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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春团走后的珠海悬疑:审了没?该判多重?
2003年12月3日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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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发生两个月来,有关方面一直保持“严打”态势,把珠海“打”成了一个异常“干净”的城市

11月17日,才夜晚10时,一度“皮肉生意”最火爆的珠海市情侣路已经相当冷清,打车经过时几乎难见人影。

此情此景,令人完全无法想象出租车司机描述的千名“小姐”沿路拉嫖的“壮观”情形。丑闻发生两个月来,官方一直保持“严打”态势,把珠海“打”成了一个异常“干净”的城市。

审了没有?

根据“出口转内销”的一条新闻报道,珠海中院将在这几天内开庭审理为日本“买春团”组织300多名中国妇女卖淫的中国“皮条客”和“妈咪”。

海内外华文媒体旋即再次云集珠海,新闻大战一触即发。

11月17日下午3时,《瞭望东方》记者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栏中没有看到本案的开庭公告。记者刚到法院传达室就吃了闭门羹:“记者由市委宣传部统一接待,我们中院没有发言权。”负责法院外宣工作的研究室干部在电话那头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到了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的龚科长又要把记者推回法院,记者告诉她自己刚从法院过来,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案子现在没有宣判,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采访”。龚科长边说边流露出对前段时间媒体炒作丑闻的不满:“在这件事情上,珠海是当事人,更是受害人,珠海再也经不起伤害了。”

记者一再申明自己并不打听案情,只想了解丑闻后珠海的反思和举措,这名女科长才向部领导作了汇报。10多分钟后她回来说:“我们一把手说了,这是上面打了招呼的,没有下判前一律不准接受采访,等判下来后,上面会发通稿。”

“你刚才说还没有‘判’下来,这是不是说案件已经开过庭了?”记者追问,龚科长马上否认:“我没有那个意思。有没有开过庭我确实不知道,只要是和案子有关的我都不知道。”

下午4时,记者来到市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说:“现在哪个领导、哪个单位都不会接受采访。”

不明就里的媒体记者仍然在从外地赶到珠海,而更多先期抵达的记者在追踪无果的情况下,终于失去耐心,纷纷离开了。珠海成功地躲过了一场新闻大战。但案子到底有没有开庭,还是开庭了不让报道,珠海市的讳莫如深令前来采访的记者们非常失望。

该判多重?

“日本‘买春团’珠海嫖娼确实是珠海的丑闻,但这个丑闻又确实与9.18国耻日无关,事实上那些人在9月17日那天就出境回国了。我们珠海市成立的专案组也叫‘9.16’专案组,而不是‘9.18’专案组。”珠海市委宣传部的龚科长说。

“‘小姐’和‘皮条客’只认钱,卖给日本人,卖给美国人或者卖给中国人自己,还不是都一样?哪有那么复杂的原因啦。”出租车司机小张说。

记者接触过的珠海官员和市民都对把这起丑闻和政治挂钩耿耿于怀。

珠海市人民检查院的起诉书更以法律文件的权威,旁证了这种说法的牵强附会。起诉书称,“早在今年3月,日本人广边功与珠海市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营销部联系,欲为日本幸辉株式会社在珠海安排表彰活动,后因发生非典性肺炎疫情而推迟。”非典疫情散去之后,今年8月,广边功致电珠海的刘雪晶,重启他们的珠海之行计划,将时间定在9月中旬。这个清一色的为男子旅行团一行285人是9月16日下午入镜的,他们从300多名三陪小姐中挑选了185人嫖宿一夜后,次日即出境回国。

丑闻曝光后,如同西安大学事件一样,中国民间掀起了很高的反日浪潮。强烈的震荡,社会至今还在细细消化。

“民族间的紧张情绪所携带的历史记忆、战争创伤以及政治怨恨是否有理由抽搐似地投射于某些偶发事件上?这是一个民族健全的社会政治理性是否足够成熟的标志。”任剑涛教授说,“从社会心理上看,珠海事件暴露出我们在急速迈进大国之路上的同时,我们民族的大国心理、大国形象、大国使命所必须的健全理智之匮乏,社会心理之脆弱!”不过,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任教授的看法,认为这就是一次日本人的辱华事件。

日本“买春团”走了,收取了30万元嫖资的14个“皮条客”和“妈咪”,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胡学相教副教授认为,“必须用法制的眼光来看待案件,把案子严格地控制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处理。”

组织卖淫罪在我国被定性为重大犯罪,最高刑罚可至死刑,在被起诉的14名被告人中,几名主犯可能被法庭重处。但胡博士认为,判决过程中不应加入过多的民族情感和政治外交因素,那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原则。

他不主张将主犯判处死刑,“被告人只是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和秩序,没有造成致人伤残、死亡等更加严重的犯罪后果。”不过,也有人认为,因为他们“伤害了民族自尊”,因此应该从重判处。

还会有下一个“买春团”吗?

“买春案”的发生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中国很多地区多年来繁荣“娼”盛的必然爆发。

11月20日,在深圳市委市府大院门外侧百米处的公交车兴华宾馆站,记者发现站牌上有9张招聘“男女公关人员”的广告。其中一张这样写道:“本星级酒店为了满足港澳台旅游客人的特殊需要,扩大经营范围,现特向社会高薪招聘以下人员:男女公关各20名,伴游、特殊服务生各30名。薪资待遇5000元+高额提成。以上人员要求年龄在18岁至25岁,无须经验,只要您拥有良好的超前意识,身体健康,一经聘用,只要你愿意合作,我们保证你月收入万元以上。”广告还保证,“我们对你的工作性质绝对保密。”这张广告要招人干什么,应该是路人皆知的。

就在珠海买春事件后不久,在上海,警方又抓获一名协助日本人买春的皮条客,他是一名日语翻译。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的一项前期调查,中国色情从业人员大多来自农村,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最小的才14岁;她们大多初中毕业或没毕业,多数人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们中58.1%要供养家人,人均供养2.3人。16岁以下的负担较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曾有一位人士不无感慨地说,色情从业者像“肉体的粘合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之间、富裕者与贫困者之间的财富分配。

她们多数人的内心仍藏着恐惧和忧伤。“我们完了”,许多人在接受调查后,流露出这样的态度:一定不能让我的男友或家人知道,否则我就全完了。

社会学家袁岳认为,“色情产业”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产业的从业者,而在于其背后庇护者,即各种权威人物。这是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日本‘买春团’珠海得逞还暴露了在卖淫嫖娼问题上公共管理的错位和缺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教授认为。

任剑涛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公共管理的新机制。一方面建立在公共知情权基础之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使之构成公共管理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应当将政府、市场与社会有利于公共管理的积极因素纳入公共管理的统筹范围,将治理诸如珠海卖淫嫖娼这类事件的社会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使公共管理体制对公共管理问题具有标本兼治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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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永斌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禄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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