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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再"逗"余秋雨
2003年7月10日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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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出130多处文史疏漏 余秋雨散文再遭质疑]

[名人访谈: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

6月27日下午,笔者前往《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作者金文明先生的寓所,就日前《深圳商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上刊发的《被“咬”者的回答——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一文进行采访。为便于读者的对照阅读,我们基本沿用了《被“咬”者的回答》一文的访谈结构并就该文中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采访。

“死文字”与“活文字”和胡适

笔者:金先生,你最近出版的专著《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中批评余秋雨把“致仕”一词用错了。余秋雨先生认为: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经典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他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金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文明:诡辩是余先生一贯使用的手法。他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诡辩,让他在世人面前进一步出尽了洋相。余秋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文中的原话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致仕”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人们只有在谈到古代人物的生平行历时才偶尔使用,必须符合古义,不能任意发挥创造,一走样别人就看不懂了。

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到去创造新义吗?所谓“新义”不是哪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推广,约定俗成。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这是语言学的常识。现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没有用过,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无一用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独家创造!如果他是个人念念有词地乱说,别人无法干涉,但想要强加给广大的读者,恐怕是办不到的。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某些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让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他的名声再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曾经把他强行按纳在“真空与卖国之间”;一旦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

当然,时过境迁,应该允许一个人转变。过去他在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的评价,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并且也向我们推荐读他评《水浒》的言论,称为“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我按照你的“指示”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你又耳提而命,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论,不过你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

究竟是谁在曲解历史人物?

笔者:你批评余秋雨在《都江堰》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武断地断定李冰在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余秋雨反驳说:他在李冰研上花过不少功夫,既然你自称参与编纂《辞海》,“那就翻翻你的《辞海》吧。”这个年代明明白白地印在《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中,尽管书里的起止年份与他的考证不尽相同。他问你,“难道是《辞海》纯属杜撰吗?”

▲金文明:由于史料的欠缺,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从未见有明文的记载。《辞海》“李冰”条明明讲李冰是在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为蜀郡守的,余秋雨凭的什么法道,竟然一口咬定是公元前251年呢?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法跟《辞海》不完全相同,于是就又用一句空话来搪塞,但就是不提任何根据。记得他在谈到某个学术界一时无法考定的年份时,往往喜欢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书中对此有专章的论述,读者自可参阅。

余先生还就此说我“给全国读者开了个大玩笑”,其实开这个大玩笑的是他而不是我。关于“李冰”任蜀守的时间,他让读者去查《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30多位朋友和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在1422页上根本查不到,问我余秋雨是否另有辞书社专赠给他这位“编写人”的秘本。我笑着回答,不可能有什么“秘本”。你们查的大概是三卷本,既然查不到,那肯定是缩印本的页码。有人没有买过缩印本,还特地跑到辞书社门市部书架上去翻查才算查到,用了整整一个上午,还花了四元车费。余先生家里不会没有三卷本,但他偏偏找了个缩印本的页码,又不按规矩说明一下——这也许是他治学作风粗疏的一贯表现,结果让这么多读者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个玩笑也实在开得太大了!

笔者:你认为“沈万三”是正确写法,而写作“沈万山”是错误的。他辩答说,还是请你再翻一翻《辞海》。《辞海》的1015页有记载,那位神秘的富豪正名为沈万山,别名沈万三。他还说:“金文明说,这个人排行第三,就不可能叫沈万山了,这太可笑了,而且所谓‘排行老三’的资料也不可靠”。

▲金文明:我为了考证是“沈万三”还是“沈万山”,查检了10多种明、清以来的史料,连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也引用了,哪有不查《辞海》之理?我认为《辞海》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工具书,绝大部分条目的释文都正确无误,经得起考验。但个别地方还是可以商榷的。以“沈万山”为正名就是一例。我纠错的对象也包括《辞海》该条在内,可供其今后修订时参考。但文中没有点到《辞海》。我认为辞书社的领导和编辑最可贵的精神就是从善如流,有错必纠。余秋雨浅薄无理、拒谏饰非的态度,跟他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辞书社社长李伟国同志已经主动向我要书,可能就是要看看书中提供的史料是否对今后的修订有所帮助。我本来也想送一本给余秋雨,但看了他6月26日的“回应”,决定不送了。我知道他很想看这本书,否则就不会那样东查西翻,还没有见书就凭报上转载的简单问答题来大放厥辞了。我的考证如果真是那么简单,还会写这本书吗?我光是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和近人的研究著作就有170种之多,跟他那信口开河的所谓“大文化思考”是根本不同的。我的那篇《为江南首富沈万三正名》,考证一个人名就写了4千多字,还专门去了一趟周庄。是不是可靠,有没有根据,读者看了自会明白,这里不再多说了。

笔者:你认为沈厅是沈万三后代修的,而不是他本人。余秋雨在此又犯了一个错误。余秋雨先生说,他手边的文汇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简要读本》,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他问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他又表示,写那篇文章初稿时他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而你利用他研究出来的成果,去反“咬”他初稿中的模糊,这种做法有点戏弄读者。请问是这样吗?

▲金文明:余秋雨又在撒谎。“戏弄读者”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写文章初稿时“对沈厅的建造时间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点模糊,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写清楚了”。他什么时写初稿我不清楚,但他在2003年3月《文化苦旅》最新版本中还是这样说的:“这个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2003年3月距今不到3个月,这总是余秋雨研究清楚以后的观点吧。怎么现在又甩出来一个《余秋雨简要读本》呢?它的出版总不会晚于2003年3月吧?余秋雨的最新研究成果,究竟以早出的“简要读本”为准呢,还是以后出的新版《文化苦旅》为准?

何况他急匆匆地抛出来的这个“简要读本”,其说法也还是错误的。“简要读本”把“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居所”一句,改为“据说与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和他的后代有关”。这种模棱两可的写法,活现出余秋雨捉襟见肘的无奈窘态和遮羞盖丑的良苦用心,哪里谈得上什么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简直是一笔糊涂账!他还是坚持沈厅与“江南首富沈万山……有关”,这不是活见鬼吗?至于所谓“和他的后代有关”,也是羞羞答答的说法。沈厅就是后人建造的,怎么会仅仅是“有关”呢?所以,余秋雨说自己“很快就写清楚”了,应当把“清楚”二字改成“模糊”才对。这种“戏弄读者”的模糊研究成果,白送给我还嫌讨厌,叫我怎么去利用它呢?

还有,余秋雨说“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研究确定沈万山生前在周庄居住的准确地点”。我可以明告余先生,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已经考清楚了。别再无谓地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不妨去买一本看看,把其中用得着的材料抄进你的最新版“简要读本”中去,只要不注明来源就行。

笔者:你《石破天惊逗秋雨》书中称,“历史早有定论:林和靖‘不娶,无子’。史称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余秋雨要推翻这个定论,但毫无根据”。余秋雨的回答是: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林可山的人,自称是林和靖的七世孙。一个叫姜石帚的人曾经因此作诗:“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儿孙?”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认为林和靖有妻有子。他倒并不过于相信有关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觉得能写出《长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并非你所说的“毫无根据”。并表示如果你真想涉猎一下这个问题,他可以给你开一点书目。

▲金文明:关于林和靖是否有妻有子的问题,我已在书中考得一清二楚。余先生提到的“林可山”,此人本名林洪,字龙发,号可山,是个文化骗子。他在《山家清供》中称林和靖为“吾翁”(就是“我父亲”的意思),而在他的另一部笔记《山家清事》中摇身一变,又成了林和靖的七世孙。对这个骗子的伎俩,当时的学者陈世崇、韦居安等早已有所揭发和讽刺。据查证,林洪生活在南宋末,而林和靖则为北宋前期人,两者相距200多年。这样荒唐的作伪行径,真让人笑掉了大牙。

余先生至今还在坚持“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观点,他的唯一依据,是林和靖写过一首《长相思》词,我把它抄在这里: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你们能从这首词里找到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证据吗?但我们的余先生就能,他只用“林和靖必然有过深刻的恋情体验”一句话,就把子虚乌有的事情变成了真实的历史。这就是余秋雨“大文化思考”的最本质的体现。有人说这是“鬼画符”,你们看像不像。

余秋雨还说:“很多文化大师也偏向于这一观点。”“文化”而且“大师”,确实够吓人的。但都有哪些人呢?他就是一个也不举出来。这是余先生一贯的作派。我斗胆揣测,这“许多文化大师”,八成儿是指他和曹聚仁先生两人。因为在当代的文化名人中除此而外,找不到第三个。如果有,就请他指出来,再把书目开给我。我一定洗眼恭看,讲得对,保证接受,并从书中撤掉我这篇文章。

笔者:你《石破天惊逗秋雨》书中说,据文献记载,除嵇康外,《广陵散》别有传承。嵇康死后,此曲并未绝响,仍在民间流传。余秋雨错误地把《广陵散》当作是由嵇康一脉相传的。对此余秋雨的回答是:你完全是在伪造他的意思。他明明是说,嵇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其他的《广陵散》虽然同名却天差地别,不是嵇康的。嵇康死得那么早,怎么可能去给漫长的历史“一脉相传”一支名曲?民间别有传承的,又怎么可能是嵇康的曲子?这就等于,他说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千古绝唱,你说:“不是,据文献记载,苏东坡死后仍有人写《念奴娇》。”认为你这种先伪造出一个问题来再大声说“不是”的做法,很不光彩。你怎么看?

▲金文明:事实胜于雄辩。关于嵇康与《广陵散》,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中是这样写的:

他(嵇康)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寓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淼不可寻。(同上,第283页)

根据余秋雨的上述描写,完全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广陵散》是由嵇康一脉相传的。余先生说:“嵇康的《广陵散》在他死后已成绝响,其他的《广陵散》虽然同名却天差地别。”这样的断语实在荒唐。古代所有的史料和当代的余嘉锡、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专家学者从来没有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广陵散》乐曲。余秋雨听过嵇康弹奏的《广陵散》吗?听过“其他的《广陵散》”吗?我说他是不可能听到的。那他判断有两种《广陵散》的根据何在呢?难道他的大文化历史思考就都是这种信口开河的空论吗?

他举的那个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例子,又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缠。苏轼的这首词是他自己的创作,死后不可能有人继作,当然成了绝响。但《广陵散》是嵇康以前别人创作的乐曲,大量史料证明,在嵇康的生前死后都有人听到,南宋时还有曲谱流传。怎么会由他的一句空话就否定得了呢?

笔者:余秋雨说你设计一个问题:“康熙皇帝编过《康熙字典》吗?”你又自己回答道:“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余秋雨认为,你用这么愚蠢的问题来强加给他,其实连小学生也知道,康熙皇帝不可能自己编《康熙字典》。这是怎么回事?

▲金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余秋雨的论战手法实在可以让人叹为观止。关于《康熙字典》的问题,首发在《济南日报》上,原来的问答是这样的:

问:康熙皇帝编过《康熙词典》吗?答:康熙只让人编过《康熙字典》,《康熙词典》之名是杜撰的。

表达的意思一清二楚。谁知到了余先生口中,“词典”被他改成了“字典”,答语中的那句话变成了“《康熙字典》之名是杜撰。”这样,我便被他丑化成了知识低下、一窍不通的傻瓜。他也趁此机会过足了一把胜利瘾。他还举了一个《康熙字典》的书例,说明自己没有写错,但就是把《文化苦旅·狼山脚下》明明白白地印着的“《康熙词典》”避开了。这世界上哪来的“《康熙词典》”呀?对于这样不顾论辩规则的对手,你拿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笔者:你还认为余秋雨错把金圣叹写成大明的忠臣。余秋雨说,他的原文是:“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才子,当然不算“忠臣”。你又在歪曲他了。《辞海》说金圣叹“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他问你:他和《辞海》错在哪里?

▲金文明:读者根据他那段原文的逻辑,当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金圣叹因痛哭(大明的灭亡)而被杀;金圣叹是大明王朝的忠臣。但事实上是,“哭庙案”并不是哭大明王朝的,而是清初吴县诸生为了抗议贪赃枉法的县令而进行的“抗粮哭庙”。“庙”指的是文庙(即孔庙),而不是明朝皇帝的“宗庙”。余秋雨在这里恐怕是把“哭庙”当作“哭明”了吧。

《辞海》说金圣叹“以哭庙案被杀”,可以理解为“受哭庙案牵连而被杀”。根据当代学者的考证,金圣叹并没有参加聚众哭庙的行列,他是后来被牵连进去的。余秋雨对金圣叹的一生蒙然无知,还要痴人说梦似地大谈什么“哭声震天”,实在是不应该的。

仅仅是“排错、印错”吗?

笔者:你在书中给他指出了126个"差错",余秋雨表示他也承认自己的书里有一些显然排错、印错的字。例如把“僔”排成了“樽”,把“钺”排成了“铖”,把“叶昌炽”排成了“叶炽昌”。并表示本来应该向你道谢的,但后来一看你这些天造出来的“石破天惊”的声势,觉得味道实在太不对了,只得免除这个礼仪。同时称像你这样“顷刻之间把每一个错排当作严重的文化事件在南北报刊上发出整版声讨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你有什么看法?

▲金文明:余秋雨的这段话,充分证明了我事先对他的估计。他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文化“强人”。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历史散文”中存在任何差错的。有些实在无法否认的人名差错,他会一古脑儿地推给被他定性为“记忆性文化族群”的电脑打字员和校对员。其实这种“鸵鸟式”的战斗方法帮不了他什么忙。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一文的“篇后附记”中,余秋雨三次写到五代的吴越忠懿王钱俶,都把他错成了“钱俶常”,这能说是打字员和校对人员的责任吗?在同书《道士塔》一文中,他把“叶昌炽”倒成“叶炽昌”,十年来所有的版本都一直不改,这能说是排校差错吗?每一版重印前,你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总是把责任推给曾经为你的书出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编辑和排校人员呢?

关于“叶炽昌”的错误,上海大学出版社《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的编写者在注解中已经发现并把它改正了,只是没有同时指出余秋雨原书中的错误。结果给这本“导读”的使用者带来了麻烦。听说上海有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手持“导读”对学生讲解,当他读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正版《文化苦旅》站起来发问:“老师,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叶炽昌’,你怎么说成‘叶昌炽’呢?”那位语文老师红着脸说:“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这本‘导读’没有好好校对,把人家名字给颠倒了,真是!”就这样,已经纠正了的差错又被错了回去。

我听了这个笑话实在笑不出来。作为“青年导师”的余秋雨先生,难道他就不感到一丝内疚吗?

"咬嚼派"与中华文化

笔者:余秋雨称你已从"咬文"发展到大张旗鼓地"咬人"。并称你的愤怒可能缘于他从节约原则出发让你们不要再邮寄《咬文嚼字》给他。他还对《咬文嚼字》杂志作了批评。他称“咬嚼派”,“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认为“咬嚼派”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起巨大创造力”和“与国际接轨”。并劝告你们“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邪门了”。此外,余秋雨说想就你这本书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要从你及“咬嚼派”的谬误中“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大问题”。你有何看法?

▲金文明:早在上个世纪,在余秋雨自称为“节约”起见而退回出版社寄赠的杂志以前,我早就开始“咬嚼”他了。抓一下他书中确实存在的文史知识差错,怎么就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巨大的创造力”和“与国际接轨”呢?这完全是两码事嘛。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是任何一位严肃学者起码的治学前提。何况他的100多处差错里,很多不只是一般文字差错,而是涉及到立论基础的重要史料差错。

他的所谓“历史大散文”,谈起历史来,经常可以完全不顾史实,什么凿空架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技巧都可以使出来,甚至不惜篡改史料来证成自己荒谬的观点。例如: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一文中,有位名叫陈景元的道士,厌倦了京城官场生活,对王安石说了自己的苦恼。王安石把他的话用一首五言诗记下来,替他题在太乙宫道观的墙壁上。原诗是:

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

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

这里明明是道士陈景元的话,但余秋雨为了证明王安石一心要归老天柱山,就把这首诗硬拉到王安石头上,将末句的“庐山”篡改为“潜山”(天柱山别名)。这样,道士陈景元所说的“庐山归去来”,就变成了王安石的“潜山归去来”。为了掩人耳目,余秋雨还将四句诗拆成两半,分开引录,而且不出篇名,不对涉及人物作片言只语的交代。这种罕见的作伪手段,实在是闻所未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是决不会干出这种毫无文德的事来的。这才是真正的“邪门”!这种人还要侈谈什么“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引导年轻人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岂不惭惶煞人!

余秋雨以前曾把我们这些抓他文史差错的人划入“记忆性文化族群”,现在他又奉送给我一顶“咬嚼派”的桂冠,还说什么把他“连毛孔都咬到了”。我可以在这里明告余秋雨先生:你如果还是坚持不改正自己书中无可辩驳的差错,继续贻误广大的读者,那么我不但要“咬”到你的毛孔,还要进一步“咬”到你的骨髓,“咬”到你的灵魂。

这个“咬”不过是个比喻用法,就是咬他的书,咬他的文。为了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了清除打着“大文化思考”的旗帜,实际上在糟蹋中华文化的造假作伪的恶劣学风,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他说要“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我当然无权干涉,但实在替他捏着一把汗。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但良好的感觉代替不了客观的学问功底。记得去年五月,我在田林东路一家书店碰到一位澳籍华人蔡先生。虽属初交,但相谈甚欢。蔡先生说起对他的印象,不妨在这里转述一下:“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语言流畅优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很有影响。但文史功底不够,毛病不少。我跟余先生是朋友,最近北京有友人来电让我转告他:别再碰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了,免得出洋相。”

我当时听了没有吭声,今天想起来,这种劝告确是苦口良药。

我对余秋雨也有一劝告

笔者:余秋雨给了你一个劝告: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先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下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办法评判。并对你“《辞海》编写者”以及“《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表示怀疑。同时他也表示“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称你有可能是《汉语大词典》的“匿名编委”或《辞海》的“外援编纂”。另外,余秋雨称曾经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你。余秋雨说:“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编辑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这话怎么理解?

▲金文明:这是余秋雨自以为得计的阴损我的最毒的一手。他本来不是说要就文谈文、就事论事吗?可现在他却故意借用别人之口,把20多年前早已尘封的往事旧账翻出来,企图干扰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论辩。其实谁都知道,对他的“历史散文“作出批评,跟批评者的职务和学术地位毫不相干。哪怕是个中学生吧,只要批评得正确,被批评者都应当欢迎并接受。为什么硬要扯到学术论辩以外的事情上去呢?

凡是稍稍年长的读者,看了他这段似曾相识的行文风格,一定记忆犹新,发出会心的一笑。你看他装腔作势,说什么“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打长途电话给他,报告《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金文明,《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我的名字。于是我这个批评他文史差错的老头儿,一下子成了欺世盗名的“骗子”。特别仁慈的余秋雨还特别关照我,“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而且还专门为我设置了“匿名编委”、“外援编纂”的台阶,帮我摆脱困境。我可真要感激涕零地对他脱帽三鞠躬了。

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在这里把这两件事的真相公布如下:(一)我是1972年到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是《辞海》第一次修订版(1979年版)的正式编辑,参加了修订的全过程。该书出版时已经列名。1979年借调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没有再参加1989、1999两版的修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编辑工作人员”名单“1979年参加者”下,找到跟冯英子、束纫秋、赵超构(《新民晚报》社老社长林放)排在一起的“金文明”。(二)我是1980年10月27日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联合下达的文件中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的。现将《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87期(1980年12月25日印发)所载文件的内容原文转录如下:

陈落同志等二十一人增补为编委会成员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编委会成员二十一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方福仁、孙家遂、杨金鼎、沈幼征、金文明、张拱贵、张鼎三、赵应铎、赵恩柱、祝见山、夏云璧、徐鹏、钱小云、黄典诚、傅元恺、曾华强。

众所周知,《汉语大词典》编委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学术资格和称谓。一经正式任命,而且原任命部委未予撤销,即伴随终身,任何人都无权否定。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介绍中写的是:“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主任”。“曾任”二字就说明我“曾经担任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至于为什么在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这一点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因为他涉及到一位已故的前辈,《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当年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在他生前已经和解,我不愿意再去烦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所以几家媒体都一再要我谈这段历史,我都一概谢绝。

现在余秋雨用旁敲侧击、隐射暗示等手法,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明明白白地提示读者:金文明在当年罗老的心目中是个坏人。在讨论纯属学术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早已长眠在地下的罗老拉出来当剑使呢?这样的手段跟你头上“著名学者”、“文化史学家”的桂冠相称吗?余秋雨的这一行径,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伤害。我有权利要求余秋雨把罗竹风对他说了些什么全部公布出来。说吧,尽量地抖搂出来,不要再犹豫了。我是不可能告你的。因为即使有话,都是罗老生前说的,不过借你的口传达出来而已。万一有什么不实之词,要告也只能“告”罗老了。

在余秋雨“揭露”我以前,我先自己交待一下:为什么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那是因为在第一卷出版时被人删去了。前面说过,我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一`职,是由国家两个部委于1980年正式发文任命的,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撤销过。因此,在编委会名单中删去我的名字是不合法的,当时所借口的理由(我中途离开,从汉大编纂处回辞书社)也是站不住脚的。罗老作为当时的主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这件事严重地伤害了我。但主要的肇事者却躲在幕后,极尽造谣挑拨之能事,并借罗老之手达到了他的目的。当时我一腔怨愤,都发在了罗老头上,还为此引发了一场上海出版界尽人皆知的著作权诉讼案。有关情况,现在还可以从互联网上看到。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有过于冲动不够冷静之处。我本来完全可以主动去找罗老,向他说清情况,争取纠正那个错误决定的。但我没有这样做。以后罗老并没有记恨于我,还在我评定高级职称时说了比较公道的话。我知道以后,又想到他过去对我业务上的信赖和支持,心情逐渐平静。

后来,有关领导曾向他提出过恢复我编委署名的建议。但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此事未能实现。罗老在病重期间,我特地去华东医院看望他,当时已是晚上九点,他一听是我,马上翻身起床,同我谈了三刻多钟,问起我别后的工作和治学的情况。至此,我们俩已经消除前嫌,重新和解了。他去世以后,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当时,我在上海辞书界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我主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也已问世,而且被香港的《新四库全书》(电子版)收为配套的工具书。为了我曾经耗费过无数心血的《汉语大词典》事业的发展,我应邀担任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参与审定简编本的工作。在1998年该书出版时,我写了六千字的长文加以评述和推荐。当时的社长阮锦荣先生,为了弥补过去对我的不公正做法,经请示后,决定在该书编委名单上,补到上我的名字。

为了回答余秋雨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不能不将自己与罗老生前关系的那段经历公之于众。这实在是被余秋雨逼出来的。我一生光明磊落,以淡泊宁静自律。我的政治立场,我的工作作风、业务水平和为人,大家可以向上海辞书界的前辈去了解。我在这里介绍几位:巢峰(中国辞书学会会长、辞书出版社原社长)、束纫秋(原《新民晚报》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老领导)、冯英子(新闻界老前辈)、张林岚(《新民晚报》老前辈)。

最后,我在此也劝告余先生一句:不要动辄祭出所谓事物会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法宝和你一贯的那种做派,来为自己错漏百出、"欺世盗名"的“文化学者生涯”遮羞了!

 
 
编辑:吴麒敏   来源:东方网  作者:杨林成(特约) 牛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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