏官之祸甚于贪官,就在于人们往往把发昏当作开拓精神热烈拥抱—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

如此“基本原理”

所以说,贪官要打击,昏官也要打击。解决的根本之道,还在于铲除滋生贪官和昏官的土壤。别看王怀忠文化不高,但他对我们的干部体制研究得很深,“甚至比很多从事干部体制研究的干部研究得还深”。何以见得?王很早就明白了一条最基本的原理,现行的干部体制,实际上是上面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近年来,各地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中不断出台新的制度和规定,强化民意测验,但为什么没有能阻止张二江、马向东、王怀忠之流的亨通官运呢?以笔者愚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敢于动真格,二是精于制度细节的设计。敢动真格就是要强化制度刚性,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制度结构问题。精于制度细节设计要求脚踏实地关注技术细节,使制度和规则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只是满足甚至津津乐道于号召、大方向、大原则和一些中看并不那么中用的规则,那又与“政绩工程”何异?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张向林   来源:南风窗  作者:周志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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