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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金融面临规则冲击

金融业的开放不仅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先进管理经验,还会考验中国银行业的生存能力

在中国即将正式成为WTO成员之际,放眼国内行行业业,因激烈的国际化竞争可能面临生死之虞的产业也许只有两个:汽车业和金融业。汽车业的关键问题在于质次价高、生产规模小且厂家分散,但由于一些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已率先与外资合作,因此,汽车业面临的生死考验主要是解决个别厂商的规模和效益问题,而金融业面临的问题则要严峻得多。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这里所说的“严峻”进行理解:(1)金融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从性质和程度上说远比汽车业严重得多;(2)如果在WTO的冲击下,中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加剧,那么,它的后果会大大超出汽车行业危机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金融业如何应对WTO冲击问题,并在今后若干年内,将金融改革置于总体经济改革日程表的首位。

难题

WTO与其说是一个维护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联合国,还不如说是一个以经济自由化和透明度为精髓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固化物。一个国家一旦成为WTO成员,它并不是与这个组织建立了经济上的隶属或建制关系,而是要按照自己对这一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游戏规则的承认及承诺去从事商业活动,它所应付的局面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厂商在统一游戏规则之下所展开的经济竞争。“游戏规则统一”,这意味着我们过去所一直强调的“中国特色”不可能再成为在统一大市场中特立独行的借口,对于任何一个WTO的成员来说,应对WTO的最好办法,就是在熟悉和适应WTO游戏规则的基础上正确制定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

WTO的游戏规则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边贸易经验及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制定的,从这一点说,研究中国金融业所面对的WTO冲击,实质上就是要分析中国金融业的制度基础、管理模式、现行政策及运行方式同发达市场国家金融业在上述诸方面有哪些摩擦或冲突之处。从制度和游戏规则说,中国金融业在以下几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

分业经营不合潮流

分业经营是指信贷、保险、证券业的专业化分离经营、严禁交叉开展业务的金融运营模式。这种模式曾被美国、日本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采用,后来被混合经营模式所取代。这种发展趋势的改变是金融资本运动效率化要求的表现,并不是监管当局任意采取的变革行为。其历史背景是,在现代金融活动中,各微观主体只有实行综合化、“中心”式配套金融服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营运成本并为客户提供便利,一个国家如果实行分业经营金融运作模式,各类金融机构就会为规避管制进行业务创新,最终迫使当局废弃分业模式适应各个微观主体追求效率的需求。在各个原本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纷纷改弦更张的同时,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几年来,这一管理模式的弊端已显现多多。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由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可以运用集团化、多元化的经营策略规避中国金融当局的分业管制,因此,中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利率制度僵化

中国金融业以间接融资占绝大比重,全社会的货币资源以储蓄、存款形式流入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系统,这些系统如果不能在利率上有足够的自主权,在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中国并能够广泛开展人民币业务后,就会在存款资源的争夺方面打败仗。虽然在一年多以前,我们中国的货币当局也宣布了利率管制放松计划,但直至现在,还没有看到明确的时间表和大的改革动作出台。

国有金融机构缺少有力激励

自1998年以来,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风险内控机制普遍得到了强化,银行违规贷款责任甚至可以诉诸刑律,在有些系统还建立了终身责任追查制度,但是,相应的激励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这种缺少有效激励机制的分配制度一是囿于旧体制下形成的“大锅饭”分配传统,二是几乎在所有的巨无霸式的银行里高额收入分配既受金融财政监管限制又缺少足够的效率或效益来支撑。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在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后,必然会使优秀业务人才大量流失成为普遍现象。

国有产权比重过高

我们的金融体系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诸如:银行系统不良资产比重居高不下、股票市场为国企圈钱服务、保险机构服务质量低下等等,所有这些给国民带来不快或不良预期的东西,其实不过是金融业中一种“放大式的国企病”而已。而进行制度性改革只有从产权改革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在申请加入WTO时就知道,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WTO不接纳计划经济国家;我们在成为WTO成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时也应该时时注意,国有经济及国有制企业也与WTO原则所体现的市场经济规律在许多方面不相容。只有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包括金融体系的产权结构进行重新构造,我们才能适应WTO冲击后可能遇到的新形势。

透视

近年来,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说法,即:“中国的金融改革已落后于总体经济改革,金融改革已成为总体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种拖曳因素”。

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在全社会资源分配和再分配中占有绝大比重。金融体系的运行是否安全有效率,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的表现和全社会的资源配置质量,正因为这一点,对金融改革必须坚持积极而又稳健的方针。在这里,所谓“积极”就是要加快改革的步调,所谓“稳健”则是要注意改革的质量。

毫无疑问,回顾22年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中金融改革走过的道路,我们也的的确确应该在“速度”和“质量”两方面进行一下反思。

从金融改革速度方面说,有三个问题表现尤为突出:

(1)多年来决策层对金融机构产权多元化的认识一直未提到应有的被重视地位。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组织体系改革,但这种改革总是停留在各类机构的设置或裁并上,并没有触及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金融机构产权和出资人制度进行多元化改造这个实质性问题,我们总是认为只有国家控制金融业才能带来最大限度的金融安全,但实际经济运行结果告诉我们:国家对金融业的高度垄断及国有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在产权上的同构性,正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滋生的主要根源;

(2)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上,至今还没有建立一个能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资本市场。对拟议中的创业板股票市场,公众目前得到的是无限期推迟的信息;已关掉的地方性26个场外交易中心,在整顿之后能否重新开设或部分开设,现在仍不得而知,时至今日,中小企业发展中融资难的问题已成了影响结构性调整和增加就业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

(3)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改革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招法和套路。这五大系统一直在中国货币资源的分配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的改革进展状况将直接影响中国总体金融改革的进程。

金融改革的质量也是一个更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应当指出,所谓改革是指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变革行为,并不是能简单地将所有的变动措施都称之为“改革”,而且,任何一项改革是否有质量还依赖于经济运行实践的检验。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检验近些年来的各项改革举措,我们会发现,在金融领域的的确确存在着所谓“改革质量不高”的问题。试举几例,如

(1)建立股票市场本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本供给制度改革,但由于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将资本市场主要当成为国企脱贫解困的一种手段,因而使得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不仅难以提高,而且还蕴含了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建立“九加二”的中央银行大区行制度原本要解决中央银行按行政区划设置、就地监管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干预过多问题,但九大区行设后辅之以333个中心支行制度,事实上既没有解决地方政府干预问题,还使得实际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心支行由于级别较低从而在权威方面遭到了弱化;

(3)建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不良资产从立意上说是为了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银行不良资产的专业化机构的有效运作尽量盘活不良金融资产,用分账经营和资产剥离的方式减轻母体银行的经营负担,但经济运行的结果显示,一方面,不良资产剥离后的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仍然以较高的比例攀升,另一方面,不良资产一直划入资产管理公司,就使得金融资产“从呆到死”合法化,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这些资产时的不当行为又使得这种处理本身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合法形式。

(4)成立三大政策性银行并没有显现出积极效果。若干年前,按照一些专家的诊断,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病根在于政策性贷款和普通商业贷款界限不清,只要另设立政策性银行,就可以解决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问题,可是近年来的金融运行实践已对这一当初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举措”做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5)B股市场对国内居民开放是一个严重的策略失误。作为2001年资本市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B股市场对国内居民开放本来是利用居民外币储蓄推动B股市场建设步伐的一个良好时机,但由于某些策略失当,使其产生了外资大赚特赚后抽脱资本而国内老百姓被高价位股票套牢的不正常现象。

(6)农村的准金融组织基金会在成立时也被当成试点性改革行为,但其实践结果极不理想。这类金融改革质量不高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现在,在中国即将成为WTO成员并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性冲击的时候,我们希望中国的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的一面能尽快得到修补和强化,而修补和强化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建立科学合理的改革决策机制和决策纠错机制,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并尽可能地提高金融改革质量,回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在二十二年中值得称道和自豪的金融改革不是没有,但却实在不多,中国加入WTO后,金融从部分开放到全部开放的过渡安排期只有五年,五年与二十二年相比,要短三倍还多,由此可见改革的紧迫性。

对策

早在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就提出了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建成“现代金融体系”的宏大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金融业面临着很多项艰巨的改革任务,一年多以前,我曾试开列一份所谓的“金融改革清单”,内容有:

1.加大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结构调整力度;

2.对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化改造;

3.对中小型金融机构实施重组、联合或兼并性调整;

4.尽快完成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

5.根据FSA的基本原则及其他相关国际金融监管文件,立足中国国情,着手完善和修订金融管理法规;

6.加大金融系统干部制度的改革力度,营利性金融机构应立即取消行政级别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行金融管理者的聘任及选拔制度;

7.对目前的金融财政监管方式实行彻底改革;

8.加速利率市场化步伐;

9.逐步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使中国的金融不仅对外开放而且还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10.按照“实存资金、适时清算”的方针将现有的低效多重联行制度改造成为由中央银行统一进行的大、小额清算支付体系;

11.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能为广大农民提供融资服务的真正的合作金融体制;

12.加速商业票据市场建设,转换货币政策工具的依赖重点,充分运用贴现手段解决目前的货币政策扩张无力问题;

13.创造条件转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积极稳健地向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过渡;

14.在积极筹备二板股票市场的同时,对已关闭的26个场外交易中心进行调查审核,在适当的时候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在全国重开8~10个场外交易市场,使之能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创业资本撤出及企业价值评估等服务;

15.允许保险业进行自主产品创新和多元化投资,特别应鼓励寿险机构从事有利于建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产品创新;

16.重新构建微观信用基础,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监管中的作用;

17.改变现行三权分立式金融监管模式,使中央银行成为独立于政府的最高金融监管当局,证券和保险监管或附属于中央银行,或社会中介化。

18.尽快完成由“一逾两呆”向“五级分类”的过渡,对银行呆账准备金提留及冲抵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19.制定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技术改造,该项投入可视作金融企业的研发费用支出冲抵营业税额;

20.为加速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建设,对国外创业资本进入国内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实行优先审批制度,并放松该项目领域中的资本管制,以允许撤出吸引外资进入。

现在看来,我们应该用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择其大要提出几项需在中国加入WTO后五年过渡安排期中优先考虑的改革课题,我的粗浅意见如下:

(1)以提高金融资本运行效率为目的的改分业经营模式为混业经营模式,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可从事交叉性业务;

(2)以降低管理成本和工资成本为目标鼓励各类机构进行重组和裁员;

(3)加速利率市场化步伐,并以创业资本相对自由退出为突破口放松资本项目管制;

(4)商业性金融机构取消行政级别制,在任用人才上可以不拘一格,将事业激励和经济激励相结合;(5)降低金融行业进入壁垒,让国内民营资本以参股、购并、新设机构等方式进入金融领域,降低金融业的国有化垄断程度;

(6)尽快开设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的创业板股票市场和地方性场外交易市场。

编辑:谭洪宝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1年11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