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19日，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办。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海外的70多位传播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这是新世纪的第一次传播学盛会，其主题为：“新世纪的中国传播研究：创新与发展”。研讨范围包括传播与全球化；WTO与中国传媒；外国传媒与政府如何应对WTO；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网络传播与组织传播；新世纪的传播学理论；传播学基础概念的界定与创新；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大趋势，以及其他相关主题。

一、全球化浪潮中的传播

传播与全球化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巨额资本的迅速流动、资本信息的全球交换，需要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支撑。而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逐渐成熟和广泛普及，则为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基础。这种经济、技术与信息交互作用的关系在当今世界表现得日益突出。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参与信息全球化进程，为我国在新世纪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全球信息交流、文化交流、新闻传播交流和国际舆论交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研究员在其论文《关于信息传播全球化和新世纪初我国传播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中，从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宏观视野出发，就我国面对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浪潮，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信息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动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第一，充分利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特别是网络传播等带来的有利条件，积极主动地参与信息全球化的进程。第二，进一步认识和尊重传播规律，着力加强媒体的内容建设，提高传播效果，让我们的新闻传播和舆论传播在西方主流社会落地生根，逐步影响新世纪世界舆论的格局。当前，最迫切的是加强媒体自身的内容建设，让西方主流社会不仅愿意看中国的新闻传播和舆论传播，而且感到非看不可。我们的传播观念要转变到受众本位上来，新闻报道的手法要与国际接轨，探索与国外主流媒体合作、联营乃至兼并等多种途径，逐步进入外国媒体市场。第三，适应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全球媒体激烈竞争的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逐步实现媒介传播资源的最佳配置，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级媒体超级航母。

信息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媒介产业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邵培仁教授在其论文《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中指出，媒介全球化对媒介的竞争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媒介经营的跨国性，媒介管理的开放性，时间管理的快捷性，经营地点的全球性，媒介竞争的凶猛性。他分析了中国媒介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劣势，主要有：经济实力不强，媒介成分单纯，经营结构单一，资金分配失衡，媒介体制存在缺陷，政府职能存在问题。他认为，面对媒介全球化挑战，中国媒介产业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参与媒介全球化进程，争取媒介全球化权益。二是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和造就媒介人才。三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四是引进与走出兼顾，联合与创新并举。

与会专家学者有关传播与全球化的研讨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因特网及网站，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权力，全球化与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等。可见，传播全球化问题已引起中国传播学界的高度重视，学者们面对全球化浪潮，提出了一些富有真知灼见的对策和建议。

二、网络时代的传播学探索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以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迅速发展成全球化的网络。迄今为止，国际互联网已经接入全世界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01年8月，全球互联网用户5亿多。网络传播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全球信息交换的新平台，所以网络传播自然成为本次传播学研讨会的另一个热点，学者们提交的有关网络传播的论文最多。

浙江大学新闻系张允若教授在其论文《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中指出，网络传播并不是人们所说的“第四媒介”，而是人类传播和精神传播的第二世界（网络世界）。网络传播使人类传播活动出现了新的飞跃，赋予人类传播规律许多新的特点，并使传播规律有了新的延伸和发展。网络传播带来的理论挑战还不在于大众传播理论的调整和更新，而在于传播理论总体性的开拓、提升和创新，并把广义的传播学切实建立起来。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杨伯溆教授在其论文《关于“网众”的社会学理论探索》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网众”进行了理论探索。他认为，因特网是全球化的中枢神经。它在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无限空间并把它们用网络的形式有机地互联在一起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有机体或者说“虚拟人”。就全球化而言，虚拟人的主宰就是跨国公司。而计算机网络则是虚拟人主宰者的中枢神经。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是要把人变成机器或者说把人当成机器来使用；后工业化时代则进而发展到要把人变成坐在电视机前的消费机器；而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则是虚拟人。这种虚拟人在因特网的虚拟空间里构筑起各种虚拟关系的时候，他们也逐渐地失去了公民感、种族、民族和性别等结构性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正趋向于终结，“网众”诞生了。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秦志希教授则强调从宽泛的文化背景中去解读网络传播，在其论文《互联网的“后现代”特征》中指出，互联网的后现代性根源于网络技术本身。互联网的后现代特征，集中表现在对现代文化的消解、颠覆，由此对全球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复杂的影响。网络所表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网络既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化特质，也就要求我们不能以传统的思路、方法对待它，目前特别不能为了加强管理而钳制甚至扼杀它的优势，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凭借这种优势，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世界性散播和复兴的大好机遇。我们必须在一种新的文化视野中审视网络。

网络不仅对全球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而且也改变了人际传播这一古老的传播方式。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仁圣教授在其论文《交互主体性的回归———网络虚拟空间的人际传播》中认为：网络的虚拟空间为人际传播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带来了人际传播在传播方式、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上的新特点，它改变了大众传播单向模式，传受双方在传输过程中新创信息，从而使信息增值。目前，网络中虚拟空间人际传播尚处于无序、不受控制的状态。但是，可以肯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赋予传播主体更大的信息选择、支配权力的同时，通过技术自身的完善、法律法规的管理约束以及传播主体的自律自重，将会走向协调和有序。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网络传播的语境，网络思维方式及其对电视传播的影响，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冲突与合作前景，网络传播与大众文化等进行了广泛研讨，其中不乏创见。

三、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亟需理论上的创新。这也是本次传播学研讨会关注的重大议题。

传播效果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在我国，新闻的有效传播问题，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丁柏铨教授在其论文《再论新闻的有效传播》中，从传者、媒介、受传者（受众）三者协调互动的角度，对新闻有效传播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新闻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传者、媒介、受众三者，围绕新闻信息展开运动并相互作用，其结果，或者是达到平衡（实现有效传播），或者是最终并不能达到平衡（成为无效传播）。三者是否达到平衡，这就构成了有效传播与无效传播的根本区别。有效传播是传者、媒介、受众协调互动的产物。无效传播则是三者之间关系不协调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研究新闻的有效传播，理应从对三者关系的把握切入。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文虎教授在其论文《传播理论研究的大众文化转向》中提出，当今传播理论正呈现出向大众文化转向的新趋势。大众文化肯定了人生意义的平凡性和生存活动的现实要求，突出了日常生活的具体目标，突出世俗生活的回归———人性的回归。如果忽视这一新动向，传播理论研究也就只能在先前早已界定的圈子里打转。

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吴予敏教授在其论文《传播学知识论三题》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学既是社会精致化管理技术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试图摆脱这种媒介控制，挽救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一种努力。这种内在的悖论关系，决定了传播学的领域始终存在两个对立的思维动力。他认为，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真正的困难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缘故，很难将某种理论方法作为贯穿的知识逻辑。但是，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都市化，人们的价值选择和知识兴趣都趋于多元。主导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制度由于一定的多元化而变得更有活力，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是回到人本立场的时候了。

本届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对本次研讨会的近60篇论文进行评审，认为总体水平超过了上次。本次会议一个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新世纪中国传播研究：创新与发展”这一主题的提出。众所周知，传播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西方传入我国，中国传播学研究前期阶段主要是外国著作的翻译整理，洋为中用。20年之后，中国传播学研究已基本跨越了翻译整理阶段，进入了创新与发展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条件包括研究队伍已经成熟。这种创新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定量调查的创新。包括定量调查方法的创新，成果积累的创新。二是理论思考的创新。中国传播学者要提出一些新概念新理论，这些概念和理论不仅符合我国现代化需要，而且能得到国际传播学界的认可。三是对策研究的创新。切实为媒体和现代化发展提出一些有用的方法、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